评首富张茵：资本家，永远是资本家
巡夜人
此次两会召开，盛况空前。新闻媒体也都很重视，报道得都很多。自从政协开幕，《新闻联播》就经常用了一句“敢说真话”，3月5日人大开会又听到了同样的评价，而且是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讨论时亲自说的。
敢说真话是好事。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凄凄。这句话不知道长得很智慧的儒学权威于丹女士如何诠释，是否认为这里的“小人”和“唯女子与小人”里的一样，都是指小孩。以普通人所知的孔夫子时代的涵义，小人大体是黔首，如今就是靠出卖劳动力糊口的劳动阶级了（马克思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君子是指贵族，如今贵族早已绝迹，就是资本爆发户了（马克思说，经济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不用汗流浃背）。两千多年后的中国，还遵循着孔夫子总结出来的规律。鲁迅先生也说过，中国的下等人有一种上等人很不屑的怪脾气，就是你问他什么，他总是吞吞吐吐不肯讲。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总是含糊几句给你糊弄过去。爆发户们坦荡荡，什么都敢肆无忌惮的讲。而黔首们则小心翼翼，惟恐惹祸上身。
此次两会，君子的代表是政协委员张茵女士，小人的代表是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的康厚明。康厚明在3月3日“飞信访谈间”回答了20多个问题，说了一个心愿（“用打工的钱来买稍微便宜一些的房子”），一个提案（“农民工社保一卡通”），一个看法（“正式工和农民工在待遇方面还是有差别的，这是一个需要逐渐解决的问题”），一个建议（“很多农民工自己可能就不愿意签合同”）。康代表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小人不肯多说甚至不肯多想的传统，心愿是妄想，提案是随大溜，看法是自我安慰，建议是扯淡。
相反张茵女士就坦荡多了。张委员茵女士，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51岁，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上成为内地首富，《福布斯》富豪榜名列第五，掌控着“全球最大的包装用纸和废纸回收公司”美国中南有限公司（简称“美国中南公司”，AmericaChungNam）和“中国最大的箱板纸生产商”香港上市公司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玖龙纸业”，NineDragonsPaper，2689.HK）。后者在上市不到半年内，即以上乘的市场表现，成为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环球指数、标准指数的成分股，并加入香港恒生综合指数。2006年，根据公开资料，玖龙纸业的控股股东是：Best Result Holding Limited（一家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的离岸公司，简称“Best Result”）、Max Dragon Profits Limited（亦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简称“Max Dragon”）、张茵（黑龙江人，持香港护照，但是1990年已和男人一起移民美国）、刘名中（台胞，张茵的男人）、张成飞（张茵的弟弟）和张秀红（张茵的妹妹）。张茵、刘名中、张成飞均是透过Best Result共同享有玖龙纸业99.6％的权益，张秀红则透过Max Dragon享有玖龙纸业另外0.4％的权益。在Best Result已发行的股本中，张茵享有55.65％（假定另外的37.1％权益与刘名中平均分割），刘名中享有18.55％，张成飞享有25.8％（据玖龙纸业招股章程的释义部分所述）。
2005年，美国每年可再生利用废纸中的1/7被中南输出，而中国再生造纸原料的1/4以上由中南输入。玖龙纸业在东莞市麻涌镇的1353亩土地上建筑了35万平方米厂房，土地成本仅为每亩2万；江苏太仓所获3839亩土地的买入单价则在8~8.6万元；内蒙扎兰屯739亩土地单价为6.7万元。2005年底，玖龙系在大陆持有物业(厂房、土地、楼宇等)估值达24.61亿元。除了纸业，张委员还在玖龙纸业东莞基地拥有总装机容量351兆瓦热电机组，相当于一个中型发电厂，在太仓基地的拥有装机容量也达到240兆瓦的热电厂，不仅保证本企业充足的电力供应，还缓解了当地电力紧张局面。拥有两个25万吨级上流蓄水池、日处理量10万吨的海水淡化厂及完善的污水循环利用设施保证生产用水。玖龙纸业还有50万吨级原料库、8万吨级成品库和1万吨级半成品库。另外，还拥有350辆重型卡车组成的车队和太仓港可接驳5万吨级货船的货运码头。
从这些信息和数据中可以看出张委员的财富来自何处。张委员说过，“如果是靠努力赚到的钱，那他就应该受到尊重。”她的努力确实成功。大陆出身，来历不明（1985年，27岁的张茵带着3万元人民币去了香港，1985年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53元，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1148元，且那个时代3万人民币如何出境也很值得玩味），入香港籍，成为港人；1990年移民美国；企业香港注册，享受外商各种优惠待遇，资本转移到英属处女群岛，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这是很多大陆资本家都早已经熟悉的伎俩，所以在中国每年大量的外资投入中到底有多少是改头换面的中资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与当地政府勾结低价买入土地；廉价劳动力（“尽管张茵习惯采取的是‘人海’经营方式，玖龙纸业公开的员工数量是理文造纸的两倍，但在庞大的业务量支撑之下，这些人力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来自2006年12月06日《金融界 赢周刊》）；还有前边没提到的上市圈钱（“上市前，玖龙纸业的负债率高达232％。……根据公开资料，上市后筹得资金一部分将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可将负债比率降至78％至89.6％的水平。”——来自2006年12月06日《金融界 赢周刊》）。
这么令人尊重的成功的张委员，政协上坦荡的提出了三个议案。一个是完善《劳动合同法》，取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无固定限期劳动合同”。张女士威胁道，“就像《劳动合同法》，如果处理得不好，我们在20年里完整的产业链断掉，可能人家会去接这个成果了。”“一个企业当然需要找竞争能力了，用工成本是每个企业都非常关注的。我们（珠三角）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了。所以（国家）定方针政策非常关键，要让大家能够接受。”而张女士几年前接受采访时，还动情的说过，“我虽然居住在美国，但我的事业在中国。”“目前中国的经济秩序越来越好，投资环境越来越稳定，今后她还将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在中国赚的钱一分也不会带走，要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还有着比她的财富更令人尊重的传说中的她的产业报国梦。如今一个《劳动合同法》，一项“无限期合同”，就摧毁了她所有的信念和梦想。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在20年里完整的产业链断掉，可能人家会去接这个成果”），工人是贪婪的（“我们（珠三角）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了”），政府是不明智的（“定方针政策非常关键，要让大家能够接受”）。
问题在于，即使是令人“无固定限期”恐慌的《劳动合同法》，也只是在《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内容而已，并没有要求企业对员工负责到底。如果企业或者员工发生符合条件的情况，合同还是可以解除的。而且自称“能赚钱、会赚钱”的张委员茵女士，自然会把企业越做越大，总是要雇佣工人的，为什么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会让她这么敏感呢？很简单，正如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某女委员所说的，那是因为她的企业就是劳动密集型。取消无固定限期劳动合同，她可以不停的保持人员流动，可以继续雇佣大量的临时工，用工资相对较低的新员工来顶替掉老员工，继续把“人工成本”保持在低位罢了。而如果老员工敢不老实，也可以终止劳动合同以示惩罚。所以她不“能够接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逆势而动，声称“投资员工就是投资未来”的玖龙的老板不想拥有未来了，也不想强国了。在她的脑子里，就整天萦绕着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劳动合同法》还雪上加霜，这怎么了得？
这个《劳动合同法》，确实让很多人为难。没有它的时候，可以说空话，有了它了，空话要兑现了，这时候才明白空话毕竟是空话，落实下来要付出代价的，至少是潜在的代价。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调子很高，不仅仅是在一个到处都在削弱劳动阶级合法权益的时代显得不太协调，而且与所有各国现有的劳动立法相比较，相对来说都是更加维护劳动者利益的。所以，首先激烈回应《劳动合同法》的，就大多是外资企业：从当初的威胁要“退出中国”，到后来的沃尔玛、家乐福裁员等等。同时，《劳动合同法》也给发达国家夸夸其谈的政客们出了难题。从前发达国家乐于谈论中国工人权益没有保障，工资收入过低，现在刚刚有了一点法律保障，工资收入刚刚开始上升，就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国外对《劳动合同法》的评论是非常暧昧和含混的。他们不得不承认《劳动合同法》是一个进步，随后情绪复杂的质疑这个法律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施。他们一方面宣扬中国普通群众收入和福利的增加可以增强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大量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发现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而来的是出口到他们那里的商品价格也在上涨。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加工企业和“血汗工厂”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未来更是预示着这一持续了将近30年的剥削模式至少在中国东部地区即将寿终正寝。张委员自然也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所以才公然提出了这一臭名卓著的提案。为此，她不再重申“在中国赚的钱一分也不会带走，要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无耻的暗示，在中国工人身上赚取的钱，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从其他国家的工人身上继续赚取更多的钱。这也正是全球化的本质。张委员的这第一个提案，赤裸裸的暴露了她作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直接对立的一面。
张委员茵女士还觉得不够，又抛出了第二个提案，给月入10万的富人降个税，建议国家做到30%。她威逼道，“你的税收高的话，他就会想45%太高了，我能不能移到其他地方去。他一走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说我遇到这样的，这是看到整个环境可以想得到的事情。”又利诱说，“我的想法是要以小博大。我觉得应该把世界的财富流到中国来，中国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国家。”
中国会是最好最安全的国家，如果全世界的有钱人都愿意把钱流到中国去。有了这些有钱人和他们的钱，没钱的人存在不存在，当然也就并不是个问题了。相反，税收太高，有钱人就要跑了，什么都剩不下，自然就什么都没有了，中国也就完蛋了。
张委员每月看着自己的薪水大把大把的纳税，心里很痛，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她看到过中国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主要是工薪阶层的报道的话，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如果把最高税率从45%降低到30%的话，那么原来35%、30%等等税率的收入档次的税率水平当然也要相应调整，这样的话张委员承担的税负就更少了。整个资本家阶级都会由于因张女士的这个“努力”使他们“赚到的钱”而对她表示他们的崇高尊重。如果真的降低了税率的话，我敢保证，张委员一定会成为“2008感动中国”的获奖人之一，评委会评语一定是“张茵女士为减轻有钱人的税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其实，冰雪聪明如张委员者，一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非常了解。她应该很清楚，在该法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其余收入都是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还有大量的财产性收入是不纳税的，比如资产增值、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股票交易等等。而且，工资、薪金收入应缴所得额中只扣除了2000元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必要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这样，不但工资、薪金所得使用的累进税率最高，而且并不扣除成本和费用，好象劳动者天生就会也就该为资本家劳作一样，好象劳动者从小到大接受的所有教育、培训、付出的努力和代价都只是为了自己好玩。出于公平，张委员茵女士应该对各种收入一视同仁，在提案中应该补充如下内容：第一，要么其它收入统统取消成本、费用等的扣除，要么工资、薪金收入也扣除各种相应成本和费用；第二，其余各种收入统统与工资、薪金收入适用同样的累进税率。但是张委员的提案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而且，张委员茵女士在把各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比来比去之余，也应该比一比企业所得税。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高，2007年美国还有人建议参照中国标准降低美国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所以，总得来说，张委员担心的钞票转移到其它地方去的悲剧是不大会出现的。
就算全都转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资本家的人走了，钱走了，厂子会留下来，工人会留下来。这就足够了。工人阶级如果接管这些企业，用不了几年，就能向全世界的资本家证明，没有他们，一样可以做得很好，甚至更好，就如同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解放后的中国和自由化破产之后的拉美已经证明的那样。
张委员的这第二个提案，赤裸裸的表明了她作为资本家竭力维护资本家的利益的一面。
至于张委员茵女士的第三个议案，那简直就是为她自己提的，也没有必要多分析了。
张委员在此次政协会议上的精彩提案，使其它从政协中传出来的骇人听闻的惊世言论相形见拙，使她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爆发户们的代表。她真正做到了“敢说真话”，毫无遮掩的就说了出来。她并不忌讳自己的“富”，自豪地宣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贫富的话就不会富强。”而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现在不大提他了）曾经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还说过，“如果产生了贫富差距，那改革开放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1848年5月24日，恩格斯在写给他未来的妹夫的信中写道，“这些蠢驴认为整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让他们大发横财，而由于现在在这方面遇到阻碍，他们就拼命地叫喊起来。”敢说话的资本家是好资本家，她让劳动阶级看清楚了，什么叫作阶级斗争，什么叫作不可调和，什么叫作利益。她会让劳动阶级丢掉幻想。事实是顽强的东西，它比反复的警告更有效。
原载：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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