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登了一篇《中国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的社论，有读者针对这篇社论说——可怜可怜农民吧，给我们也发发红包吧。
这位读者几乎是于哀求政府的语气提出自己的要求的，这种哀求的语气正说明农民压根没戏，中国农民压根不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红包的对象，原因就在于得罪了农民事小（历史证明，只要中国农民还有饭吃，就不会做出伤害政府的事来），得罪了有钱人事大，得罪了权贵更是不可能，因为四万亿救世资金正掌握在他们手中，出于马克思的“人只能从自身出发”考虑，四万亿RMB必然首先分给“国家”——也是所谓的“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其次是分给私营老板，最后才是分给无产无权的群众。在无权无产群众中，又有先后，先是城市户口，后才是农村户口（也就是广大的农民）。
政府是根据这样一个“历史经验”（事实上这也是政治运转的最佳选择）实施救世的——趋避原则和伤害最小原则。
【三】
不独中国政府是这样做的，任何国家和性质的政府都是根据这两个原则运行政治机构的。
我们知道没有天生的贵族，特别对于今天的中国，一开始人人都是农民，正是那些从泥土爬上城市，从城市人爬进权贵层的所谓的农民的儿子（事实是，人一旦更换了社会处境，他的社会阶层就属于他所处的社会处境，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是这个道理）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的脑袋首先想到的只能是自己的肉身，所以第一选择是他们这个阶层。其次他们还是考虑他们那个阶层，这次要考虑的是哪个阶层更凶狠，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选择伤害一个人，肯定先考虑那个即使被伤害了也不会反过来伤害自己的那个人，在无产无权阶层和有钱老板阶层（民营企业）选择，他们自然先考虑给老板阶层发红包（因为得罪了这个阶层受到的报复更大）。最后考虑无产无权阶层，而城市人和农民，他们又根据同样的原则，就是这样，农民始终是最吃亏的，因为他们远离城市，而城市正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运作的核心地带。
所以我要提醒广大的无产无权特别是农民兄弟，你们别痴心妄想那四万亿能有多少能落进你们的口袋，按照顺序耐心地等待吧，有剩余自然会给你们一点零头，没有的话，一个子儿也不会给。这就是你们的命，因为假如老虎饿了，肯定先吃羊，其次才考虑鹿，最后才考虑狼。
【四】
政府虽然失去了道德上的公正，但并不意味着它失去了理论上的公正。
如果按照道德和人道原则，四万亿平均分，那八亿农民自然占了多数，权贵不过几千万，能分多少？其次，这样平均分也不合理，即使不是单纯的分数字，用十三分之八的救世资金投到农业产业也是不合适的，各个产业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合适的分法应该让经济学家制定，即效率最大化，让四万亿产生的最大经济刺激效果，从而得到最大增值。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那些制定救世计划的经济学家属于哪个阶层？经济学家不可能是农民，也不可能是工人。经济学家正是权贵的仆人，可想而知救世的计划能公平到哪儿去。
有没有独立于权贵阶层的经济学家？肯定有，可权贵能采纳他们的提议吗？这才是根本的疑问。
【五】
疑问毫无疑问不能成为疑问，“人只能从自身出发”，这是人性不可抹杀的本能。
这样说来，农民成为最吃亏的阶层已成定局。
吴晓波同志说得真好——中国农民又要第六次拯救中国。
只是他没说出的是——中国农民又要第六次吃最大的亏。
【六】
吃亏已成铁案，问题是中国农民能一直吃亏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
一旦均衡打破，也就是说一旦农民吃亏到再也没有亏能吃得了的时候政府就会考虑给农民也分红包，而且是优先考虑。贫富差距假如再进一步拉大，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农民，也包括广大的城市人口和民营企业，农民一直提不高收入就不可能去购买商品，八亿人口不参与消费，可想而知市场会低迷到什么地步，中国目前低迷的内需状况，根本原因是因为广大的无产无权阶层没有消费的能力（而不能说没有消费的欲望），贫富差距如若再进一步扩大，受到伤害的不仅是羊、鹿和狼，老虎也因为断了食源而无食可择，到这个时候，政府才会积极主动率先考虑到农民，这个时刻拯救农民就是拯救政府。
【七】
我的这篇文章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痕迹，也许有人要说我太悲观或者说我太偏激，“人也有感情的”，“还是有部分的官员和资本家是有人性的”，“周总理你总不能怀疑吧”、、、、、、云云。
我毫不怀疑人是有情感的有人性的，我更不怀疑周总理的伟大，在所有的伟人中，我还始终认为周总理和毛主席是最伟大的。
问题不出在人是没有情感的，人是没有人性的，而恰恰出在人是有情感的和有人性的。人没有情感压根不够成人本身，人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再恶再坏的人也有人性和美好的情感，正因为这样，有无人性不够成社会不公正的条件，构成社会不公正的条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总是从自身出发，需要和功利是人类的内在动机”，马克思早就道明了不公正的真相，他始终不认为人类能够在近几百年之内能根本实现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时代取消了社会分工，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消灭产生不公正的毒瘤。
社会分工正是这个致命的毒瘤，因为分工，有些人成了体力劳动者，有些人成了脑力劳动者，由于分工，有些人处于下流，有些人在上流肩负职责，由于分工，才会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官员、民营企业家、个体户、艺术家、、、、、、
分工是产生不公正和不平等致命的毒瘤。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没有人性，也不是因为官员没有情感，在道德层面上，人人平等，农民也不能在道德层面上获得指责他人的公正性。
分工是生产力某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只要生产力没有达到足以取消分工的阶段，分工依然还会存在，社会的不公正还照样存在。
从这个层面上说，农民的处境几乎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这是一个至今无法转变成喜剧的人类悲剧，人类从本性上讲，都渴望人人平等，互助互爱，因为爱是令人快乐的，爱是温暖的，爱比仇恨更符合伤害的最小原则。
为什么社会还是存在这么多不公正呢？人类应该反思的不应是毫无差别的不公正，而应该考察怎样才能使不公正最小化，避免那些为人为制造特权的因素产生。
福柯说过一句话——关键不在于取消意识或者思想，而是要确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个公正的制度。
只有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制度，才能避免人为的向不公正扩大，对于个体而言，他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永远也不会停止的，而且必要时候，他可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我们要谈的消灭不公正，也就是抑制人性疯狂的泛滥所带来的不公正，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绝对的公正和平等。
但希望之花朵是不会被现实的残酷摧残致死的，希望永远高挂在每个人的心间，终究会有一天，公正之花会盛开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因为爱之光是不会熄灭的，她公正无私地照耀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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