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那个激情燃烧年代的湖南农村，和许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样，我也有自己散发着泥土芳香和野性十足的童年，那虽已远去的岁月,连同我那朦胧而不系统的记忆，却不时地构成一副副画面,选择我生活的小歇时间为我徐徐展开。
也许在当今中国改革教派的眼里，那个时代或许只剩下“缺衣少食、勤耕劳作”了，满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之说，跑主子那里信口乱称“三十年前那个贫穷僵化的中国”。而那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并不是这样，相反，我觉得“勤耕劳作”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需要“自力更生”；“缺衣少食”也是人生，我还懂得那叫“艰苦奋斗”。我记忆里的童年，更多的是“无拘无束、胆大妄为”地释放着童年本来的天真与野性，收获着它应有的快乐和幸福！
我家住在一条乡村大街上，当时号称“水打铺街”，现在仍用此名。整条街几乎是木结构的房屋连成的一条长龙，头尾约1.5公里长,这在过去的乡村是很少有的。街道偶尔有几处间断，据说过去这也是有房子的,后来就变成几碗鱼塘了，也不知是因为涨洪水给冲走了,还是因着火给烧毁的，反正两种说法都有，但我认为更接近“洪水冲走房屋”之说法，因为与街道并行且相距150米开外就是一条河，号称“七水江”，该江历史上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洪水数次，也曾冲垮房屋，此后再也没人家敢往中断处插户建房，我想这恐怕也就是后来取名为“水打铺街”之原因了。
从街头到街尾足足五个生产队(当时称‘队’,现在称‘组’）的人口，那时候一般每家都有三、四个孩子的，就在那条街上，与自己同年或上下相差一岁的孩子足可以找出二三百的。每当散学后回到家里，有的孩子会很自然地帮家中干点能干的事，如“放牛、扯猪草、赶鸭子下田”什么的。也有些孩子，份外的事先别说让他去干了，就连份内的事也尽量逃避不干，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也能找个借口而一拖再拖的，不得已时应付了事，我当时就属这一类“懒惰”型孩子，玩性特强。然而不管怎样，到了晚上的时光却都属于孩子们的，大人也不怎么管他们，那时的夜晚，好象月光也特别亮堂，又是那么富有传说，所以，孩子们总爱在夜里尽情地玩耍，释放其野性，收获其快乐，编织他们童年的故事。
令我觉得奇怪的是，那时的孩子们玩的玩具和游戏，不是自创的就是自制的，他们既是设计师，又是工匠；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他们编辑‘战斗’故事，又演义战斗场面，既当司令，又是战士，无所不能。可以说，没有一件玩具是买来的，没有一项游戏来自于书本上，他们动手能力都很强，我想这是否和当时全社会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关呢，还是真的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说呢？
那时的我，什么都玩，什么都敢玩，什么都会玩，“踩高翘、砂子战、土战壕、抓特务、滚铁环、打地椤坨、捉迷藏、地主买田、自制火药枪、竹制水枪、纸铳、竹风车、工兵抓强盗游戏、堆雪人、打雪仗、老鹰抓鸡...”等等,每天不是一身烂泥巴，就是一身汗水，往死里玩，总要玩够了、玩胜了才回去。我生性好强争胜，怕输又不服输，加上儿时的一副好身体，在当时的同龄孩子里还算“赫赫有名”，在集体游戏项目里，总能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个人较量中，几乎能所向披靡，总稳居“冠亚军”宝座，不过有时还真是靠武力去征服当时的对手，使得他们个个怕我三分，有的玩友甚至干脆跑回家中，背着其父母，暗中取来好吃的，以“行贿”于我，以确保其所谓“人身安全”，我也来个“来者不拒”，学拿来主义。记忆中，那时的我就没带着‘失败’回过家，几乎都是凯旋而归。然而，有的人就没俺那么幸运了，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一个个，回家还要挨父母一顿臭骂，真是不合算。哈哈，不过玩归玩，我只要去到学校，仿佛成了另一个人，总是各方面都表现良好，年年能评上“三好学生”，谁也没法在老师面前告进我的状，弄不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还得挨老师一顿批，哪位老师也不可能把我和一个“胆大妄为”的玩皮鬼、淘气包联系在一起，所以玩友们是既怕我又敬我，矛盾极了。但我那时也有可贵之处，那时的我特别热爱集体，从不干破坏集体财物的事，似乎从小就懂得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分得清事情的大与小，利与弊。
唉!美不过童年的记忆，逝去的岁月变得无法追回，但它那难以再拥有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和它的纯朴野性，象一串串美妙的音符，编织成一首首和谐悦耳的歌曲，早已刻入我记忆的磁带里，我将不时地按下开启它的控制按钮，仔细聆听它所播颂给我的每一首欢乐无忧的童年之歌。
感谢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把本来面貌的童年完整地给了我和我们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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