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钱学森之间有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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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丶平津丶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钱学森笑着说:“因而，主席应当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争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当然还是你呀!我哪能贪为己功啊!”】
看来科学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发展到高层次阶段，在哲学上会有相通之处。而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毛泽东与钱学森都重视且深刻理解协同作战。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协作的好处，但是在复杂的社会局面下或面对复杂的经济、科技等课题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协作实践是需要智慧的。协同作战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美锷前些年就曾遗憾地说：“.......钱学森院士十几年前就提出这种学术思想，惜我们体会不深，未能组织力量，协作攻关，以至贻误时机......”。
在建国初，我国科技基础十分薄弱，而核技术航天技术等在当时属于极尖端的科技，需要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如果没有出色的协同组织，恐怕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两弹一星这样的科技任务的。钱学森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很清楚，他曾对毛主席说：“关于两弹的研制，要有立足国内的思想准备，这就需要组织全国大协作”。后来，为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有效组织全国大协作，毛泽东曾专门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中国科学研究大协作的最显著和最成功的典范。
七十年代杂交水稻的诞生又是一个协同作战的典型成功范例。袁隆平，李必湖，以及许许多多的农业科技人员和群众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时人民日报载：“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从一九七○年开始大‘上马’，到一九七三年就实现三系配套，这个进程是相当快的。为什么这样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果，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攻克杂交水稻的大协作网”。“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干部、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协作组，设立了研究点。同样，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分别组织本地农业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国营农场和社队开展协作......”，可以说没有大协作就没有杂交水稻的诞生。除了大协作还有一些相对较小的协作，例如青蒿素，结晶牛胰岛素等等，中国在建国三十多年里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科技成就。
协作需要从全局上进行把握，方法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一种整体观，它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从建国前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其中涉及到多方面的政治、经济问题。直到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统筹兼顾”的思想一直是各代国家领导人所强调的内容，但不同时期对“统筹兼顾”的实施又有所不同。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这在钱学森的学术思想中也能找到。2008年胡锦涛看望钱学森时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报告。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本质也是一种整体观，而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就容易导致官员们为了经济指标竭泽而渔，不惜破坏环境，不惜损害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不惜丧失原则，不惜纵容腐败，不惜出卖那些本不该出卖的东西，这样短期内提高了GDP数字，实际上是饮鸩止渴，难以持续发展，最终将葬送中国复兴的前途。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也是毛泽东所时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以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而不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也让大多数人先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受尽剥削。
前面提到杂交水稻，这里谈谈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电视上成天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多么多么好，以至于改革开放粮食生产增加了多少多少，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粮食大幅增产究竟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功劳，还是毛泽东时代的科技进步以及相关设施和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来看看一些基本事实－－杂交水稻是1976年开始推广的，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关系，虽然76年后至今杂交水稻仍在缓慢地逐步改善，但那不过是在看到成果后的投入，不具备前瞻性和原始创新性，而且仍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关系；如今80％的农田水利设施是1976年之前修建的，那时候还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化肥工业从建国以来稳步发展，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没有关系...... 。所以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粮食产量，是不能站住脚的。
还有一个事情，8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一段科技成果的小阳春期，有人的解释是改革开放使人们的创造力得到释放，是科学的春天的表现。然而在我看来那不过是此前多年积累的释放，是毛泽东时代科学研究的惯性所至，是多年的耕耘到了收获的季节。以计算机的研究为例，中央早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就已经确定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为重点领域，在50年代到70年代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80年代初的银河亿次机是在此前的基础上诞生的，不是改革春风一下子就吹来的。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们在计算机技术上与世界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再比如中国80年代第一个核电站的诞生，也是70年核潜艇技术的必然结果，上世纪末俄罗斯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在经济危机时刻就直接充当核电站使用，向附近的市区供电。还有80年的东风5号洲际导弹，都不用说，就更是此前三十年积累的必然结果了...... 改革开放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取得这些成就的。有的人为了打破一个神话，有意制造了另一个神话－－荒唐的神话。
随着科研基础的加固和经济技术人才的积累，中国的重大科技成果本应越来越多，然而改革开放后的现实情况却似乎恰好相反，究其原因，除缺少大协作外，毛泽东时代的自主创新精神和尊重群众实践、不迷信权威的风气，以及民主的学术氛围也恰恰是今天所缺乏的。
任美锷曾因未能早日深刻体会钱学森的思想而遗憾，我们将来会不会因为先前没有深刻体会毛泽东的思想而遗憾呢？在大力发展科技和经济的今天，我想我们需要学习和发扬钱学森的思想，也需要学习和发扬毛泽东思想，不要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而故意混淆是非，把别人的功劳窃为己有，数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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