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要让什么样的“精英”来掌舵?
忠言 /文
“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这是茅于轼先生在他的博客中发表的题为《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来掌舵》一文中的主张。他还说:“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不是靠马克思理论。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可能有争论,但我觉得方向很清楚。所以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茅于轼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一改过去自我标榜的“只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的面目,大谈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这集中代表和体现了茅于轼所代言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完成资本原始积、羽翼丰满之后的政治诉求。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3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一个伟大创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可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不是转型到资本主义,改变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以集中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容改变。为确保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宪法》精神,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
但是,茅于轼先生所说的“社会转型”又是指什么呢?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茅于轼先生的所谓“社会转型”与我们党所主张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绝不是一个概念,至多也只能是同途殊归。茅于轼先生说:我们的经济改革“不是靠马克思理论。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可能有争论,但我觉得方向很清楚。”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茅于轼先生主张的改革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革。是背弃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
茅于轼先生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否定党的领导,他的所谓由“精英掌舵”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最终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茅于轼先生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是精英治理,从共产党的总书记、部长、县长、市长都是选拔出来、经过淘汰优选下来的精英分子。他们是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些有权的人想的不是大众的利益,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左右司法,包庇坏人。在城管和小贩的冲突中完全站在城管一方,极少考虑底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这里,我们已经很明白地看出茅于轼先生借口党内存在腐败现象,企图以否定腐败来否定我们整个党的企图昭然若揭。
在茅于轼眼里,社会需要“精英来掌舵”,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而共产党“不完全”代表“大众利益”,那么谁才有资格真正代表大众利益呢?在茅于轼的药方里,无疑是那些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有钱有权的“精英人物”。他说:“我觉得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160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所以我们进一步完成这个转型还要靠西方。”茅于轼进一步解释:“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并且这个力量不可小看。”可见,茅于轼主张的社会“转型”,离不开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同时要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这就是茅于轼先生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伟大政治构想。这个构想离不开西方“自由民主的帮助”,要靠与西方观念一致的“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可见,茅于轼先生所谓“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精英掌舵”不过是个幌子,而由西方势力、资本势力和权贵结合的“精英”统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才是他的真正主张。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种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比如英国的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的,都是精英之间的协商,从国王和贵族的斗争,国王和宗教的斗争,都是上层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所以我觉得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自我标榜反对“独裁”的茅于轼,却一转身歌颂起资产阶级国王贵族“精英”们的独裁了。在他看来,民众只能是任由权贵“精英”们支配和宰割的羔羊。
茅于轼先生的政治主张众人皆知,这位“我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的“精英”,在回顾右派经历时曾不无骄傲地说:“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茅于轼先生改革以来的一系列“市场拜物教”的荒谬主张和歪理邪说,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茅于轼先生充其量只是中国改革的“同路人”。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彻底资本主义私有化与众望所归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分道扬镳。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才是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真正经验的总结。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为少数剥削阶级效力的人,不管他把自己打扮的多么漂亮,也不管他们的言辞多么动听,终究会露出狐狸的尾巴。一些所谓改革精英,利用党的改革开放大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实的种种伪装,越来越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识破。不管他们继续伪装也好,还是赤膊上阵也罢,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因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分化和颠覆活动,近年来“藏独”、"疆独"破坏活动就是一个明证。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狰狞面目,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茅于轼之流披着“学术权威”的外衣,公开向四项基本原则叫板,向党和人民叫板,向我们的国体政体叫板,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绝不能听之任之。
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胡总书记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他特别强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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