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多年，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素质修养极高，尤其善于交流沟通。他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以外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推介给国外，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摘自百度百科
吴建民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这没有问题。但杰出却未必一贯正确，在“韬光养晦要管一百年”这个问题上，吴建民先生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一，世界局势瞬息万变，预定一个要管一百年的外交方针是荒唐的。
吴建民先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以当前的形势为充满变数的未来定调子。新中国成立仅六十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都发生了“三大变化”，您有什么理由为此后的一百年定调子呢？
世界局势并不由中国的态度所决定，中国并不能因为坚持韬光养晦就可以置身诸多国际争端之外。中国应该有更为主动的外交思想，而不是通过这种“示弱”的方式来到达“超脱”的目的。即使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指导思想或基本态度也不行。大调子一旦定下来，在面对复杂国际局面的关键时刻和微妙关头，便会失去主动权和灵活性。这一点上，近年来中国吃过不少亏了，周边国家对中国主权与领土的蠢蠢欲动就是实例，此外还有很多境外反华组织的活动等。
二，不强调韬光养晦，并不等于要穷兵黩武。韬光养晦，是一种自我约束。韬光养晦可以成为治国方略，但不能成为外交方略。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指对内，治国平天下则指对外，韬光养晦，就是对内，但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就不能总是“敛性”，还要阐述“对外”之策，否则，一味韬光养晦，其后的“有所作为”，就成了“无所作为”。
“珍爱生命”人人认同，但军队不能讲，军队要讲敢于牺牲。外交也一样，既然要为其它领域保驾护航，就要硬起来。外交一软，其它领域就无骨了（如商贸）。
中华传统文明几千年，历史上也很少穷兵黩武。中国的版图两千多年大致是稳定的，这在大陆国家中绝无仅有。个别时期个别现象不代表中华文明。
三，“韬光养晦”，道理讲得不错，但在现实中不能用错。
中国古有三十六计，计计高明，但运用不当，将一败涂地。
四，“韬光养晦”的外交潜台词就是“我很克制的”。
这话讲给谁听？会达到什么效果？
吴先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欣赏器重的外交人才，说是老一辈外交家的学生并不为过。毛泽东讲究斗争，周恩来讲究调和，我们从吴先生的外交风格中可以看到这两种风格融合后的影子。但若仔细看，却又仅仅是影子，而没有神韵。
毛泽东讲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什么？是争取最大的民族利益与国际空间。毛泽东敢跟美国开战，并喊了几十年“打倒美帝”，结果怎样？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外交领域的全面开花结果。毛泽东的“斗争”是讲策略和技巧的，斗争并不是一味搞对抗，但必须拿到主动权。体现在军事外交领域，就是讲究对等，友好往来，互惠互利；如若不然，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把分寸和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得手应手左右逢源，其结果必然是外交领域的全面胜利。
这种胜利，除了外交成果外，还体现在边境线外没有一个美国大兵。而喊出“我很克制的”口号之后呢？是边境线上中国边防军终于与美国大兵面对面了，是战机在家门口被撞了，是大使馆被“误炸”了，是海外反华势力的甚嚣尘上。
斗争就是对抗。对抗并不好，但如果“对抗”比“示好”有效，为了国家利益，外交领域有什么理由不对抗？不讲“斗争”了，就把最有效的外交思想也一并抛弃了？所以，吴先生是毛泽东的学生，但不是一名合格的学生。
下面分析吴先生的三个转变。
（一）目标变了，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
——这话看起来不错，但仔细分析是有毛病的。这种转，是方向微调，而不是推倒重来。当年求生存的同时，我们也在求发展。而现在求发展，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生存问题。不要以为我们三十年没战争，就远离战争危险了。除了战争，还有其它许多国内国外问题，也都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忽视生存问题。事实上，也没有人向我们承诺生存的保证。我们自己每周也都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中国面临很多深层的问题与矛盾，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吴先生没有生存问题了，不等于中国没有了。
（二）主导思想变了，从“立异”转向“求同”。
——这里要提醒吴先生一句：友好，是世人的共同追求，但不能一听人家有个儿子，便拍着手说“正好我家有闺女”，便拉着人家称“亲家”。当年的立异，主要是立“主义”之异，你也承认，“不‘立异’就只能驯驯服服地当亡国奴”。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可你又说，“然而，时代变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变了，那主导思想必须跟着变，必须‘求同’”。请问吴先生，难道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发生变化了？即使有“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后面是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这一现实”，难道就必须由我们放弃自己的“异”，去求别人的“同”？这难道还不是一厢情愿？你们外交界的人士难道没想过让别人来求我们的“同”，放弃他自己的“异”？而且，及至现在，我们也没从宪法中放弃这个“异”啊！按您的意思，下一步是不是要修宪？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以前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都坚守住了这个“异”，让尼克松隔着太平洋伸过手来。而你们，却在盛世的欢歌中放弃了代表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异”。
别说什么时代不同了。其实就是“从了”的小妾思想，而失了大丈夫一言九鼎的伟岸（这里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
（三）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向合作。
——说了一圈又回来了。不坏还是那句话，您是毛泽东的学生，但不是一位合格的学生。你光看到“过去三十年中国外交的重大案例，可以看出，我们都是通过合作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我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但你没看到中国由此出现的种种利益流失与重重隐忧。成绩都是你们的，但造成问题与矛盾的责任谁来负？！
毛泽东式的斗争外交，不仅让中国在重围中打开了外交局面，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外交基础。那一代外交家不仅个性显明，而且功勋卓著。而您现在主张的合作外交，呈现给世人的是迟钝、怯懦、被动的形象，不仅无性格，而且无形象。形和神都丢了。
诚然，你也承认“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为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斗争”。但很遗憾，我们平头百姓真的没感受到外交领域带给我们的欣慰与自豪，偶尔几句“抗议”或者“强烈抗议”，“非杰出外交家”也都会喊，我的嗓门比你还大呢，但并不说明我比你还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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