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与马宾；日、美、欧与《鞍钢宪法》
红色娘子军
几天前在网上看到孙千钧棒君的《〈鞍钢宪法〉是国企改革的光辉灯塔》佳文，不仅敬佩，还颇有同一战壕战友之感。
该文对资改精英们将改革与改制混在一起，忽悠群众，把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揭露得体无完肤、一针见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内的自我完善，改制则是从一种制度变换成另一种制度，是质的变化。将改革换成改制，虽一字之差，但却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的原则之分。
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改派精英们在主流媒体、党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一再评论公有制是大锅饭、养懒汉，是平均主义，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必须砸烂铁饭碗、铁交椅；与此同时，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于光远则在报刊上公然鼓吹一切向钱看。他说：“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对此，我非常不理解。因为，无论是父辈们，还是我们这一代，为尽快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面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以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在三年困难自然灾害时期，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减少粮食定量，让更多的人度过难关。尽管由于长时间吃不饱得了营养不良浮肿病，仍饿着肚子加班加点建设社会主义，至今无怨无悔。资改派精英们怎么能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公有制经济而污蔑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都是懒汉呢！现在政治局常委国家领导人都年近七旬，他们的父辈以及他们自身都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他们也都是懒汉吗？
资改派精英们这样歪曲事实、污蔑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是懒汉的目的，只能证明他们本身在公有制时是懒汉、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而梦想复辟资本主义。
就在资改精英们极力丑化、歪曲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污蔑我们是懒汉、砸烂我们生存的铁饭碗时，我却在福建学会，1984年第三期看到著名软科学家、民盟中央原专职副主席、现为国务院参事冯之浚的“科学战略与社会发展”论文。该文论述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借鉴“鞍钢宪法”。这令我惊愕和十分不解！
冯之浚论述当今世界管理界有三句名言：“人的知识不如人的智力；人的智力不如人的素质；人的素质不如人的觉悟。”一些工业先进国家管理界人士，逐渐看到纪律和金钱刺激并不一定总能使人们更加努力工作。在温饱已不成为问题后，人们在精神上对理解、平等、成就和自我发展等要求日益强烈。在研究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和谐生产关系方面日本走在前面。一走进日本大工厂，就看到《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标语。日方向客人解释是从中国学来的。此外，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学和大学里，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为必修课。而我们却反而都丢弃了，为什么？不应该反思吗？
八年后，1992年我写了一篇管理论文“认真总结中国式管理、做好人的工作。”由于论文中的核心论点引用“科学战略与社会发展”，为此，我到民盟中央面见了这位著名学者，他热情地接见了我。我说，您的论文观点至今已八年了，变没变？冯教授说没变。看了我的论文问我，有地方发表吗？我说还没有。在冯教授亲自推荐下，这篇论文发表在《现代领导》1992年第五期中。
弹指一挥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了。《学习时报》08年第7期刊登我国当代著名的、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过渡、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困难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撰写《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宏文。刘国光在该文中对公有制与《鞍钢宪法》做了精辟论述：有人攻击公有制效率低，是官僚经济，是权贵经济；不是国家的财富，而是少数人的财富。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见《开放导报》2007年第5期）公有制并非注定效率低，六十年代我国的“鞍钢宪法”，有很好的经验，日、美、欧企业管理都吸收它的经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管得好的，并不是一概效率低。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低效率是与私有化预期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效率越来越低，是与前几年经济调整伴随“国退民进”发生的现象，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国有资产流失，巧取豪夺、改头换面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千百万家财万贯的财富精英，与刮起来的这股私有化风尘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震惊国内外的7·24通钢上万名职工高举“还我国企”、“建龙滚出去”旗帜，怒吼游行、大罢工，是觉醒工人阶级继续革命誓死捍卫公有制、反对私有化、反对私企吞并国企的“国退民进”的英雄壮举！这充分展现出我国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豪迈和大无畏的革命英勇气概！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任务的具体体现！这就是毛主席批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与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同科技人员三结合共同管理企业的《鞍钢宪法》精髓！
国企改革的光辉灯塔——《鞍钢宪法》始于1959—1960年，由时任鞍钢总工程师现仍健在的97岁高龄的马宾主持的鞍钢总结为母本，毛主席批示为《鞍钢宪法》。
附：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手稿
上海局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二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了的，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有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给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二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央1960年3月22日
《鞍钢宪法》马宾同志，真名张源，当年为了做地下工作的需要，取名叫马斌或马宾，这样叫的时间长了，大家叫习惯了，假名也就成了真名，假姓也成了真姓，现在同志们都尊称他为马老。他本身是安徽滁县（今滁州市）人，生于1913年，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处长，团政委，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长，宾县县委书记，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长。建国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获副博士学位。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问等职。
在鞍钢工作期间，他以总经理的身份到苏联学习。学习期间，苏联当局当时要以大企业总经理的待遇给他配专车、住别墅，都被他谢绝了，他坚持以普通留学生的身份学习了五年。回国后，他在鞍钢发动群众，创立政治挂帅、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建设经验，毛主席曾高兴地称之为“鞍钢宪法”、“马宾宪法”，并作批示号召全国学习。
2000年，马宾应辽宁省委党校、鞍山市委党校的《鞍钢宪法》课题组邀请写了《鞍钢宪法》点滴认识。该文中，马老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我们一开始也还是向苏联学，向东欧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改为全面向美国学。这时，已不是学管理、学技术，而是学资本主义私有化了。特别是，吴敬琏把西方股份公司的资本的“资本家股东公有制”叫作“现代企业制度”，要我国所有企业学习。他介绍的美国钱德勒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是产权明晰，职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明显根据科斯定理，举例如某工厂烟囱的烟冒到邻居住宅区，居民要工厂赔偿空气被污染的损失，工厂说空气是公共的，只有将空间私有化才能断案。因此产权必须私有化才能明晰。企业为私人资本所有，政府不允许管理。关于管理科学，厉以宁说，改革不是管理改革，而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样才能深化改革。这样，现代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实现后，就是私有产权的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存在了。这些“改革者”是些邓小平同志讲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派，他们在现代企业制度名义下，具体搞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共有（股东共有）下，实行资本私有化，说这样最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为帝国主义。二战后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上有新的发展，基本特征依旧，但由工业寡头垄断变为金融寡头垄断，由国家垄断，变为国际垄断，由寄生性、腐朽性，加上投机性、赌博性、虚拟性、泡沫性。由过去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变为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不是瓜分世界，而是独霸世界。对中国以两弹（核弹和糖弹）推行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在中国企业推行美式股份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要旨是：以资本为主体（劳动其次），以企业为本位（上不管国家和下不管个人），国家无计划（无政府），政府不管理（政企分开），以看不见的手指挥，自由放任，人人为我（拉关系，找主顾），我反人人（否则占不到市场），按照游戏规则（没有等价交换和不管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不是互相竞赛，共同前进），争权夺利。结果造成贪污贿赂、假冒伪劣、坑蒙诈骗、走私贩毒，卖淫嫖娼的社会风气日下。这个指导思想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不确定性、破碎性，无本质，无本体，无原则论，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在中国社会产生极大破坏和造成社会风气日坏现象。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能制止和加以改正吗？
为什么国民经济改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丢掉了四项基本原则，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时在制定党的基本路线时，不但继续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同时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既是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因为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回避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之。但是，有人误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矛盾，这样就使经济工作失去灵魂和方向。结果使企业改革走到资本主义斜路上去了……
2006年6月20日 马宾为纪念‘七一’写的八荣八耻：
以维护公有制为荣，以鼓吹私有制为耻；
以依靠群众为荣，以依赖“精英”为耻；
以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荣，以迷信帝、资、修为耻；
以劳动神圣为荣，以剥削压迫为耻；
以集体主义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
以忠诚革命为荣，以忘本变节为耻；
以“造反有理”为荣，以甘当奴才为耻；
以自力更生为荣，以卖国投降为耻！
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期间，由于做地下工作时两次被捕过，马老被红卫兵关进监狱审查了五年多，但是，他不仅不怨恨文革，还非常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正确理论和方法。他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进行到底，就必须认真总结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真准备第二次、第三次……
马老已经97岁高龄了，与一般人比，已经是高寿了，早就该颐养天年了。但是，他时刻关注着党的事业，他的共产主义革命信念和忧国忧民的革命激情不减当年。他一直奋斗在忧国忧民、振兴中华的战斗前线，每天阅读大量的资料，辛勤耕耘，著书立说，调查访问，不断向中央建言。改革开放以来，他单独或合著出版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计量学入门》、《国际共同语词典（英、德、法、俄）》、《论经济系统学》、《企业改革与股份制》、《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著作。他还语重心长地向一些老同志建言：老同志表态的机会不多了，该说句真话了！
马老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那牢固的无产阶级立场，他那勇往直前的革命意志，他那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有口皆碑的，甚至做得让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例如，国家给每个部级以上干部用十万元人民币装修房子，马老拒绝了，说我的住房条件很好了，用不着！他不仅不装修房子，凉台也不封，防盗门也不装，说我家里没有什么可偷得，凉台不封，还符合卫生要求，还是把这笔钱用在老百姓身上吧！国家规定，个人住房可以卖给老干部，马老也不买。当年朱镕基总理为此特意找马老谈话，马来还戏说买不起！实际上，马老是要坚守做无产者、不做有产者的理想和信念。还有送礼，这似乎是人之常情，但是，马老却是拒不收礼。凡是送礼的，他都坚决叫送礼人把礼物带回去，使送礼人非常尴尬和狼狈！还有他的顾问头衔不少，但是他一概拒收顾问费，说给我顾问费，是不是想堵我的嘴，叫我光说好听的，不批评你们！马老生活俭朴，粗茶淡饭，不讲穿戴，不讲享受，退休金全由保姆们掌管，生活也由她们安排。
马老不讲个人享受，却非常关注人民过上好日子，关注人民政权的巩固。他曾向中央反复建言过，建议全体中央委员去西柏坡学习，重温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十六大刚结束，胡锦涛总书记与中央其他同志就去了西柏坡学习。马老说，这当然不是他个人建议的结果，而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高瞻远瞩采取的重大举措。
2007年9月9日马宾自费出版了《纪念毛泽东》一书，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位有着73年党龄、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机关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导师和人民领袖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无限热爱、无限执著的赤胆忠心！
《纪念毛泽东》一书扉页上有他一首卷首诗：“焦头烂额客，赤胆忠心囚。知我不知我，是忧还是求。敢道新衣假，童心永保留。东方总是红，食过耀全球。”以上足以证明马老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我们学习的楷模！
以此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2009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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