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是谁的“理念”？

不久前，国家教育部发言人称：“市场经济时代，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我不禁想起1991年时的两条新闻。东北的一位大款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不出十年，大学里将都是我们这些人的孩子！”

而一位贵族学校的董事长，则通过媒体向社会这样宣传自己的豪言壮语：

“国外有皇家贵族学校，我们为什么不办一所这样的学校？我们将来从小学到大学配套成龙，把先生培养成高级人才，我决不培养工农兵！培养工农兵可以砸我的牌子？”

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反映的乃是典型的暴发户的诉求，它与执政为民是背道而驰的。

俗云，“小人乍富，挺腰凹肚”；典雅一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考之古今，暴发户之心态，有三大特征：曰金钱至上，惟利是图；曰媚富蔑贫，势利浅鄙；曰目光短浅，急功近利。

（一）古今的暴发户，无不是在铜臭中泡发的，迷信金钱万能、钻钱眼、一钱障目不见泰山等，是他们的共同特色。葛朗台和夏洛克等“坐在金塔顶上的禁欲主义”者，代表着原始积累时期拜金主义者铿吝的一面；也许因为是钱来得太容易，中国的大款更多的体现了原始积累时期拜金主义者的另一面：炫富。其实他们二位一体，金钱崇拜则为一也。遥想当年，提出“教育产业化”如在目前，亦不过三四年耳，真如疾风骤雨，横扫“传统”，遇者披靡，偌大中国的教育事业，一下子就拱手交给金钱这支“看不见得手”了－－较之反腐倡廉的举步惟艰，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教育的产业化，不仅将初中阶段以上的教育完全交给了金钱支配，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使义务教育边缘化。比如初中教育，一面是大量流生，一面使优质的教育资源也迅速流向高价的收费学校－－事实上也在迅速产业化了。

连北洋军阀时代，学师范都是免费的，也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近现代史上的诸多政治和科教文化精英，才得以借此受到基础教育。反之，如果当年师范也收费，中国历史的不少页张将要重写。

若说是国家还不够富裕，那总不能与段祺瑞时代相提并论。而且，我们的官场消费，吃喝、小车和旅游那一项不是远远超过教育投入！我们的豪车、洋酒、星级宾馆和高尔夫球场，不是连最发达的国家也相形见绌么？

各级当政者多把教育投入当是一种负担，无可奈何的开销。即使发达的省分如江苏，拖欠教师工资亦家常便饭，苏北地区只能在档案上调资，出卖县中已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趋势；中央一审计，长官批条的银行烂帐动辄数百亿。“希望工程”的捐款，海内外动员募捐，20余年之所得，尚不如一位贪官腰包之数。－－教育的“穷”，就是如此不成比例！

中国的官场消费，足令世界最发达国家相形见绌；而我们的教育投入，说是年年增长，实际达不到4％，即使比起第三世界的穷国，也还是自愧弗如。

（二）生活酿就了暴发户的一个共性：势利浅鄙，他们崇势而灭理，在当下，则突出得表现为媚富而蔑贫。对内，炫富羡富自诩一代天骄不可一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则视之蔑如；对外，则极力妖魔化并彻底否定“传统”而极端崇洋迷外，奉“洋”为至高无上的图腾。这种意识，化为教育“理念”，铸就了如下许多不可思议的畸形现象。比如：

“英语热”烧到42度，仍持续升温，在人生天平上的分量，远远超过母语。连西欧的国家都纷纷高标母语，我们的精英却以殖民化为能事。

在美国模式面前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热衷于引进洋垃圾，对“新自由主义”情有独衷。学术惟洋人马首是瞻，教育精英严重买办化。大学生无不把毕业后得到“绿卡”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于是，中国的名牌大学，也就成了美国不花一分钱投资的大学预科，可以悠然自得地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着中国人争相向他们奉献不可再生的“知识经济”资源。

留学热与英语热并驾齐驱。由硕博而本科而高中而初中直到小学，有钱人竞相把孩子送出国门上学，成为疯狂时尚。以致英美瞄准中国市场，真的出现了“教育产业”。

60年代，周恩来总理给大学生做报告，提出“树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等”，重提这些，在今天简直成了天方夜谈。其实，即使封建时代也有“天降大任”“菜根谭”，资产阶级教育家也讲劳动和自立。然而今天，“劳动”云云已经成了羞于启齿的耻辱。不光贵族学校，即使普通高校学生的“洒扫庭除”，也渐趋仆役化、贾宝玉化－－但却不要贾宝玉的些许平等意识。北京小学生毕业，互相之间留下的是这样的赠言：“傍大款，做富婆”、“长大嫁一个有权、有势、爱你、疼你的好老公”、“人生应该吃喝玩乐”。小学生倚仗权势或者花钱“竞选”班干，学生间借钱付利息，成绩好的学生帮助人做作业计价收费。大学生中有钱学生以有偿服务方式让贫困生代为洗衣服、擦皮鞋和打水……暴发户领着时代风骚，一至于此！

作为“更新观念”的新事物，中小学生的之间的勒索敲诈的犯罪现象，逐渐使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三）对“产业化”和“市场调节”的迷信，处处表现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一钱障目，不见泰山。资源配置（包括师资的流动）、专业设置、激励方式、院校的调整升级、等等，无不被“看不见得手”牵着鼻子走。因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遂将“国民教育”边缘化，使“素质教育”成为空话，只剩下一个升学教育和产业教育。它从战略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1）背离“以人为本”，剥夺和弱化弱势群体的教育权，严重降低了国民素质，不光影响持续发展，也加快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稳定，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印度化，第三世界化。2）升学教育使“育人”成为空话，严重降低国民的人文素质，加大“两个文明”的差距，削弱国家的“软实力”。3）加强了殖民与买办化倾向。4）专业设置趋利化、实用化，淡化基础学科建设，影响科学技术的独立和发展。5）利益驱动，高校盲目升级与扩招，不光严重影响质量和信誉，而且渐使大专毕业生就业“民工化”，0薪酬就业、交“上岗费”上岗等等，使人敢怒而不敢言，它一面为“老板”们大量提供着廉价的白领劳动力，一面也在知识阶层中培育着不稳定因素……

时下中国的精英，一面依傍皈依“大款”，一面又喜欢摆“贵族”的谱，在心里又有点瞧不起暴发户。贵族与暴发户云云，他们之间的同与异的文化意义，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有趣的话题。在“张爱玲热”上，二者找到了最好的统一；而教育的产业化，则是谈论二者差异的一个最好的话题。

为政，需要一定的文化积累。如果贾府让赵姨娘“当家”，西门庆府上让潘金莲“当家”，就难免刻薄小器，琐屑鄙俗不识大体。吴月娘骤然变成“千户夫人”，仍不脱“小家子气”。先贤云：“刀笔吏不可以为卿相。”，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他们不是暴发户，但在文化积累不足与阅历的局限造成的“小器”上，对我们理解暴发户的风格，倒是很有帮助。中国的暴发户，崛起太快，远不够成熟，他们还没有能力生产自己的“软件”，主要靠从洋老板处引进“二手货”与“小路货”。在中国极易行骗，一个冒牌 的“中央首长”的表外甥或“冈村宁茨小舅子”，上下行骗就能够畅行无阻，可见，他们虽然阔了，仍然“眼窝子浅”，不脱“西崽”本色。

用这种“理念”指导中国的教育，后果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