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内趣事
我喜欢坐在田埂上,俯望着禾苗的绿色,遥想着长大后的自己,我不时地在问自己“这儿是我希望的田野吗?”真的不知道自己未来将在何处。家乡的小伙伴对我友好的像对待客人,我找到他们,不管到谁家,人家都是热情招待,我邀请到我家去玩,大多伙伴不去,他们说 “你们城里人讲究,我们不习惯”,外边常在一起玩的傻子表兄、亚军、石头、王友河、杨铁军、范业青这些小伙伴很少到我家玩,常到我家玩的也就是瑞勇,长生和智民有时来坐会。玩的圈子小,有时没意思就和妹妹的朋友一起玩,由于常常和女孩子玩,所以女孩子玩的游戏我差不多都学会了。
农村的孩子很直爽,直爽的知道你是城里来的就像你是不知道那是玉米,那是高粱,他要给你指来指去的告诉你,要是到了麦田它要告诉你这是韭菜,看到高粱他会说这是玉米,对待他们的显摆我有时故意指鹿为马,这时他们会满足的开心大笑,看到他们的开心自己也感到挺有意思,不过他们发现后便要责怪你“看不起人”。记得刚回农村的时候,傻子表兄说带我到姑父看的菜园子玩,从来没看过菜园子,我高兴得跟他一起来到菜园,一进菜园看到西红柿、茄子秧都长大了,特别是那长在秧上快红透了的西红柿可爱极了,那韭菜绿油油的,表兄一进园子就一一告诉我,当走到韭菜畦边时他说这是麦子,问我知道不,我故意若有所思地说“噢,真不知道菜园子里还种麦子”,他一听高兴地拍起手来说“这是韭菜。”等回到家,他对姑姑说:“晓冬连韭菜都不认识,把韭菜当成麦子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看他那得意劲我跟姑姑说:“姑,我知道那是韭菜,他说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其实我是不认识西葫芦,但傻哥告诉我了。”傻子表兄一听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不理我了。
我喜欢动物小时的活泼与顽皮。1970年秋,家里盖上新房,父母做好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决心,我饲养些小动物也有场所了。在一次上姥姥家时我和智力哥说想养一只小兔子,他告诉我“养灰色带嗉子的”,于是赶到一个集日他带我到集上选了一对小兔。拿回家后,我盖了一个兔窝,一放学我就给它挑菜,喂它的时候这对小兔特别讨人喜欢的,一边吃着草一边在你手上跳来跳去,和你特别友好。到长大的时候就不理你了,你喂它也是懒洋洋的劲,没有一点热情。别人家养的兔子生小兔子都是拿到集上卖。我的兔子生小兔子后,都是叫左邻右舍婶子大妈要走,最多的一次生了十二只小兔子也没够得上分,只好排到下月,我倒是落一个好心情。我还养了一只小羊,小的时候也是天天跟着你跑,你一蹲下它就跳到你肩上,顽皮得很。
农村孩子在一起喜欢说“瞎话”,就是讲故事。老年人看孩子有这样一句“瞎话”叫做“瞎话瞎话,窗台种了两亩大谷,让百岁的孩子偷吃了,瞎子看到了,哑巴学舌去了,聋子听到了,秃子掉井了,提着小辫拽上来了。”这句瞎话每当孩子们哭闹和睡觉的时候,大人们就会给他们叨咕几句。在一起玩的小朋友讲“瞎话”是要打轮的,不讲的要处罚。常讲的大多是《聊斋》、《封神榜》和家乡流传的神话故事。1971年秋天的秋假,瑞勇说他参加队里的劳动叫我也参加,我不会干农活,他说学吗,我就去了。到队里上班的时候,我们几个一比就我小,个也小。但是队长没有拒绝我,他问我会干什么,我说“学呗”,短短的一句话把他都乐了,他说“那你就学牵牲口吧”。到休息的时候,我就张罗讲“瞎话”,铁蛋讲一个,瑞勇讲一个,瑞贤讲一个,听到我们几个孩子讲得热闹,一旁休息的大人也掺合进来,赵文艳的父亲赵瑞坤打趣地说:“你们讲得都不好,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大哥给你们讲个笑话”。于是他讲起来,他还没讲完了大家已是乐得东倒西颠,从此每当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让赵瑞坤讲,他要是不讲究不依不饶的。
瑞勇对我当一个小弟弟对待,上学、挑菜、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都喜欢找他搭伴。特别是在队里劳动,我不会干的活他先告诉我怎么干,干得慢,他到地头就接着我。夏天一起到河里洗澡,他先把我安顿在一个浅水的地方,画个圈嘱咐我不要瞎游,而后吓唬我几句就去到水较深的地方和同龄的伙伴打水仗去了。瑞勇的手很巧,做个弹弓、火柴抢什么的,我要是喜欢他就让我先玩。但是涉及到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他从不叫我玩。在农村每当过年的时候,家里都喜欢给孩子几毛钱,孩子们有钱了就换成上钢镚,而后积聚在一起,有扔坑的、滚坑的、打百分的,几毛钱手气背的几天就输进去。看到他们玩得高兴有时我也想参合,瑞勇就不叫我干,他告诉我干这个有好多输不起打架的,这不是好游戏。
瑞勇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高中毕业后学了木工,而后到秦皇岛二建参加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是第一批下海的勇敢者,不过到后来又停滞不前了。对此我以他为原型扩大地写过一篇小杂文,在《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题目是《都是近视惹的祸》:
1980年冬,大地还在银装素裹中,改革的春风已荡起阵阵令人欣慰的春潮。就在这个季节里,秦市C建筑工程公司三区工长肖瑞辞职下海了。他不但把W疗养院建设项目拿到手,而且还把三工区的一队人马拉了出去。
肖瑞的“叛逃”成了C公司的头号新闻,从公司经理到职工都被肖瑞的举动惊呆了。稍缓过口气来,各种议论纷杂而来,有人说肖瑞是C公司最年轻的后备干部,干好了很可能成为公司经理的接班人,放着“官饭”不吃,非去“单干”,这人太傻;有人说自己走就行了,还拉着“队伍”走,这不是拆公司的台吗,这人太可恶了;不过也有称赞的,认为肖瑞有胆识,与其在公司唯唯诺诺地熬,不如自己另立门户干一番事业。
不管别人如何评头论足,肖瑞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W疗养院是军队的建设项目,总投资5000多万元,各种设施准备三年竣工。为争得此项目,肖瑞在众多竞争者中拿出了“边设计、边施工、边入住,二年全部竣工”的施工方案。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院方赞同。虽然时值隆冬,土地刚征下来,这对山沟里来的“土老冒”来说,想见大海的心情是焦急的,再说W疗养院主管上级建筑专家云集,也都提出要“边设计、边施工、边入住”的方案。所以肖瑞的方案一出台,就得到了W疗养院的认可。当时的C公司对肖瑞的方案认为不可行,认为按正规程序走从勘测、设计到施工最短也得三年,所以对接这个工程的施工方案存有很大异议。
公司的犹豫促使肖瑞下了另立门户的决心,因为在公司的十几年中,他所见到的或耳闻的从公司研究中丢掉的大项目就不止十个,对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工作态度,肖瑞早就提过意见,但因企业是国家的,一切必须按本本办事,所以意见提了也白提,剩下的也只好干着急。
其实,这对刚上任工长还不到两个月的肖瑞来说,是不知“官场”套路的,事无巨细都要上会研究。这不,当W疗养院发出最后通牒后,公司还没有下文,于是肖瑞急了,自己一算计,方案是自己提的,公司拿不定主意,自己干。就这样,肖瑞回到自己的工区与几个伙计一合计,就拉起队伍“离家出走”了。
80年代初有几个敢下海的。可肖瑞就下了海,还是拉着队伍带着项目走的。还是说肖瑞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了。自立门户后,W疗养院建设资金很快到位,他又从银行贷了2000万元,原本要半年才能拿下来的甚查报告、设计图纸,在肖瑞协调下半个月就搞定了,经过一个月的准备,1981年春节刚过就开工了。肖瑞为保质保量到暑期接待第一批疗养人员,实行了工程切块承包责任制,多劳多得,一下子把职工多年闷在心底下的干劲都调动出来,仅六个月,一个可容纳70人疗养的全部设施完工了。
1981年盛夏,W疗养院迎来了第一批疗养人员,看着一栋栋古风典型的建筑,人们对建设之快,造型美、质量好的建筑群无一不赞。而其中的一些建筑专家学者在疗养中又为肖瑞当起了业余顾问,对后建项目提出了近百项合理化建议,不但为建设单位节约百余万元的资金,肖瑞也从中受益非浅,原本打算两年竣工的基础上,经专家一指点,一年半就全部完工了,肖瑞也就从一个穷光蛋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百万富翁。
一炮打响,肖瑞名气大震,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老板,一些建筑项目了就纷踏而来。活一多,肖瑞并没有忘记公司,只要揽过大项目也要告诉公司一下,如公司要,肖瑞就拱手相让,这样C公司对肖瑞的哥们义气也由衷地敬佩起来。
正当肖瑞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89年那场风波改变了他。“六四”后,家乡下的父亲专门到秦市找到他,向他讲起解放时平分地主财产的事来,很着重地告诉他:“现在你的钱比过去地主老财的还多,钱多了不是好事,要是政策一变,你就划上资本家一列了,将来孩子们都要受到影响,还是放手别干了。”老爷子这一说,媳妇便沉不住气了“听爹的话,咱们还是别干了,就跟着爹回家去住一段时间。”
就这样,肖瑞在老爹与老婆的劝说下金盆洗手啦。
这下可苦了跟他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了,大家左一个肖哥,又一个肖哥,劝他不要甩下他们不管。肖瑞也是个义气中人,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他拿出50万元,尔后又托人把他们安置到别的公司里,随后便与老爹回到了乡下。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肖瑞才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乡下也就坐不住了,这时老爷、老婆也不再劝他了。肖瑞决定再出山,干什么呢?1993年夏天,他拿20万元从家乡收了20多万斤巴梨往沈阳贩运,但由于不懂行情与贮运知识,梨运到沈阳后20多斤巴梨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烂泥,一次就赔了20多万元。出师不利,随后又做了几次买卖,也都是赔得多,赚得少。
几次“学费”后,肖瑞才想起自己的事业是搞建筑的,于是又回到秦市重操旧业,原先麾下的几员大将现在已是建筑业雄霸一方的总裁了,听说他回来,便给他组织起一个小队伍,在建筑市场上给他一些零星活。肖瑞也感到某些满足。
大明和保文这两个小姑娘常来家找妹妹玩,一来二去就熟了,她们玩时大明就叫我一起玩。玩的游戏大多是欻大把、跳绳、跳格、打百分之类。
大明是一个丑而开朗的小姑娘,她那小眼、小鼻子下不相称的大嘴不时地冒出几句俏皮话来,会逗得你肚子痛。大明个不高,天生的给人一种被怜爱的样,一起玩她时常跑过来的眼神,往往引起我的注意,感到她虽然长得不漂亮,但开朗滑稽得令人可爱。说来也怪,自从认识大明,她每天晚上都要来打百分,要是我坐对面她就张罗打对家的,要是坐在旁边就张罗打要朋友的;她坐庄要朋友,只要看到我手中的某张牌,不管牌大牌小就要我做朋友。一次打牌我想偷着看看扣的底牌,大明发现了,一下按住我的手,我想抽回来,她又攥住我的手煞有介事的说:“不许偷看”,人家都出牌了她还没放手,等到保文叫她出牌才恍然大悟。也就从那时起我感触到她看我的眼神,那神态透出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大胆与羞怯。慢慢的我们就好上了,以后就谈恋爱了,到后来就又分手了。
立志(周长生)是和我一起留级,一齐上高中的同学了,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同学,又是战友,所以我们走得很近,平时常在一起玩。我不会骑自行车,他三番五次地叫我学,不过一是懒得学,二是怕摔跤。1973年冬季的一天,他说到林场去玩,那天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了林场,他对我说:“晓冬,我把你扶上车子,你顺着草垛骑一回就会了”,我听了他的话上了车子后,他猛地推起车子说:“把好把,向前看,向前骑”,无奈我只好按他说的向前骑,他看我向前骑着就不管我自己到林场的屋里找人玩去了,可我在外办歪歪斜斜地顺着场转着弯骑着,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是不敢下车,最后把车骑到草垛跟前靠着草垛下来了。一下车就像找到感觉了,我就又靠着草垛上车、骑起来、下车,反复几次,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学会骑自行车了。当立志从屋里出来的时候,我跑到他跟前竟抱着他高兴地跳起来。
我有什么事,立志知道后就喜欢帮忙。1974年冬天,姥姥从姨家到我家住些日子,我听后很高兴就到车站去接,走到村西头见到立志,他问我干什么去,我说接姥姥,他也不问我同意不抢过车子说:“我驮你去”,我没戴手套,快到胡家坨时手就冻得没处放,立志就让我放在他的腰里。把姥姥接到家后,立志也没歇一下就回家了。
和我常打闹的姑娘是赵瑞菊。她坐在我的后桌,一次我穿着一件新衬衣上学,淡蓝色的,当时农村很少见,我一进教室就吸引了女同学的目光,赵瑞菊跑到我后边用手捏捏布,说是府绸的,而后就说:“这个颜色都是姑娘穿的,你大小子怎么穿这样的”,没等她说完张秀文接过去说:“是呀,打衬得像个丫头似的,也不知害羞。”她们俩这一唱一合的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竟冒出一句:“赵瑞菊,告诉你找对象宁可找赵敏那样的,也不找你。”因为赵敏长得丑,听我这一说旁边看热闹的她气得直骂我,其他的人逗得直乐,赵瑞菊闹了个大红脸。
1973年的春季运动会,我又上了张秀文的当,大家正在报名,张秀文走到我跟前说:“晓冬,大家都在报名你怎么坐着不动?”我说我没有我能拿名次的项目不想报。张秀文鼓动我说:“你平时跑得挺快的,比赛跑个前三名应该不成问题。”这时旁边的杨淑英接过去:“肯定没问题报吧。”她两个一忽悠,我真有点找不到北,张秀文又说:“姐陪你去。”去就去,我跟张秀文来到报名处要报名。立志见我也来报名对我说:“别报了,100米跑人家都比你大,你还不压后队。”我一想也是就不想报,可一边的张秀文说:“别听立志的,你这么伶俐肯定行。”而后又对着立志说:“我看晓冬行,你怎么就说不行?”立志和张秀文挺要好,听她一说就明白了其中意思,他马上改口说“行、行、行”。比赛一跑人家比我跑得都快,结果我跑个老幺。比赛结束后张秀文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你跑不过他们,但只是打赌能不能把你骗上场。”说完做个鬼脸就想走,知道上了她的当,气不打一处来抓住她的胳膊就像背后拧,痛得她嘴里直叫“好弟弟下次不敢了。”「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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