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个农民工谈前30年和后30年
银川骑
但凡讲一个历史时期，最好好事坏事都要讲，尤其老百姓经历过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清明上河图》上如果只有宫廷生活，没有街肆百姓，也就不会是传世之名画里。这是闲话。
且说俺这个人喜欢交朋友。上次周六碰到一个农民工朋友，聊了一下很有意思。他是安徽人，家在合肥北面几十公里的农村，四十多岁，壮实朴素的汉子。他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每次来了对老板的态度跟对我们的一个样。有的人看不起我们农民工，你从来没有。所以我愿意跟你讲讲心里话。”
他说自己是85年到上海打工的。那一年他十八岁。老家已经分田单干了，他在田野里看不到希望，就去上海了。他老家学过木匠，可是一到上海找不到木匠活做，只好在国企码头上扛大包。那时候的工人月薪一百多元。他扛大包是计件制，能挣二百多，而且上不上班自由。但考虑到扛大包没有前途，一个月后他就跟老乡去给包工头当建筑小工。
他说那时候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发包方给建筑公司的钱要被公司克扣，建筑公司给包工头的钱也要被包工头克扣。他们拿到的工钱很少很迟。拆旧房时，他们就站在墙头上抡锤子拆脚旁的砖墙，毫无安全防护设施。拆水泥楼板时，就用铁丝吊住两头慢慢放下去，没有什么起吊设备，很累很危险。真用于工程的钱不够，造房子时候的偷工减料就不可避免。他说上海那么多新高楼都是几百万个他那样的农民工造起来的。
他说他们那时候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炎热夏天都住在铁皮做墙、石棉瓦做屋顶的工棚里，没有厕所洗澡房。大小便在一工棚里的地上挖一个坑解决，洗澡是光着身体穿着雨衣利用公共场所水龙头解决的。他们处境这么困难，上海的派出所还要来向他们收暂住费、安全费、卫生费等等近千元，还要受一些市民的歧视。当时的上海市各级政府也不来管他们。
干了几年，也没赚到钱，只感到社会的歧视。他就不干了，跟几个朋友“做生意”。所谓“生意”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强行压价收购郊区赶海人的货，拿到市区卖给温州小老板。他打过警察和保安。因为那警察侮辱在海堤上乘凉的他们，傲慢的叫他们拿出暂住证。他一拳把警察打下了海堤，转身与同伴走了。打保安也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农民工。他保证，没有偷抢赌嫖，但“生意”也不怎么正当。
93年以后，他凭着木工基本功考进一装修公司，水电安装，吊顶粉墙，什么都干，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结婚后，更觉得自己有养家责任了，常考虑得做哪一行比较好。00年，听说杭州某企业招工，他就来了。现在工作是比较稳定，但是对社会现象还是有他的看法。
他说：“你知道老虎机吗？”我说：“知道啊，就是赌博机，公安局禁止的。”他说：“你知道那些地下老虎机房为什么存在吗？”我答：“不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的徒弟就去帮忙管过。”他接着说，“那些地下老虎机房都是派出所的人搞的，所以不会被查掉。”我问：“难道警察买老虎机来投资？”他答：“他们哪里用得着买？他们是没收没背景的人的老虎机来偷偷投入的。”我愕然，竟然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便宜的事情？
他讲起对农民工来说，急需医疗保险，但养老保险倒不必，因为享受不到；讲起杭州买住房的不可能性，太贵了；讲起取消农村户口的无意义，取消了他也是打工仔，也是穷人（这时俺脑子里忽然闪出句口号：“灭了城乡二元化，创建贫富二元化”）。
俺问起前30年他老家的情况，他说：“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不过老人们说的我都记得。我们那里的大水库是五六十年代造的，旱涝保收全靠它。听说当年公社里男劳力大多去过的，也没有工钱，义务劳动。”俺纠正：“不是义务劳动，记工分的。干部师生去才是义务劳动。”他说：“哦。我们那里老百姓都记住一位刘书记，公社书记。说他整天在各生产队转，到哪里就在那里参加劳动，出主意解决问题。后来公社撤销，他调走了。老百姓常常念叨他，感叹现在没有这样的好干部了。”他说：“七十年代，我们那里平掉了大批田里的坟墓，用拖拉机把大量小块田地都连成了整块的大片田地。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有些农民在承包地里修坟墓，要修路了怎么说也不肯迁坟！难啊！”俺说：“破除迷信讲科学，又是集体经济，没人敢阻拦。”他说：“那时候农村有五保制度，孤寡老人有集体照顾。现在不行了。有个老人生直肠癌，医生要他住院治疗，他儿子跪求老人住院治疗。老人死活不肯，一定要回家，怕花钱把全家拖垮。许多农村老人现在有病，只能在家等死，看不起病。”
俺跟他开玩笑，说：“你有水平的。你到党校当老师就好了！你比他们强多了。”他没有回答，还是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俺也不说话了。俺知道，劳动人民的记忆是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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