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曝光的东莞童工问题，现在有人开始反思根源何在了。今天看到报道，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侯远高教授认为：“贫穷才是真正的原因”（侯教授的阐述也是目前我能看到的最详细的分析）。对此观点，我惟有一声叹息。
按照侯教授的说法，由于凉山地区十分贫穷（土地、人口等因素限制），生产力低下，使得当地小孩“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想着外出打工”。再加上当地人看到那些带工的人都赚钱了，“也就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
我不知道官方会不会采纳侯教授的说法，或者侯教授的说法就是官方已经认同的？我只知道，如果党和政府真的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待东莞童工问题——把凉山的贫穷作为根本原因----无异于抱薪救火！现在大错已成，再不实事求是的反思，我们一定会被后人唾弃，这个“青史留名”是跑不脱的。
侯教授的“贫穷论”是经不住推敲的。要论“贫穷”，建国初期那段时间穷不穷？何止一个凉山，全国范围内除了少数大城市，除了少部分人，都可算做“贫穷”，再考虑到童工在旧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仅1924年上海一地就有17万童工，即便新中国的工厂继续大规模使用童工，也合情合理嘛。但事实怎样？还是上海，到了 50年代中期，童工便告消失。虽然16～18周岁的未成年工仍有一定数量，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等方面作了保护性的规定，如青工进厂前先进企业举办的技工学校进行半工半读，经培训后转入工厂做工等（参见《上海工运志》，“劳动保护”篇）。难道50年代中期，中国就已经“富裕”了？所以才没有童工了？
再看改革开放前夜，那个时候的中国穷不穷？据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物资匮乏，增长乏力，必须要“杀出血路”了，似乎应该更有理由出现大批的童工吧。事实真相又如何？
何况，这个“贫穷”到底是什么标准呢？如果贫穷就可能导致童工，那么考虑到三五十年内中国不可能实现均富——美国也不可能实现——总会有某个地区相对穷一点，是不是三五十年内童工就该是个正常现象？那我们现在急啥呢，不是浪费感情么。对一个三五十年内，按照客观规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着急上火，大家都吃饱了吧？
我相信凉山五十年前也很贫穷，我同样相信，五十年前绝对无人敢这样大规模从凉山招募童工，绝对无人敢像东莞某些工厂一样靠公然压榨童工血汗“先富”。这不是贫穷与否的问题，是我们某些地方某些官员的指导思想问题：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资本家？到底是维护老百姓利益，还是维护自身政绩？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才是导致“东莞童工”事件如此张狂如此恶劣的根本原因。
不解决指导思想的问题，则童工问题永无解决的可能。今天解决了东莞，明天还有西莞；今天发展了凉山，明天还有热山。只要不彻底清算“以资为本”，总有一天我们会被后人清算。
行文至此，我回头梳理资料才发觉，凡是能找到的论述“童工”问题的资料，几乎都会把“贫穷”作为根本原因，要不就再加上教育、法制等等，而且还往往大书“借鉴国际成熟经验”。我真的感到很遗憾----执笔这些资料的不少都是如侯教授一般的知识精英----离中国有效的遏止童工问题不过几十年，为什么中国的专家学者们都没有好好的吸取自己已有的经验，非要舍近求远？到底是国外的月亮格外圆一点，还是另有隐情，以至坚决不能向过去的年代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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