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 /文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最近有一篇《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宏论,对一些观点实在不敢苟同。常言说,"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反其道而行之，笔者也写一篇《一个欺贫的社会更没有前途》。
茅于轼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采访时说：“人家富了，就要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要提倡正当致富光荣才对。” 我以为，茅先生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就是最后那一句“要提倡正当致富光荣才对”。这句话，不仅我没有意见，我想广大的民众也会举双手赞成。但是，茅先生说的前半部分就很值得商榷。“人家富了，就要仇视，这是什么道理？”，我说，那要看这个人是怎么富的，是不是如茅于轼先生说的“正当致富”，如果是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残酷剥削、贪污盗窃、腐败受贿等手段富裕的，这样的“富”，该不该仇？当然要仇，不仇就不正常，不仇就没有了公平和正义，不仇就有可能与邪恶同流合污了。
在茅于轼先生的那篇专访中，他并没有指出中国人仇富的一些事实依据，“人家富了，就要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不过是一个伪命题。而我们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是，一些富人确实是在欺负穷人，山西黑砖1窑工，不仅被经济盘剥，还有人身摧残；农民工干一年老板不给工钱，有的还因讨薪被砍断手脚，甚至正常的工钱竟不得不惊动共和国总理过问。
如果茅先生说“人家正当致富了，就要仇视，这是什么道理？”将无懈可击，忠言也就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必要。可惜茅先生没有这样说。可笑的是茅先生补充说“要提倡正当致富光荣才对”，在他眼里好像富人都是“正当致富”的，所以仇富都是错的。这种文字游戏，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不过是雕虫小技。真正靠诚实劳动、正当手段和真本事致富的人，诸如袁隆平们是向来倍受民众尊重和爱戴的，社会主义不就是要走向富裕，过好日子吗。
中国究竟有没有人“仇富”？实事求是地说肯定有，见别人好了自己眼红，给别人使坏，这样的人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排除。但是，就中国百姓整个群体而言，就中国整个社会环境而言，仇富是不存在的，而仇腐却大有人在。茅于轼先生说；“至于腐败，全世界一切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中国也不是最坏的。”中国不是最坏的，就可以不反腐了吗？岂有此理？请茅于轼先生不要把“仇富”与仇腐等同起来，甚至借批“仇富”为名，诋毁仇腐。茅于轼先生说；“要是有人用不正当手段致富，自有法律可以制裁，但不能仇恨整个富人群体。" 我们不妨也用茅先生这句话，来回答茅于轼先生的“仇富”说：要是有人仇视和伤害正当手段致富的人，自有法律可以制裁，但不能欺负整个穷人群体。
现在有些人张口闭口，穷人与富人，贵族与平民。在我的印象中，茅于轼先生是谈论“富人”和“穷人”最多的一个经济学家，并自称“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但“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为富人说话，还怎么为穷人办事？为穷人办了事，又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究竟是“为富人说话”是真？还是“为穷人办事”是真？让人一头雾水。既想讨好富人，又想赢得穷人的尊敬，鱼与熊掌兼得。想法确实不错，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上，茅于轼先生就露了馅，他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房产商的市场和高房价，确实是在为富人说话。但他“为穷人办事”是办的什么事呢？他怕富人“喜欢”上穷人有厕所的房子，主张“廉租房是不应有厕所的”，一下子剥夺了了穷人廉租房拥有厕所的基本保障，并说这比“露宿街头”是“进步”。茅先生为穷人办这样的事，能么说也不像是好事。
穷人为富人尽十分力，富人尤以为少；富人为穷人尽一分心，穷人则以为多。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茅于轼先生还有一句名言“只有富人利益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这更让我们百思不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之谈，也是广大民众的肺腑之言。而茅于轼先生创造的“只有富人利益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的理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照此高论，当年我们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还有必要吗？旧中国的富人也是很富有的呀，地主阶级和“四大家族”占据了中国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他们怎么没有让中国的穷人们也富起来？
富人得穷人之力，较穷人得富人之力为多。没有富人，穷人还可以生活，且许生活的更好；没有穷人富人就立时不能转动。而这些年来，这样的恒古道理被颠倒过来了，一些专家精英们在给老百姓灌输剥削有功、剥削有理论，说富人给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富人养活了穷人。茅于轼“只有富人利益得到保护 穷人才有可能变富”和中国人“仇富”论，就是这样的谬论之一。无道德的奸商，贩卖假冒伪劣，不过是图一时之利。而无良学者，不仅获得名利，还欺骗毒害了人民。
自然之理，是抑强扶弱，扬善惩恶。但现时中国的一些专家精英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些所谓改革家眼里，“竞争”完全成为了恃强凌弱的代名词，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甚至一些官员也把自己主持“公平正义”的职责忘的一干二净，对弱势的民众吹胡子瞪眼，对有钱的富人摇尾献媚，成为金钱和权贵帮凶。这样的社会才是真的没有前途。
不错，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比确实明显提高了。但是真正富裕起来的还是少数。恰巧看到一个资料，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到2008年末，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达到了约30万人，而这里所说的高净值人群就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预计到2009年底，高净值人群将达32万人，同比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每日经济新闻》）。区区32万人，只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二（0.2‰），却持有“可投资资产9万亿”，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的近一半。这就是中国财富分配的基本现实，可见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而一些所谓精英根本否认目前中国存在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问题。但奇怪的是，他们一方面否认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一方面又呼吁“保护富人利益”。人们要问：既然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又那里来的“富人”要保护？
茅于轼先生可能自知无法否认中国的贫富差距，于是拿出新的说辞：“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平等这个概念不能笼统地说，我觉得至少该分成地位的平等和财富的平等两个话题，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有钱有势，钱就是财富，势就是地位。但仔细想来，二者是有区别的。有钱的人不见得有势，有势的人不见得有钱。”茅于轼先生用心良苦地在引导人们，不必要追求“财富的平等”，更应该重视“地位的平等”。不错，“地位平等”确实很重要，但是地位的平等不是嘴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当今社会，那一个有钱人没势？那一个有势的人没钱？忽悠谁？
邓小平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我想，茅于轼先生大概应该是邓小平理论的拥护者，不知道茅先生对总设计师的理论做何解释？有何感想？不妨请予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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