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依然是“救亡”第一
中国文化精英一直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在上世纪这个时期本来应该解决启蒙问题，结果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转向了救亡，结果救亡一直成为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主流，启蒙问题一直没解决。
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很多，李泽厚呀，徐卓云呀，袁伟时呀，都是这个看法。最近，袁伟时先生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总结，认为“压倒启蒙的不是救亡，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救亡道路。”说：“那个时候反对帝国主义，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改革内部，将腐败的东西去掉，发展经济，壮大力量，通过谈判收回主权。这是日本的道路。”另一条是中国道路，认为中国本来也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说：“比如山东丧失的利权也是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经过谈判基本上收回来了。人类确实在进步，你要侵犯别国的主权，违反正义原则，是要受到谴责的;加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交涉不是没用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了”但中国无论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结果搞成了“党国”。袁伟时先生认为今天“启蒙”问题还没解决，认为“现在中国抖起来了，发达起来了，西方那些观念，应该由我们加以修正了”。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人探讨，中国人从辛亥革命前开始，知识分子们不是不想学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不能说不尖锐和彻底。但是，中国人发现“老师”不管学生学得怎样，总是要打学生，甚至要霸占学生。于是才有了救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个个都是彻底批判儒家思想的先锋，但后来又大部分成为救亡先锋。现在去批判这些文化前辈究竟该不该把注意力放在救亡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救亡，这构成了中国的近代史。后来的人去说前辈们“不该”创造这样的历史，是很可笑的。
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也就是打出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而已。其实当时他们并不了解西方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一种制度安排，还是一种精神向往。
西方民主作为一种精神向我是有益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中国来讲就是灾难。这就是五四以后主要打“民主”旗帜的不是别人，主要是共产党的原因。
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核，是一批政治权利相同，生存方式一致的公民决定国家公共事务时采取票决制的制度安排。而这种生存方式往往是依赖奴役和抢劫别的民族来实现的，从希腊到罗马，从殖民时期到今天的美国，都是一个样子。而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种生存方式，就会变成国内少数富人依赖剥削多数穷人来生存，这种生存方式中就没有出现过民主制度。美国在独立后曾经试图实现民主，结果差点形成“多数人暴政”（占人数多的穷人通过投票剥夺富人财富）。这是民主和专制制度几千年来的历史现状，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原理。
日本的崛起是日本领会了民主的真实含义，也就是把整个日本民族团结在一个通过奴役和剥夺其他民族的制度下，选择西方列强走过的道路。几条治外法权不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日本生存的是如何侵占琉球、台湾、朝鲜、中国东北和征服中国问题。只要后者实现了，前者有没有都无所谓。对马海战和甲午海战后，没有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还考虑再欺负日本。
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都没有领会西方民主的核心，以为民主就是选举，就是党派政治。皇帝一倒，全国几千个政党登记，争权夺利，没人打算像日本那样从一个被奴役者变成一个奴役者。但是，西方民主是建立在全民生存方式一致的基础上的，如果国家还分为土地占有者和无地的农民，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按照西方民主制度来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于是，民主在中国始终是个口号，是个旗帜。
由于直至二战前，西方国家始终处在一个通过占有、掠夺殖民地来实现生存的生存方式中，因此，一个没有“觉醒”的中国能够做的就只有“救亡”。这是被分割成殖民者和殖民地两个不同经济政治利益的群体必然面对的问题，不是祖宗们自己糊涂。于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主和救亡结合在一起，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制度，一个是救亡。
袁伟时竟然把山东问题作为解决中国当时救亡的样板，确实与蒋介石和汪精卫想到一起了。可惜，蒋先生在918后按照袁伟时的策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交涉不是没用的”搞了很多年没解决救亡问题，最后还是不得不拿起枪炮反抗日本。估计袁伟时最终连蒋介石都做不了，顶多会变成个汪精卫。
今天，精英们还是没领会西方民主的真实含义，比如袁伟时先生，一看见“中国抖起来了，发达起来了”打算修正西方的主张，甚至认为中国也可以领导世界，就喊叫错了，要中国彻底学习西方的普世价值。贫道就不明白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搞了快一百年了，祖辈们没搞清楚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进步。
贫道倒是认为，中国人一点也不抖，一点也不发达，无非是个新型半殖民地结构而已，也就是一种当“宿主”的殖民地。中国现在的问题还是救亡，只是这个救亡的思想起点已经不一样——中国人已经可以看清什么是西方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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