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光明日报》(京)2001年0510期第①页
我自1955年回到祖国后，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
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具体组织实施。他们采取什么办法组织实施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呢？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一是真正发扬民主，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特别强调，凡科学技术问题，都由科学家定，其他人不得干预。周总理每次召开专委会议，先请出席的人充分发表意见，他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才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决策。甚至他已经决定的问题，若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且讲的有道理，他也会立即接受，并修改自己的决定。二是高度集中，一旦中央定下的事，各部门都得执行，都得照办，有困难你去想办法克服，不能讲条件，不能各搞一套，互相扯皮，互相重复。
我在周总理和聂老总的领导下做技术工作。我做技术决策，也按周总理和聂老总的办法，实行民主集中制。每个星期天下午，把几位型号总师请到我家里开技术协调会，先请每位老总充分发表意见。对于意见一致的问题，我当即拍板决策：“就这么办！”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是急办的，我先提出解决办法，大家分头去执行。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如果不是急办的，在下星期日的会上继续讨论。这个办法很有效，几位老总在会上都能畅所欲言。几十年后，大家回忆起那一段的经历，仍十分怀念。
由于我们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而且是真正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所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先进设备，火箭发动机的车间就设在一个工棚里。那些复杂精密的部件是靠金工师傅用手工一点一点加工出来的。科技人员和专家都下到车间，和工人师傅一起解决设计加工中的问题。在试验基地搞发射试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夜里有时就睡在板凳上打个盹。组织指挥这样的大型试验，通信手段就靠有线通信，为了保证通信线路畅通无阻，把全国的民兵都动员起来了，两个人看守一个电线杆，日夜值班。那真是千军万马，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但组织调度又十分严密，层层负责，各司其职。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是美国和前苏联都不曾有过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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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浙江杭州人，1911年生，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39年获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 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第三届中国科协主席、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等。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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