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源：从美国对华“金融绑架”审视《零八宪章》

李宪源：从美国对华“金融绑架”审视《零八宪章》——读《精英寡头政治宣言书》之补充要点

天益的《零八宪章》资改教人士如此害怕真相，竟然删了拙文！重贴如下：

针对《精英寡头政治的宣言书——对《零八宪章》的纯学术批判》一文主要观点，辩护者振振有词反驳："那303人都是些学者、平民，何来寡头？"
岂知如此质疑，实在无知可笑。以所谓"学者、平民"面貌出现，为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经济利益结构辩护，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运作过程的主要形式和机制之一。在盛行"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牌号、但实质由各大经济财团操纵的西方各国现代"寡头政治"，质疑者能举出任何一个由经济寡头亲自出马、为自己利益大呼小喊、舞文弄墨的实例来吗？过去甚少，当今已近绝迹，将来也难出现。
"08宪章"为中国暴富新生资产阶级扔掉"共产党"外衣、正式上台掌权之服务目标，更是昭明彰著，不言而喻；也没见哪一个主要参与骨干，公开否认过这一点。

期待《精英寡头政治的宣言书》，能够通过深入剖析30年与西方"全面经济接轨"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利益祸害，紧密结合美国金融危机、美元债券对华"金融绑架"、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中"血汗工厂"定位所受巨大利益剥夺，揭露《零八宪章》鼓吹与西方"全面政治接轨"的要害，就是对此现成格局加以"制度化追认"和"规范化定格"的本质。网络小右们嗷嗷叫喊，要求《零八宪章》能在中国传统和网络媒体"自由流行扩散"，无非就是以此作为一个显明标志，梦想最终达成这样一个结局。

要特别注意：对中国三十年大办"世界血汗工厂"所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被美元美债"绑架"、面临天文数额"经济缩水"风险却"无路可投（中共高官之公开承认语言）"、以及已经遭受的惨重损失，竭力宣扬《零八宪章》奇异效力作用的所谓"学者、平民"们，却绝口不提中国目前不实行其"宪章"和如果实行"宪章"，跟这类世界瞩目和侧目而视的、不仅牵动中国千家万户之普通老百姓切身经济利益、而且涉及许多非"买办型"之爱国民族资本家利益的、巧取豪夺性质十分明显的国际性巨大"打白条"现象有何因果关系，更没有任何立场表明和匡救办法，难道纯属偶然？难道既无依靠外国势力公开易帜改旗充当"儿皇帝"的设想？也不存把中国人民巨大经济利益跟世界头号负债人做台下交易的无耻企图？

FT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有关采访发言，对中国目前所处"金融东三省沦陷困境"，有非常直言不讳的说明。这位友好的经济学界洋大人强调：不要以为"持有巨额美国国债会给予中国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中国"对美国说'嗯，我们实在不喜欢你们，我们要全盘抛售你们国债'，那么如果美国回应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我们要没收这些国债'，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美国人绝对可以没收它们。美国只需要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我们与中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要没收它们。'我不是说美国就会如此行事。我只是以婉转的方式表示，那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使用的武器。"(《马丁·沃尔夫：中国的金融困局》编辑注：本访谈于2008年11月26日在伦敦FT总部进行。这一文本系根据此次长谈的英文录音编辑整理、补充而成。译者/汪洋，校译/贺斌)

为把这种近似骗子流氓加无赖一类的公开威胁，说得比较好听，这位洋大人把中华民族天经地义完全有权自由处置外汇资产的选项，和为降低风险维护国民利益之必需可能大规模抛售美债的理由，特地改为"我们实在不喜欢你们"这样一种非常荒唐无礼的说法。而事实上，中国政府绝对不可能出于国家喜恶、而只可能迫于国内强大舆论压力和利益自保之动机，大幅减持抛售美债。而以这位"信息传递人"的说法，美国似乎只需要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我们与中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就能天经地义地"没收"中国人的巨额债权！请问，这一万多亿美国债券，还是属于中国政府主权管辖范围下的"东三省"吗？如果真要收回，根据那一条"普世价值"和"负责任国际大国行为守则"，就成了债务人可向债权人宣战的"一种敌对行为"？美国政府就可公然告诉中国人民："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要没收"你们的资产？

对于这类赤裸裸的经济流氓威胁与国际强盗行径，不仅中国整个主流媒体失言禁声，听说有关方面还真以无奈增持500余亿美债做法，做出"非敌对性"回应。很想请教可敬的《零八宪章》教派人士，对比之下，你们又是打算怎么回应呢？在大难当前、"金融东三省"或已实际"沦陷"情况下，在你们大义凛然发表的时局"宣言"中，竟然闭口不提"沦陷"之事和无法回避的政治经济应对之道，奇怪否？可惊、可怖否？竖来横去怎么看，就连当年蒋介石那点正视国难的起码民族良知，我看都丝毫没有！你们到底，还还算不算中国人？

与上述分析相联系，用一句话来归纳《零八宪章》的根本政治目的，无非就是想跟中共资改派和买办势力内外配合，试图一举甩掉30年来"打左灯、朝右拐"的巨大操作风险。企图以此完成资本主义极右经济制度到资本主义极右政治制度的"全面配套"？以实行美国等西方国家司空见惯的、由戴着"左右面具"之不同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财团寡头利益轮流上台执政的典型"寡头政治"模式？！

问题是，《零八宪章》重要签名者之一茅于轼先生公开撰文担忧的、中国民众中"95%怀念毛时代的……危险性势力"，会答应吗？如果不答应，虽然重权在握、却对局势发展毫无把握的党内资改派们，可有这个胆量魄略，来实行这些头脑简单、热情空前之大小美国鹦鹉们的"宪政"梦想？我看几无可能！

因为根据上述分析，不仅95%怀念毛时代的中国底层大众不会答应支持你们，就是那些具有民族情、爱国心的大小民族资本家，也一定不会"尿"你们！那个公开宣称"最崇拜毛主席"的张朝阳，自然不必说了。爱国心很强、因为要顶替2005年凯雷收购"徐工"而出名的"三一重工"老板向文波，一定也不干！胡润富豪榜第二名的山东日照钢铁杜双华，会不会就"尿"一头扎进洋大人怀抱的"教派人士"呢？就凭他在大地震时捐款一亿多，在公司内部会议上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看也玄乎。做民族败类，替国外强权势力谋利益，不管打多么漂亮旗号，任何时候都不得人心。

也许有自由派朋友，会一口否认《零八宪章》"资改教"教徒，跟西方资本主义寡头们存在任何见不得人的关系。在此，不妨举两个最简单明白相关事实。

1、一段时期来，由于华尔街金融风暴与丑闻使资改教"市场万能"、"一私就灵"……之类基本教义遭受毁灭性打击，美国政客和媒体因此担心中国会改变"改革开放"路线取向。跟代表底层大众利益之左派对"资改教"的猛烈抨击形成鲜明对照，也跟中间派学界人士认为"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的普遍认识相悖，《零八宪章》却非常慷慨地肯定赞美"资改教"长期绑架中国的丰功伟绩，并且变本加厉要求同类教义教旨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制度层面全面扩展。就凭这一条，《零八宪章》教派势力，能够说清自己跟担心"资改"路线逆转之美国政客与主流媒体之间，以及跟决计"杀开一条血路"把"资改"事业进行到底之党内权贵之间，是毫无关联？还是三者紧密配合、相互呼应、休戚与共吗？

2、茅于轼先生所办"天则经济研究所"，长期接受西方"境外资金"慷慨捐助，以及《零八宪章》另两位主签人士王怡余杰类"地下教会领袖"接受小布什亲自召见，《零八宪章》教派势力到底是为中国人民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还是为国内外资本主义财团寡头和新帝国主义后台老板火中取栗、以求一逞？

本人不加妄断，而真心期待这些当事人，包括因公然声称"要为美国大兵开进长安街当向导"而臭名远扬的焦国标、力主"中国应该被殖民三百年"的刘晓波，都请自己站出来加以说明。

附一：

精英寡头政治的宣言书——对《零八宪章》的纯学术批判

不祥

2008年12月10日，一份由303名中国公民签署的《零八宪章》在互联网上流传、并征集公众签名。鉴于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基本人权，因此我坚决拥护这些公民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因为这是他们依照宪法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在这份文件中所表露的某些学术观点。这同样是我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当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我将在我这篇完全由我独立意志所支配的自由文章中表明我对《零八宪章》的质疑与批判——我声明：我的这种质疑与批判仅仅代表我这样一个独立的公民或者说自然人的基本考虑和真实的内心思想流露，并不代表任何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利益或者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权力控制与支配下的犬儒主义立场或者言不由衷——我的语言是完全自由、自愿、自然的；我的立场、观点、看法完全是自主、自立、自证的；它们所体现的自由意志完全是我个人意志的等值外化！

特别声明：我的这种质疑与批判是纯学术性的，一概与任何政治情感、立场和态度无关！

一、对《零八宪章》的基本批判

对于《零八宪章》的人文思想内涵与政治建构价值，我的基本评价与批判是：从总体上看，虽然该文件似乎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治学术观点，但是在整体上思想水平低下，缺乏经世致用的现实可能性。不但远远落后于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联省自治等思想，也远远落后于洪仁玕的《资治新篇》，甚至还不如胡适的"少谈点主义、多解决点问题"的思想，是一篇价值观念落后于时代发展、思想水平低下到民国之前的清谈式文章。该文对"中国问题"不但乏善可陈，同时也表明压根就没有认真梳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对社会基本关系缺乏洞察。这就注定它只能成为体现少数知识分子精英寡头政治期待的简单宣言，完全不可能成为建构一个世界性大国、引导民族崛起的政治纲领性文件。

二、对《零八宪章》中的"普世价值"之质疑与批判

以西方近现代文明中出现的，建立在个人主义、优胜劣汰、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为理论内核，并将这些价值观念戴上"普世价值"的神圣光环，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以此作为《零八宪章》的理论基础与核心价值，是《零八宪章》全部思想立论、政治方略的理论出发点和价值命脉。鉴于任何学术批判必须首先从批判对象的理论基础与核心价值处着眼。因此，我对《零八宪章》的质疑与批判，将首先选择此处展开。我的基本假设是：上述价值并非跨越人类社会时间与空间的普世价值。而我下面的论证将围绕这一基本假设渐次展开。

首先，《零八宪章》的以"救世主"的口吻和语气，将低位阶的价值观念移花接木，嫁接到所谓"普世价值"的高位阶砧木上，希望14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完全是一种精英寡头政治的意识形态幻想。

《零八宪章》前言指出："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上述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其言说者完全无视自由、平等、人权到底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利他伦理的价值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利己伦理的价值基础之上等基本前提、抽去了享受自由、平等、人权的主体资格与身份、故意掩盖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任何自由、平等、人权总是强者对弱者的恩赐与施舍，是体现少数精英寡头政治利益的鱼饵！是一种企图引诱普罗大众盲目冲动，以实现其精英寡头政治愿望的意识形态广告！！

普世价值一词中"普世"的概念来自基督教。早在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主教的意思）就有了"普世牧首"的荣誉称号。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普世"，使用的是oecumenical，它既有"全世界范围"这个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特征，虽然也接受了普世的概念，但是，这个世俗化的"普世"一般使用universal这个词，以显示与基督教的区别。而"价值"一词，最简单的语义就是"有用性"，它完全是一个表征主体与客体之相互关系的范畴——对谁有用？由谁评价？按照什么标准评价？这才是"价值"的关键内涵所在。

不管怎么说，"普世"的概念与基督教有关，因为上帝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神，它的标准自然就成为普世的标准。现代社会经常提到的普世价值是一个世俗社会的标准，具体包含的内容有所争议，但这不是本文想要厘清的。本文只想说一下，究竟有没有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这种东西。

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因为其在社会历史事实上是超越国家和社会的，它们对全人类具有"有用性"、获得古今中外所有文明的承认与赞成，并且受到人类共同评价标准的衡量，因此，这些普世价值总是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国家与种族的。例如真、善、美，是任何国家与人民追求的最高普世价值；再例如和平、安宁、幸福等普世价值，均为人类社会的真正普世价值。这些价值不但在位阶上是远远高于所谓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低级价值的，而且是为任何人类文明所公认的，因为它们是全体人类无可争辩的利益所在。除此之外，凡是为一部分人理解、却不被另一部分人理解的"价值"是没有资格自称为普世价值的。尤其是那种没头没脑、完全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基础之上的所谓自由、平等、人权更是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欺凌与压迫——至少也是一种麻醉普罗大众的欺骗，关于这种欺骗，我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见得太多太多了。

其次，《零八宪章》的完全无视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伦理本位、利他主义价值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胡乱将源自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社会时期的过时的、陈旧、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念提高到所谓"普世价值"的高度，并企图替代和否定中华文明的伦理本位、利他主义普世价值完全是一种陈腐、陈旧、迂阔的空话。

西方启蒙运动普世价值的产生，有一个重要背景。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现代科学获得长足发展，由意大利到德国、到法国，最后到英国的牛顿，建立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基本定律。这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自然界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千古不变，在任何地点都不变，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变。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有意思的是，牛顿本人并不反对宗教，他认为这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正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他只是用自己的理论来说明，教会对上帝、耶稣的解释是错的。

牛顿三大定律的极大成功，鼓舞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们希望参照牛顿的方式，建立一种人类社会千古不变的基本规律。正好基督教原先也有这种雄心，启蒙思想家要做的就是，抛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建立世俗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启蒙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式。第一是，通过现实社会已经存在的各种价值观来比较、鉴别、确定，这类启蒙思想家很快发现了中国。他们发现，中国没有宗教，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丝毫不比基督教世界差。而且，中国在这些道德原则下，维护了长期完整的社会治理。他们因此认为，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世俗社会的普世意义。实事求是说，古代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比欧洲安定，经济比欧洲发达，人们的幸福感比欧洲人强，道德规范超越战争与内乱，文明昌盛、物质繁荣。对于欧洲早期启蒙思想家来说，那时候的中国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何第一次中国热会在欧洲出现，为何启蒙思想家纷纷阅读中国文化典籍。毫无疑问，启蒙思想中"人文主义"的很多内容，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后来"普世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类启蒙思想家，以伏尔泰为典型代表。

早在16世纪，欧洲传教士便肩负着各种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踏上了中国这片陌生而又神奇的土地。他们逐渐抹去"黑袍"上的硝烟，隐去宗教神秘的光环，成为最早的一批国际汉学家。他们的溢美之辞给中国文化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激发了欧洲人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想象。在17世纪的法国，汉学的领先程度已经让其他欧洲国家望尘莫及，《中华帝国志》等一批著作的面世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成为18世纪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源头之一。伏尔泰也正是从这些作品中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的。

与卢梭等启蒙运动思想家不同，伏尔泰曾一度把改变社会面貌的希望寄托在上层人物身上。他与波兰前国王私交甚好，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过忘年之交，与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有书信来往，还深得瑞典国王和英国国王的赏识。但与利益集团的根本对立，以及不畏权贵，坚持信念的性格使伏尔泰多次遭到流放。然而，多年的颠沛流离并未改变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热爱。
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的上演轰动了法国剧坛。作品颂扬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在欧洲国家的文化界和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东方题材风靡一时。

《赵氏孤儿》讲述的是春秋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与赵盾不和，赵氏全家惨遭屠戮，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将赵氏孤儿救出，为骗过屠岸贾公孙不惜献身，程婴忍辱负重抚养孤儿十数年，终于待其长大成人为全家报仇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剧本最先由马约瑟神父在1735年传入法国，当时，"中国兴味"正是欧洲人趋之若鹜的时代风尚。伏尔泰就是以马约瑟神父的法文本为素材创作出《中国孤儿》的。选择这一题材绝非伏尔泰的一时心血来潮。首先，《赵氏孤儿》震人心魄、催人肝胆的悲剧美与伏尔泰的审美观正相符合，他的《凯撒之死》和《查伊尔》等剧作都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善与恶的激烈交锋来弘扬道义，借用悲剧的形式唤起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次，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集中体现了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的精髓，故事人物忠诚献身的精神和成仁取义的品格正是当时法国社会所亟需的。再次，伏尔泰将中国题材引入戏剧创作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一贯的关切和向往。

伏尔泰不仅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将非基督教的哲学思想作为攻击教会上帝万能神学观点的有力武器。在伏尔泰看来，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爱真理的人，西方古代哲学家并没有为人类作出道德上的榜样和伦理上的教训。他在著作和书信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子，他认为，"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绝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1734年，伏尔泰因秘密出版《哲学通信》再次遭到驱逐。在女友夏特莱夫人家中避难期间，他开始着手写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这部史学著作历时16年，直至1756年才完成。书中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伏尔泰指出，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相当先进，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则用以褒奖善行。

另一位西方哲人罗素也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价值区分做过如下栩栩如生的描述：

▲我们正是依靠对发展和效率作出积极的评价，才保障了权力和财富；但是，在我们对中国人进行入侵之前，中国人却忽视发展和效率，进而在总体上获得了平静的生活和生命的充分乐趣。（我们：指西方。下同）

▲为效率而追求效率成了我们的信条，而我们没有考虑到效率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由于懒散而派生的缺陷远没有由于欧美的骄横自大、颐指气使而在全世界产生的邪恶那样可怕。

▲走向毁灭的高效率就只会导致人类的大劫难，而我们的文明日趋接近的则正是这个毁灭性的极点。（我们的文明：指西方的工业文明）

▲我并不相信，依靠工业主义的福音和强迫性的劳动能够为人类带来幸福。

▲一切政治都是由龇牙咧嘴的恶魔煽动起来的，教唆那些精力过剩、头脑敏捷的人鞭挞唯唯诺诺的大众百姓，为的是攫取金钱、权力和控制宗教。

▲我们所谓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只是无休止的变动，而并不能使我们接近理想中的目标？

▲躁动与好战不仅会产生明显的邪恶，而且使我们的生活充斥着不满足感，令我们不能享受审美的情趣，还几乎使我们不再具有沉思的美德。

▲他们应当向我们学习起码的、不可少的效率，而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某种沉思的智慧。这种睿智使他们得以延续至今，而其他的古国却都消亡了。（他们：指中国）

▲那些重视智慧和审美的人，或者那些只是想享受人生的人，却能够在中国找到智慧、美感和人生乐趣，并且乐于居住在重视这些东西的国度中，因为中国在这些方面要胜过烦躁、纷乱的西方。

▲我们西方人崇拜"进步"，把它作为伦理道德上的幌子，掩盖自己不安分的欲望。

▲其实，我们热爱进步，十之***是因为热衷于权力。一想到我们发号施令后，就可以令世界变样，我们就欣喜得意。

第三、《08宪章》的严重忽视了源自西方自由竞争社会的"人权"价值具有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与道德悖论。

西方法律以"人权"为其价值基准肇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它作为反对"神权"和"王权"的有力武器，是与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相匹配的，同时也是人文主义的必然体现，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人类主宰其他生命之地位的日益巩固和强化，人类的狂妄自大和"自我神圣"意识也以几何级数膨胀着，终于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致使"人类的生存前景"在自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危机。而这种"生存前景危机"当然地对西方法律的价值基准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击。因此，我们在这种冲击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被我们视为"绝对真理"的"人权"价值基准时，便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怀疑。这种怀疑尽管可以说是直觉和感知的，并缺乏实证的，但因为这种怀疑来源于下列的基本判断，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下列的判断是成立的，那么，这种怀疑便不是凭空的呓语。

首先，从哲学角度来看，在西方法律传统下，法的目的与其二元论哲学基础的背反。根据大多数西方法学家的描述，法的终极目的在于调节社会关系（指人与人的关系）使其和谐及有序，这种调节是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机制来完成的。"19世纪中期以后，由社会生产方式所推动，法定权利和义务成为社会生产、交换和社会秩序的机制，权利和义务被作为法律（法学）的基本概念总结出来，权利和义务研究进入实证化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把人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法的价值基准的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哲学的底座之上的。但因为二元论哲学的基本含义是矛盾和对抗，因此我们便看到西方的法学家们一方面制造了权利和义务两个基本的社会矛盾对抗体，另一方面又郑重其事地把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作为法律的基本目的和使命，企图以法的终极目的来消灭这种法的价值基准二元化之间的对抗性，这就产生了一种深刻的逻辑背反。这种背反又进一步使西方法学家对法的功能的解释是模糊的和语焉不详的，他们一方面将法的功能定位于控制、维护和巩固，但是他们却无法解释"行动中的法律"（体现为司法判决的法律）的实际表现却是上述"法的功能"的反面而不是正面：即剥夺（生命、自由、财产等）和破坏性的。或者换一句话说，他们无法解释的是，剥夺如何产生赋予，破坏如何导致维护，手段层面上的"恶"又如何与目的层面上的"善"同构？这是西方法学理论难以回答的理论悖反。

其次，从伦理角度来看，在西方法律传统下，"权利本位学说"决定了法的根本伦理基础是利己主义的和自私的。"权利主体"支配"义务主体"乃至其他生命只是为了满足前者的欲望和需求。在这里，"权利的本质是自私的支配"构成西方历史传统下法律文明的基座，并在这个基座上建造起整个西方社会的以个人主义为支柱的"人权大厦"。但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生命物种，表明了整个人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道德的伦理基础却是利他主义的和社会本位的，而绝非利己主义和自私的。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依存规律决定了支撑整个人类社会"人权大厦"的主要支柱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个体主义的"连续"，个体主义是集体主义的"离散"，两者在拓扑的意义上"同胚"。这也是东方文化以"社会"和人的群体为出发点构筑"人权"内涵的逻辑出发点。因此，西方法律的价值基准与人类原始而又永恒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基准是脱离的和不相容的，这一点充分决定了其价值基准已经构成对"社会本位"的异化和毁坏。换句话说，相对于个体主义而言，集体主义更能在逻辑上保证人类共同体（无论是全体人类还是作为人类共同体最小单元的核心家庭）走向和谐有序。

第三，从生态角度来看，在以生命为主题概念的生态世界中，西方法律传统下的"权利本位"价值基准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的：人的生命在生态世界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因此，人对其他生命形态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这种行动在以往和现在主要表现为侵略、征服和消灭而不是保护）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就整个生态世界来说，以"人的权利"作为法律的价值基准，实际上是人类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生命的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毫无节制的"认识"与"改造"虽然实现了人类的各种欲望和需求，并满足了人的"法定权利"，但同样也使人类生命的灭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在人口急剧膨胀、环境污染、基因变异和大规模杀伤武器存在的情形下已经接近了临界点。人类的理性将不会容许临界点的被越过，但根本问题之解决却需要对源自"人类沙文主义"的"权利本位学说"进行扬弃。

第四，从实证角度看，在西方法律传统下，在围绕着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法律之中，规定了许许多多的"人的权利"，但是，我们难以发现规定人对其他物种的义务并将这种义务作为其他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根本性和出发性的规则或者基础性法律。而这一点恰恰成为西方法律传统下法的价值基准难以成为"绝对真理"的主要原因所在，并因此必然地决定了以"人的权利"作为法的惟一研究中心和分析单元是与自然生态环境不合意的，甚至是畸形与偏执的。西方法学家以往的法理学研究，无论是"法应该是什么"的研究，还是"法实际上是什么"和"法与什么事实有关"的研究，都是局限于人类主观思维上的往复循环，因而是纯抽象和教条的，即为研究法律而研究法律，并且这种研究对其他生命物种是"不开放"的。所以，西方法理学研究缺乏新的研究中心和分析单元，这是其法理学无法取得革命性突破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名噪一时的美国批判法学运动也无法克服这种"烦恼"。

最后，从宗教角度看，在西方法律传统之下，不但存在着法的目的与其二元论哲学基础的背反，而且同时还存在着法的价值基准与其基督教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性与不可调和。如前所述，西方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二元的和自然科学性的。但是，西方法治实践的历史表明，这种法律赖以存在的价值基准却是实实在在地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盖因"人的生命价值独一无二"之命题，追本溯源乃起源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这一宗教信念。因此，可以说是宗教的基本教义奠定了"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基石，有所区别的只是在近现代以来的人文运动中，西方的思想家们将处于"神坛"上的神换成了人而已。但是，基督教信仰依然普遍存在于西方人的观念中，并转化为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源泉。于是，我们发现，西方的基督教将人的欲望和自私视为原罪，而西方的法律却将穿上权利外衣的欲望和自私看作是实质正当，这必然造成法的价值基准与宗教信仰的抵牾。

因此，近年来，西方法学家已经表面性地认识到了其法理学的危机。"西方法律传统的根本基础的崩溃是不能弥合的，对于这些基础的最大挑战乃是人们对于作为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共同体和西方本身的信念和对九个世纪以来维系西方文明的那种法律传统普遍丧失了信心。"

第四、实际上，《零八宪章》中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已经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抛弃，成为一种陈腐的、过时的价值。当罗尔斯、哈贝马斯、汤因比、亨廷顿、韦伯等西方思想大师的言说——尤其是当"911"以后的"布莱尔主义"、"小布什主义"等官方意识形态为流传西方传统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敲响丧钟的时候，试问：作为表征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人权"还能够成为"普世价值"吗？

在西方文明传统之下，源自商品自由竞争社会的低位阶价值（自由、平等、人权等）是纯粹主观性的并且是被人为地确定的，因此决定了它只能是应然的并且是被人类的自我意识感知和认同的，新的价值观只能被新的认识和认同所接纳而不能移植与替代。但作为西方社会初级阶段的上述价值观念，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在911之后。已经被西方的思想大师以及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彻底抛弃。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他的学说,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发了西方学界对"公共理性"与社会行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体要求、个人价值与社会正义、社会多元与社会统一、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秩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广泛讨论,从而形成了当今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大繁荣局面,以致人们将《正义论》的出版视为"罗尔斯时代"或"罗尔斯轴心时代"开始的标志。

罗尔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到了个人和社会的统一,更看到了两者的对立,并深刻揭示了人类自由的悖论现象,即:当个人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由于人类理性的缺限和迷误,也必然会造成人们利益的冲突,造成人们实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结果的差别和不平等,从而最终限制和破坏了个人对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同时,罗尔斯还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办法,那就是在实施自由原则的同时实施差别原则,通过国家调节以保障自由和不断解决由之产生的矛盾。罗尔斯关于自由与平等相矛盾的思想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两条正义原则,对于我们转型时期的社会发展,有着很强的借鉴和启迪意义。自由和平等的矛盾在任何社会形态里都是必然存在的,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深刻的表现,在我们的转型社会里亦是如此。尤其我们正在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经济生活市场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也随之在更广泛的层面以更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障公民个人充分享有政治经济的自由权利,又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使我国成为高度民主和高度法治的国家,必须合理确立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合理的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制度。当然,这样的政府,既不应该是霍布斯式的专制政府,也不应该是功利主义者主张的极端放任自由的政府。只有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阐述的有条件的政府干预理论,才能为我们提供建立政府和个人关系的较为合理的模式,也才能为我们提供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发展民主与加强法治、政府对个人的保护干预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的指导原则。

于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又一个哲学、社会学大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而否认以上三种知识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中，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者在强调权利绝对性的时候,按照目的论的思路来理解权利,使之成为人和人之间狼一样战争的权利。哈贝马斯赞同人的权利的绝对性,却反对把权利看作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最高价值,并对权利进行了义务论的解释。按照他的观点,权利只能因为权利的缘故,而绝不能因为利益的需要而受到限制,但是,权利的使用不仅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受到道德的约束。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所谓的规范内涵就是，撇开文化内容不谈，所有的人都能直觉地清楚地认识到，只要交往参与者相互之间没有建立起对称的关系，就是说，只要交往参与者相互之间没有建立起相互承认的关系，并接受对方的视角，用他者的眼光审视自己，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共识。
由此，我们不仅可以对关于人权的不同看法、各种偏颇的解释以及狭隘的应用加以批判，而且也可以对关于人权的工具主义观点加以批判。这种工具主义观点是无耻的，因为它打着普遍主义的幌子，为了特殊的利益，而这些特殊的利益导致了错误的立场。认为西方人对人权意义滥用，是完全正确的。"他同时还认为："关于主要是针对人权的个体主义特征以及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远东文化而展开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三个观点：一，批判权利优先于义务的原则；二，提出一种共同体主义的人权秩序（曹卫东注：这个共同体主义哈贝马斯指"社群主义"）三，个人主义的法律制度对于维护共同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消极作用"（哈贝马斯《论人权的文化间性》）。总之，起码在哈贝马斯眼中，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权观念与亚洲的"共同体主义的人权秩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与差异，以西方的人权观念为"普世价值"并要求远东文化接受纯属"西方对人权意义的滥用"。这与他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是完全一致的，而《零八宪章》的显然是忽视了哈贝马斯以当代思想家身份对东西方人权话语差异的承认与解释的。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Joseph
Toynbee)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十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一改其早年持有的"中华文明衰落论"，将人类未来和平安定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明价值的复兴与普世化预期上。汤因比认为，古代中国有一种寻求天下统一的"博天精神之道"，它也是我们医治人类面临的困境的一条途径。它就是孔子哲学和墨子的道德观念。他认为大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中国文明从古到今的一大特征。维系这一局面的是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和以它为理想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转而被想象为一种超人的或非人格的精神或法律。"它确立了人们普天之下人心一致的社会行为规范，其影响之巨大深远至今仍是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原则。他又说，墨子学说尽管未能取得官方学说的地位，但他宣扬的"兼爱"思想却培养起一种中国人的道德："仁者都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它"激励所有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的职责……"汤因比极为欣赏儒家天下一家的政治哲学观，赞美墨子爱护关心人类的伦理道德。两者结合一体政治哲学，与西方力陈的那种以地区性民族主权为政治理想的政治哲学有天壤之别；后者"只能促进充满活力的裂变，但不能实现安定和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对中国文明寄予莫大的希望，认为具备了上述政治哲学和伦理的中国文明，是消除人类战争、维护地区性和平，重建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平衡的最佳道路。汤因比正是从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寻找到了他的历史哲学的真正内涵，也正是基于上述分析他才树立起自己新的中国观，对此，他说："依照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世界实现统一之日。……我所预见的这种和平统一，是以特定区域和文化为轴心达成的结晶，我预感到这个轴心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在东亚。"因为"现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按照汤因比的基本理论基础来看，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拥有自身的价值，并且有向整个世界文明输出自身价值的底蕴与能力。

所以，日本当代哲学家、思想家池田大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正如汤因比博士所预见的，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汤因比）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对照上述两位大师的论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得出源自西方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人权"价值是可以超越中华文明所独有的"融合"、"协调"、"中庸"、"天人合一"等独有价值的所谓"普世价值"的结论来的呢？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1968年，他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的政府皆能安邦定国；每个国家自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每个国家的公民及其领导人对社会公益和他们的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那些传统和原则，观点是相同的。三个国家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在该书中，亨廷顿提出了他关于自由和秩序相互关系的著名论断："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从亨廷顿先生的上述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到秩序比自由的价值位阶更高的观点与看法，这也构成了对《零八宪章》关于普世价值观点的反讽与反证。

马克斯·韦伯（MaxWeber）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

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也因此一个政治家不能被视为是一个"真正道德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如同圣经宝训里所述的会将脸颊转过来让人掴耳光。遵从那样的道德的人应该被归属于圣人，只有圣人才会这样做。而现实的政治界是没有允许圣人参与的空间的，一个政治家应该采纳的伦理是道德与政治目标的权衡(Proportion)、以及负责任的伦理(Responsibility)，并且必须对他的职业拥有强烈的热情(Passion)、同时还必须学会将自己的情绪好恶与实际目标区隔开来(Distance)。

韦伯上述关于"政治纯粹来自于权力，因此一个政治家不能被视为是一个"真正道德的基督徒""的基本观点与《零八宪章》所舶来于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不仅仅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我们在韦伯的其他著作中也完全看不到他对那种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的所谓平等、人权等价值的推崇与赞美，这难道不值得《零八宪章》的进行认真的体味与深思么？

综上所述，无论是站在世界各文明板块的高空俯瞰，还是深入到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河流中探索，我们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仅仅只存在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存活于个人价值至上的伞荫之下，他们只是为满足新生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政治目的而提出的意识形态广告，一旦资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夺取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权，所谓自由、平等与人权价值就会立即被抛弃在历史的角落中，并在理论上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各理论与思想领域内的思想大师或者理论泰斗的无情批判与理论否决。总之，风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个人本位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界，不但日薄西山，而且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和被储存在其政治历史博物馆中的政治文物与理论陈迹了。

在实践上，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广泛动用各种手段修正甚至否定其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首先，在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运用"市场经济中看的见的手"、放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反垄断等手段。其次，在政治与行政领域中，主要实施"秩序与科层化"、行政权膨胀、藐视议会权威。第三、在外交领域中，使用"反恐战争"、"人权大于主权"、"安全超过人权"等方法和手段控制、调整其源自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精神传统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广泛采取以社会本位伦理取代个人本位伦理，以理性、秩序、控制、协同作为其主要价值，用形式理性取代实体理性，以法律价值限制自由价值、以科层秩序规训平等价值、以安全价值框束人权价值。其最终目的是取缔个人本位主义的自由、平等、人权观，代之以社会本位主义控制下的相对自由、科层平等与有限人权秩序，以达到稳定自身统治秩序的政治目的。一言以蔽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开始走向否定传统意义上的消极自由价值，转向一个全面强调社会秩序、国家权威的"新权威主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连资本主义自己都不承认其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是可以继续使用于其社会发展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普世价值了，试问《零八宪章》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拾人涕唾，自己没有创见，只是抄袭别人早已抛弃的言论与见解呢？

本段小结：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人权价值已经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残渣余孽和历史陈迹，除了用作意识形态武器攻击别国、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意图功能之外，已经不构成一种获得其发源地国家普遍承认的普世价值，也不是可以被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其他文明在内的非西方文明所接受的所谓"普世价值"。说的直白一些：这些价值仅仅只具有满足个人民事利益、跻身于私人领域、促使个人获得消极自由的低位阶意义，它们完全不具有构建世界性大国、引领民族崛起、实现政治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理论旗帜意义！

三、《零八宪章》压根就没有梳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缺乏"中国问题"意识，这就注定它只能成为小资产阶级群体中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政治利益宣言。

在《零八宪章》中，宪章的先是在前言中用1000多字的体量，用模仿各国宪法序言一般的语调，描述了我国从1908年到2008年的"人权灾难"历史，然后把我国近代历史上一切的灾难与罪过都归结到两个朝代的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最后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唯一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在该文件的眼里，"中国问题"仅仅只是威权政府不实行民主、侵犯个人权利的问题。因此，为达到"改换体制"以保障个人人权的目的，《零八宪章》最终将"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作为其基本纲领，呼吁实行修改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条款、实施宪政、构建分权制衡政府、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保障人权、实行直接选举等政治改革政策等等。

对于《零八宪章》的上述政治思想表达和政治主张，我的第一个判断是：除掉个别的、被大家老生常谈的具体政治主张以外（如设立宪法法院、实行县级直接选举等），其他政治表达都与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别无二致、缺乏新意、乏善可陈。甚至连设立宪法法院、县级直选等政治主张也是当今政府承诺的政改内容之一，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总之，观其全文，我觉得特别象是在看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其基调也完全符合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所确立的基本民主价值和政治理念，只是发言者不同而已，假如换个政府新闻发言人来朗读这个文件，除掉个别政治表达外，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讲演恐怕还要比《零八宪章》的言说要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与理论化呢。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这个文件颇有一些犬儒主义的色彩。纵观《零八宪章》各种言说与主张的难言之隐，大概有二：首先，以推翻当下的政治体制，建立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把持的"民主政府"为其长远目标；其次，以抨击现行官僚体制、激发民众反抗现行体制、迫使政府进行局部改良为短期目标。

我的第三个判断是：《零八宪章》所蕴含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完全是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立场与态度，仅仅只是一份扩大化了的"清官思想"与"民本主义政治"的历史文献拷贝品，完全不具备现代化的政治哲学基础、政治理论内涵和政治学术气息。就算我说它与出自唐朝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之基本语调差不多、在思想内涵上与我国古代的各种"声讨檄文"并无本质区别也不算过分。理由在于：《零八宪章》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通过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局限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零八宪章》的全部思想内容与政治主张都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小资产阶级希望反掉现行的官僚科层体制、然后由自己去"新瓶装旧酒"重复建设官僚科层体制的局限性，也暴露了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政治短视与"中国问题"意识的严重缺陷。这就从根本上注定这个文件不但政治解构功能不足，不能为解决民瘼、规制科层官僚体制、促进法治文明、发展个人消极自由提供保障。更加严重的是，因为"偏读"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忽视对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和根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福利、思想等方面基本社会关系的思考与方略，导致其政治建构功能更是了无踪迹。说句大白话：就我国"建构一个世界性大国、引导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达成与实现而言，《零八宪章》不但不能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政治主张，反到很可能使得我国的民族崛起与社会发展绕弯路、走弓背，使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洋务运动失败、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失败等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为论证我的上述判断——主要是第三个判断——并指出《零八宪章》在梳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时的局限性弱点与理论上的致命缺陷，我将从"中国问题"出发，就中国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的社会基本关系进行大概的描述与梳理，并通过上述描述与梳理去证成我在本文中的又一个基本理论假设：《零八宪章》只是代表中国小资产阶级中少数精英实现寡头政治期待的政治利益宣言。

（一）什么是"中国问题"？

我们人类所处的世界本来就是问题的世界,
没有问题就不成其为世界。问题的关键是知不知道问题、能不能发现问题以及会不会解决问题。而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一个人、一个共同体、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生活、工作、集体行动、阶级较量、国家安全与发展、民族利益与世界战略竞争中总是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人的能动意识，就是去发现矛盾、发现问题；人们的积极行为，就是去解决矛盾、解决问题。《零八宪章》的也是如此，他们发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内忧、看到了国家内政与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弊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官民矛盾与冲突，所以才提出了他们的政治理论、政治纲领与政治主张，这表明他们已经初步地具备了问题意识，也有了解决内政问题的政治想法与主张。

但是，《零八宪章》的政治目光不够深远、提出的问题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提问偏好与逆反心理倾向——只看到贪官污吏与普罗大众的矛盾，还没有看到其他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靶向单一、假设狭窄"。这就导致了其对"中国问题"进行全面提问的水平不高，梳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不足与缺陷。这是导致《零八宪章》"在整体上思想水平低下，缺乏经世致用的现实可能性。不但远远落后于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联省自治等思想，也远远落后于洪仁玕的《资治新篇》，甚至还不如胡适的"少谈点主义、多解决点问题"的思想"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所在。

在我国，所谓"中国问题"是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民族复兴与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过程中，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面对、回答并且用政治纲领与政治实践加以解决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从中国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中分析和剥离出来。（未完待续）

附二：

中国的金融困局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专访FT首席经济评论家。沃尔夫的观点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在自身相对贫穷时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面对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国所处的境地很糟糕，因为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都在减弱。中国错过了应对巨额贸易盈余与让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机。
(FT中文网2008年度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马丁•沃尔夫是FT中文网首届年度讲座的演讲嘉宾。题目是《重商主义的终结：全球失衡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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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奋(以下简称张)：上次， 你提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世界将面对一个更为强硬的美国。但从另一角度看，比如最近G20峰会透出的迹象表明，你是否认为，全球经济决策的框架可能正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权力转移？至少美国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美国和西方从务实与利益考虑，希望中国为击退全球经济衰退发挥更大作用。而来自北京的迹象则显示，中国政府本身对目前局势很担忧，他们想知道中国的经济与贸易到底会受多大影响，得先把“家务事”理顺。
马丁•沃尔夫(以下简称“马”)：我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大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的放缓幅度将远远超出中国人的预期。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最新预测为7.5%——下调的幅度是很大的，而且我预计这个下滑势头将会持续。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其净出口会降为负值，因此其经济增长的放缓幅度会非常大。他们必须在国内采取刺激措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涉及的是意识形态与智慧。中国现在必须对形势做出自己判断，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意见。可以说，共和国建国之后最初30年，他们遵循的是苏联模式，然后的近30年某种程度上是模仿了了美国模式，现在，他们必须拿出中国自己的模式。但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中国模式不能是市场经济的终结。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比其它模式更有效，这些优势事实上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在过去近30年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是在成功的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抛弃市场经济，我会感到很吃惊。不过，在金融业、金融自由化以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等领域，人们显然需要对市场经济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必须暂时作壁上观。
目前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美国怎样才能成功摆脱这场危机？在他们摆脱危机后，我们能否从他们的努力中汲取教训？显然，这场危机的结果越糟糕，中国就越是希望重新思考自己的对策。我的观点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借助自己的力量。他们必须观察人们从这场危机中汲取的教训，而我估计，我们会再度认识到，发展经济没有什么最终模式。人生中的每件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自己所犯错误中汲取教训。中国人也是如此。
张：中国改革开放期的最高领导人在吸纳西方经济思想上可以说是相当诚恳、勤于借鉴且包容，在经济主张上相当去意识形态化。在经济思想上最急切学习借鉴西方的大概非中国领导人莫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多是中南海尊贵的宾客。碰到金融困局，中国觉得西方过去100多年的经验足以帮助中国找到对策。而这次金融危机显然使中国领导人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信心大受冲击，没有料想到这个久经考验的全球体系居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他们失去了参照点。但是，中国又别无选择，只能与西方既定的金融体系共存。

马：我始终认为，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方面存在巨大问题。根本理由有三。中国面临的困难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大，因为它非常庞大，同时经济还相当不发达。中国仍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大概排在全球第100位。因此，按人均标准衡量，有99个国家比它富裕，在所有国家中处于中间水平。不过，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按照衡量标准的不同，位居第二或第三。
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在国家还相对贫穷的时候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如果进展顺利，印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以及印度的未来几代人所承担的责任将远远超出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同国家的水平。这种结果是由其规模造成的，中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由于中国在全球所占据的份额和影响力远超其发展水平——仅仅因为其规模如此庞大——世界会不可避免地要求中国有所作为和承担责任。这是数字的绝对力量。当然，它也有好处，意味着中国可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可以比其它国家更多地主导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明显难题是，它正在融入的全球体系是西方创建的，这个全球体系是西式的，而非中式的。它不是中国自己发展创造的世界体系，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历史、规范和价值观相抵触。因此，这个超级大国既要适应自身，又要适应一个并非自己所创的体系，这种境地是尴尬的。中国不可能将现存的全球体系转化为自身可能创造的体系，这是一个现实。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并不知道自己会创建一个怎样的体系。我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相对封闭，及其政治文化立场，中国以前从来不必考虑创建一个全球体系。在近代之前，中国很少与他国平等交往，而只与附属国打交道。因此，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上面临一个根本问题，这不是它自创的体系，融入其中对中国来说是一 次全新体验。
中国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很有意思，是遵循西式经济体系的共产党执政以及与中国特色的少见组合，这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适应问题。因此，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绝对是巨大的。但中国要继续假装自己还是个影响力上的小国是不可能的。无论中国喜欢与否，它现在就是一个强国，而且它的力量还会比现在变得大得多，它必须决定如何行使这种力量。
张：现在我们转谈人民币问题。中国央行最近发出了尽可能明确的信号：针对眼下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华盛顿压力下，人民币自今年年初来加快了升值步伐。中国可能觉得，现在是就人民币问题与美国重新博弈、调整立场的时候？你觉得，中国当下是否应该让人民币贬值，以支持其日益疲软的出口，而出口对中国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编者注：在本访谈进行之后几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出现小幅贬值趋势，基本证实市场的判断。)
马：我看不到人民币有任何贬值的理由。我认为它应该升值。毫无疑问，它应该升值。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过于庞大。我认为，北京方面三、四年前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中国应该削减经常账户盈余，增加国内开支，允许人民币升值。

中国目前所处的境地很糟糕，因为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都在减弱，人民币仍将面临升值压力。始终存在的一个危险是，当中国最终被迫采取行动时，他们已经处于危急境地。我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持续下去。扩大内需的压力也将持续下去——我的意思不仅是要借此抵消衰退的影响，而且要大力刺激相对于潜在产出的需求。
中国目前可能处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不利境地：出口不断萎缩，或者说出口增长正在萎缩，国内需求也在萎缩。不过我再重申一次，虽然中国对此没有言明，但是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出口来摆脱经济困境的想法，完全是异想天开。
中国无法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衰退持续下去，在全球找不到可以出口的地方，任何地方都没有需求。我们所处的是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因此，那种通过调整汇率轨迹、中国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出口来摆脱经济困局的想法，可谓大错特错。
张：或许中国确实错过了增强内需、大幅降低经常帐目盈余的最佳时机，也就是前4-5年全球经济高增长的良性期。但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与正在进入的经济衰退，北京觉得让人民币略有贬值能对其出口施以援手，至少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你不认为，这个想法有其现实合理性，应当予以同情？
马：我认为，在发达世界正陷于深度衰退、其中部分国家处于萧条边缘的情况下，如果拥有全球最大经常账户盈余的中国还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那会被视为一种带有强烈敌意的行为。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我认为，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也就是使美元毫无必要地、危险地走强，无疑就属于此类行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新一届美国政府会对此类行为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
我完全理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只有在世界其它国家经济高涨、需求高涨的情况下，中国才能通过出口来摆脱自身困境。我认为人们并不理解这一点。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一直依赖于美国、英国和其它一些经济体极为庞大的需求和超额产出。这些经济体的产出约占全球产出的35%。有信誉且有意愿的私人借款人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政府借款人了。因此，如果中国奉行上述政策，那么美国的财政赤字必将更为庞大，这对美国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这种政策最终会让美国破产。
中国既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就应该花这笔钱，应该加大国内支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明白，中国过去七、八年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现在明显已无法维系。
张：眼下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可能处于既想有所作为，但又不很清楚到底什么是最优选择？对中国来说，存在这样一种对内对外利益双赢的挽救策略吗？
马：许多人一直通过内部和外部渠道向北京建议，中国在五年前就应该开始让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说，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更为健康的国内消费市场。由于家庭收入低，中国消费市场非常薄弱，他们需要对经济展开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应该在五年前就开始，而在当前经济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展开经济结构调整，时机上可谓非常不利。

未来一两年，中国可能不得不依赖净出口的继续快速增长，但这种情况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除了立即采取投资刺激方案，中国现在真应该痛下决心，仔细考虑如何刺激产生新的国内需求。
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当前的外汇储备政策浪费很大。中国有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我自己算了一下，这些储备的实际年回报率可能是-8%，是负的，即接近2000亿美元。如果在一个穷国，每个穷人都可以分到一大笔钱。把这笔钱花在中国国内，远比以这种方式浪费或者借给无力使用的美国人更为明智。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应该停止增长，最好是降下来。中国应该花掉这部分收入，实现更为均衡的增长。中国不能像韩国这样的小国过去所做的那样，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那么做是错误的。
张：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达5800亿美元。我们尚不清楚其中的重要细节，到底那些是旧钱，那些是新款。但是，官方的意图很明确，优先考虑的是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我想，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中国大幅加大支出，为中国人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不少人对北京当下进一步承诺大规模基建投资感到不很理解？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
马：从长远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显然应该进一步改善，它与发达世界的基础设施相比还存在差距。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是有理由的，但长期来看还存在一个均衡问题。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中国的投资率确已处于全球历史上最高水平。显而易见的是，大量此类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非常低。我不清楚此类投资的具体构成，也许其中一些投资非常不错，但总体来看，任何关注中国发展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中国投资太高，储蓄太多。它应该减少投资，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应该增加消费。
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一个更正常的均衡状态应当是这样：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0%，储蓄为60%。因此，它的经常账户盈余约为GDP的10%，而消费占GDP比重大致为40%。对一个国家来说，更合理的均衡状态应为：投资占GDP比重的40%，储蓄占GDP比重为40%，消费占GDP比重为60%。也就是说，消费应当在经济没有任何增长的情况下增长50%。家庭储蓄可能略有降低，但总体经济增长可能不会降低，而是与目前相同，经常账户也不会积累下毫无用处的巨额储备。
消费水准提升50%，数额绝对是巨大的，它可以用来给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内陆地区最贫困、从经济开发项目中受益最少的人民——带来巨大好处。这在我看来是个双赢局面。中国将处于更均衡的发展状态，投资降低，经济增长方式更均衡，普通中国人也更富裕。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失衡得到缓和，更容易在全球推行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实现了双赢。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应该以此为目标。
张：中国刚超越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实际上也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你觉得，在与美国人的谈判桌上，北京会如何利用这个筹码？它是个筹码或秘密武器吗？
马：我从不认为这会造成很大影响。中国当然可以威胁全盘抛售这些国债，那会很可怕，但也非常有敌意。如果中国对美国说“嗯，我们实在不喜欢你们，我们要全盘抛售你们国债”，那么如果美国回应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我们要没收这些国债”，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美国人绝对可以没收它们。美国只需要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我们与中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要没收它们。” 我不是说美国就会如此行事。我只是以婉转的方式表示，那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使用的武器。

当然，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又需要债主，因此在执行各种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通胀等政策时，美国不得不考虑债权国的利益。事实上，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将此形容为相互制衡(Balance of Mutual Distraction)。这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能轻易使用这种武器或威胁。美国人可以威胁欠债不还和没收这些国债，中国人也可以威胁抛售它们。如果中国人抛售，他们就会因资产价值下跌而变得更穷。如果美国人没收国债，就没人再为他们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这就是相互制衡。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同样适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只在合作关系中存在。如果关系破裂，双方都会蒙受损失。因此，我不认为持有巨额美国国债会给予中国很大的影响力。当然，基于上面谈到的理由，我也不认为持有美国国债是处理中国人民财富的正确方式。
张：显然，继续囤积美国国债对中国财政上没有实质意义，也不可思议。但是，为何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还在不断增加？问题是没有选择吧？
马：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拥有巨额结构性经常账户盈余，是因为他们没有采取相应政策。其次，如果你积攒下这么一大笔钱，会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开始买进股票，你就会变得很不受欢迎。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收购，比如说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这实际上很有意思，但它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现在买股票或许更为明智，他们可以买一批股票，但实际上他们也可能打理得很糟糕。我认为，如果你以这种速度和规模积累财富，那就很难避免将它投到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债券市场中，因为除此而外实际上没有其它的大型流动性市场。这就是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停止积累外汇储备。中国的储备现在已经足够多了。
张：我们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政治评论家最近有句评论，这场金融危机“让原本不可思议的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你有没有什么最恰当的例子来描述你的感触？
马：你引用的是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妙谈。几乎每件业已发生的、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现在都变成了不可避免。其中包括对发达世界整个金融体系的国有化。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可能，我希望这不会成为现实。政府购买股票也是一种可能性。我可能已失去了对事情的想象力……
我认为，在经济领域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中国做出决定说，既然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不可避免，那么让个人持有盈余要比政府合理得多，于是就放开资本外流，而不是由政府持有全部储备。如果看到这条消息，我会感到很吃惊。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同时是件好事。如果真的得以实施。将是非常明智的。
张：谢谢，马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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