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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产权制度改革,不能再听任他们这么胡闹下去了》

雨夹雪 · 2009-08-02 · 来源:
通化钢铁事件 收藏( 评论() 字体: / /

评《产权制度改革,不能再听任他们这么胡闹下去了》  

西湖剑客的《产权制度改革,不能再听任他们这么胡闹下去了》一文,以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吉林通钢事件为切入点,以“一直以来的民间意见领袖”自居, 反对广大人民群众唾弃的产权制度改革,似乎是在“为民请命”,然而细读全文,不难看出其极右派的真实立场。  

西湖剑客的第一个问题是所谓产权制度改革的道义法律正确性。宣传“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是怎么来的?只有少部分是建国初接收四大家族和官僚资产,绝大部分来自1956年后的公私合营”;“笔者的祖上就有手工业工场,解放 战争参加支前、抗美援朝家里捐给国家两挂马车和四匹战马。到1958年被公私合营后,私人家产上交,成立了国营吉林延边通用机械厂和朝阳川农具厂,政府给了我们国有职工身份和终身雇佣、福利保障承诺,发给了股权证书,支付过股息分红。可是第二年就开始所谓自然灾害,停发了股息和分红,后来接着就是文革,文革十年后,我们去找地方政府,要求支付股息,地方政府答复说,这个有反攻倒算嫌疑,支付这个股息和分红,应当找中央政府下文件,因此不了了之”;“中国的国有资产都有合法的股东,他们人还都活着,是企业公私合营前真正的主人,他们的资产来源是合法的,企业产权改制,应该归还股东权益”。  

这是对毛主席时代赤裸裸的造谣和诬蔑,也是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性质最无耻的歪曲!   

据统计,解放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固定资产的80%。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共有工矿企业291个,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电力的67%,水泥产量的45%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的生产。官僚资本不仅控制了重工业生产,而且控制了轻工业生产,仅“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有64个纺织厂,其纺绽占全国纺绽总数的38%,布机占全国机械化布机总数的60%。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44%的轮船吨位,还有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没收官僚资本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直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了全国工矿、交通运输固定资产的80%和几乎全部金融资产。怎么能说“只有少部分是建国初接收四大家族和官僚资产,绝大部分来自1956年后的公私合营”呢?

民族资本主义仅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20%。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高潮。年底,全国99%的工业企业和82%的商业企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标志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怎么会有“到1958年被公私合营后,私人家产上交,成立了国营吉林延边通用机械厂和朝阳川农具厂”的怪事呢?  

“政府给了我们国有职工身份和终身雇佣、福利保障承诺,发给了股权证书,支付过股息分红。可是第二年就开始所谓自然灾害,停发了股息和分红,后来接着就是文革,文革十年后,我们去找地方政府,要求支付股息,地方政府答复说,这个有反攻倒算嫌疑,支付这个股息和分红,应当找中央政府下文件,因此不了了之”更是十分荒谬的。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国家付给资本家的是定息,不是什么“股息和分红”。股息和分红是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定息是国家赎买民族资本主义的费用,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有人收集过相关股权证书,发现即使是国家最困难时期,付给资本家的定息也没有停发。相反,国家开始决定付定息7年,后来又延长了3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核定私股额共计14亿元。从1956年1月起的10年中,国家所付给资本家的定息加上"四马分肥"时期付出的股息红利及付给资本家的高薪等,总计支出的赎买费用达32.5亿元,相当于私股额两倍以上。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国家赎买费用怎么能比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资产还多的多呢?甚至还有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和外国共产党因此批评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让步过多。毛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是有功的,我们赎买的不仅是他们的企业,还包括他们政治上、经济上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特权。这个钱是买下民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的钱,所以并不算多。  

可见,不仅国有企业资产绝大部分来自没收官僚资本,而且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支付的赎买费用比企业的资产还多的多。今天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是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绝不存在什么“中国的国有资产都有合法的股东,他们人还都活着,是企业公私合营前真正的主人,他们的资产来源是合法的,企业产权改制,应该归还股东权益”的问题。  

西湖剑客的第二个问题所谓职工群众不明真相和第三个问题国内主流媒体近年来日益呈现诋毁劳动人民、敌视劳动阶层的错误倾向,表面是批评了这两种现象,但是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这两种现象的根源是有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复辟,实质是阶级矛盾,不解决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两种现象不可能消失。西湖剑客是典型的“只反官僚,不反资本”。西湖剑客吹嘘“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购,自始至终劳工组织都有一票否决权,而且解雇超过5人以上必须向州这一级别政府递交充足理由的说明进行审批并纳入信用备案,解雇老员工要依法作出巨额赔偿。如果恶意解雇,视为在经济上宣判职工死刑”。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并购,每次都伴随大量企业裁员降薪,特别是国企私有化。例如,英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造成大批职工失业,失业最多时达到300多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2%。此外,奇怪的是西湖剑客在这里说“笔者出身工人家庭,现在是企业主”,和前文“笔者的祖上就有手工业工场”明显自相矛盾。不知西湖剑客是觉得出身工人低贱非要找一个资本家祖宗,还是本是资本家出身冒充工人企图混入工人内部?  

西湖剑客的第四个问题主流媒体和地方势力参与地域歧视,同样是表面上批评了这种现象,但是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地域歧视的根源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害怕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团结反抗,有意采取的分化政策,实质仍然是阶级矛盾。  

西湖剑客的第五个问题关于我国今后一个阶段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作出调整的问题,表面是反对产权制度改革,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西湖剑客的真实主张是截然相反的。  

西湖剑客说:“我认真研究德国、奥地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的区域经济,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国有经济不是一般的强大,甚至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是用严刑峻法和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登记制度、独立会计师制度来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  

这是不值一驳的。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是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支持下掠夺人民财产的最粗暴的形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使少数人获利而使多数人受损。例如,“二战”中,美国为满足军需生产和运输需要,兴建了大量国有企业,添置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战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把大量的不动产,特别是大量的运输工具,出售给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们的原价是32.5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是77.5亿美元),还有运输机、汽车等,这些财产大体按原价的15%卖出。另外,许多不需要重新装备就能生产商品并获得巨额利润的冶金企业,也廉价出售给私有公司。例如,用1.7亿美元兴建的一个矾土厂、两个制铝厂、三个轧铝厂,只以0.567亿美元售给“雷诺斯金属公司”。建于犹他州的价值2.2亿美元的钢铁厂,以0.475亿美元卖给“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政府共将帐面价值170亿美元的工厂和设备,以41亿美元(即原价的24%)卖给私有企业。美国政府廉价出售的这些国营企业,实际投产只有3年到8年。这是国家拿人民的钱向资产阶级送礼,是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形式来掠夺国有财产。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方私有化掀起了空前浪潮,使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了空前灾难。法国经历了1986和1993两次私有化改革浪潮, 2002年7月,法国新政府再次列出了电力、燃气、航空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计划。除法国以外,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其中英国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70年代后期的10%,下降到2001年的2%。国家在出售股份的过程中,经常会低估企业价值。如英国煤气公司的股票以54.34英镑的价格出售,一周后该股票价格就上升至61英镑;自来水公司的股票以52英镑价格出售,一周后也上升到64英镑。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以后,往往大规模裁员或降薪,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就业压力,并造成劳资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前文已经说过,英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造成大批职工失业,失业最多时达到300多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2%,近年英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以后大规模的裁员或降薪。企图通过和资本主义国家接轨解决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无疑是南辕北辙。  

西湖剑客还说:“从长远来看,国家应当放弃对一些过度发展的没有利润空间的小商品、纺织品、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企业的出口退税,如果确实没利润的,那就必须解决职工的长期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为职工提供完善的养老医疗保险和经济适用住房,如果这些你也不能解决,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国家应当重点补贴和扶持航空、军工、生物医药、半导体、光机、机器设备等先进制造业,重点是迅速把亮点项目搞起来,比如大运、大轰、核动力航母、重型直升飞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依靠这些”。显然,这又是一个变相的“国退民进”方案,宣传国企除了少数“亮点项目”应该退出其他行业,其实质是“打左灯,向右拐”,打着发展国企的幌子暗中继续推行私有化、市场化。  

对待中国改革中的出现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求的,恢复毛主席时期的成功经验,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另一种是吴敬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鼓吹“好的市场经济”,即所谓政治民主、法制治理、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全盘西化”的市场经济。

“全盘西化”派是在赞同资本主义剥削的前提下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一边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一边赞赏自由资本主义。他们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替私人资本利益集团说话,站在私人资本的立场上,为他们能够“公平”地从权贵资本手中争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以壮大私人资本的力量。他们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主要是批判权力的腐败和垄断的不公平的现象,这种批判虽然没错,但他们不深挖腐败和垄断的经济根源。他们反复批判腐败和垄断的“根源”是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但事实上,权贵资本之所以搞垄断、能腐败、能“寻租”,并不是权力过大,而是权力被资本化、资源被资本化。计划经济年代的官员权力比现在还大,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更厉害,可那时的“旧体制”并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关键就在权力、资源垄断有没有被资本化,当权力、资源都变成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时,也就表明权力与资源被资本化了,因此,握有权力与资源的权贵们,必然要搞腐败、搞垄断、搞“寻租”。而权力与资源之所以能够被资本化,根子恰恰就是市场化改革的本身。因为市场化改革使权力与资源,这些本来并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都变成了资本,它们随行就市,明码标价,受供求变动。权力、垄断所发生的权钱交易、“寻租”现象,本身就成了一种市场行为,而且还是市场化改革的伟大成果。不从市场化改革本身找经济根源,所谓的反腐败、反垄断,其实就是假反、假批判,目的就是反了行政垄断,再搞市场垄断,用市场垄断取代行政垄断。他们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走邪路,而且想走得更快。他们反反复复强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潜台词就是还没有完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事实上,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自由资本主义不仅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仅就腐败问题而言,欧美国家不是不存在,而是腐败呈制度化、合法化的特征,比中国严重的多,堪称无孔不入。例如,美国人多数自己也承认美国是权钱交易的“掮客国家”。2008年12月,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卖官案爆发。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的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席位就空出来了。根据美国法律,联邦参议员如果在任期内离职,则由参议员所在州的州长任命一人填补空缺,任期到时再行选举。于是,该州的州长布拉戈耶维奇就放出话来:“谁要是想接替奥巴马这个职位,谁就得给我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为此,布拉戈耶维奇还明码标价,开出了四个具体条件:一、给自己提供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二、或给自己谋得非营利组织年薪三十万美元左右的职务;三、或为自己的妻子帕蒂谋得某一公司年薪十五万美元的董事职务;四、或为自己在奥巴马新内阁中谋得一官半职,譬如卫生部长或者驻外大使。你想当这个议员吗?那你就至少答应我一个条件。或者给我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元赞助,或者替我找个年薪不低于三十万美元的差事,或者给我老婆谋个年薪十五万美元的虚职,或者帮我登上更高一层的宝座。更让人吃惊的是,布拉戈耶维奇“并不认为自己在做什么错事”。明知道有人在监听他的通话,却仍毫无顾忌。美国法律规定,公民有权通过政治捐款表达个人的政治意愿。由此也催生了美国的一个特殊行业,即“专业说客”。白宫北边毗邻的街道,是著名的K街。里面高档写字楼和豪华餐厅林立,整条街被称为是游说公司的“权力走廊”。说客们专门给企业家和政界人士牵线搭桥,企业家为政客捐款以便在其当选后谋得一官半职,而政客选举必须要金钱支撑,否则绝无胜算。成功说客很多都是从政界退出的前议员、前州长、前办公厅主任等等。游说在美国已经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大学还开设了这个专业。美国实行的是“政治分赃制”,总统可任命2500名官员,州长也可任命数以百计的官员。这些官员往往是给了“政治献金”等变相的贿款的人,卖官是美国的常态,几乎从未被追究过。难怪布拉戈耶维奇受到弹劾后感到委屈。不过,即使是布拉戈耶维奇这种个别的倒霉蛋,最后往往也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后不了了之。既然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腐败、 “寻租”制度化、合法化了,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反腐败的难题,这就给人一种自由资本主义可以“解决”腐败问题的错觉。  

西湖剑客显然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之一。他自称“东北振兴概念的最早倡议者”,是否如此姑且不论,当年西湖剑客可是曾大肆宣扬东北“计划经济的篱笆束缚”太重,“市场机制的顺利形成需要有个前提,即市场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得到了充分普及,而这一点却可能正是东北现存的最大弱势”,“振兴东北不能依靠政府投入,只能靠市场力量”,“要强化宣传,向外界充分展示本地区具有的商机,吸引外资介入”等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主张的。正是由于东北振兴中某些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采纳了西湖剑客的这些主张,才导致了吉林通钢事件。其始作俑者西湖剑客却又跳出来为通钢工人请命,以“一直以来的民间意见领袖”自居批判产权制度改革,岂非可笑至极?正如张宏良教授所指出的,这些人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掠夺人民,现在又打着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旗号企图打倒共产党,肢解全中国。  

左派中存在不同的观点是很正常的,我也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我自结识以来,先后在上发表了《买办集团: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两种改革方向的较量:我看新医改》、《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旗帜——谈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涨了多少:共和国60年来的人民生活水平》、《我们要继承什么样的五四精神》、《是谁杀了卢武铉》、《“改革先锋”还是腐败精英》、《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国之重器:共和国60年的国营企业》等40多篇文章。不少左派朋友如羲成、悟宇、老萧等不完全赞成我的观点,提出了不少商榷性的意见。有的意见我接受了,有的我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基本上都是认识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的左派朋友完全可以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对“全盘西化”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但是,极右派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恶毒攻击毛主席时代并肉麻吹捧资本主义国家,推销“全盘西化”,这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而是根本立场的问题。其实质是买办资产阶级极右派妄图混在左派中混淆视听,骗取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信任,为打倒共产党,肢解全中国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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