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仇富”？
精英富了，因此憎恨穷人“仇富”——“中国有几千年农民造反、破坏私产的传统，等着瓜分富人财产的思想没有被否定过。这样会给社会留下动乱的隐患。（茅于轼《仇富的社会没前途》）”可惜事实恰恰相反，穷人并不仇富。
一个老板，二百工人。老板一人二十万，二百工人二十万，皆大欢喜。若某工人多得５０元，就有“上访”的了：“都干一样活，我差啥？”结果通常不是给其他人补上，而是把那人的也拿下完事；若某工人少得５０元，就非誓死力争不可。所以老板均谙“宁落一群，不落一人”的奥妙。
一个局长，十名科员。局长一年灰色收入几十几百万，科员望尘莫及，也都相安无事。七名科员听天由命，要不谁当领导呢？另三名科员则发奋图强：局长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
上月在医院护理亲属，见聘用的女临时工擦地、打水、扫厕所，起早贪晚，便问其月薪。回答说“四百”。又告之护士都开三千多，她憨厚而知足地笑了：“人家付出了，咱没付出（拿文凭）。”
以上都是因为“破坏私产的传统”、“瓜分富人财产的思想”被否定的历史太长，而破坏公产的传统、“私产神圣”的思想还没有被否定的原因。因此，当前最需要反思的问题应该是“穷人为什么不仇富”。
自从人类历史出现以破坏、瓜分、强占部落公产起家的私有制，奴隶主及其后的剥削阶级便制定了严酷的法律如《物权法》之类，来保卫其私有财产的神圣化——“依法制国”。但劳动人民根本不信他们那套歪理鬼话，并向奴隶主们发出“仇富”的宣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
——“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
——“打土豪，分田地。”
……
正是这无数次由“仇富”、“仇不均”引起的劳动人民起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车轮缓慢地前进。——期间也伴随着“仇富”与反“仇富”、复辟与反复辟、进一步退半步的“拉锯”。所以说，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无不是以尸山血海为代价，换来的统治阶级向劳动人民的让步，而从来不是什么由统治阶级主动健全“法制”、”民主”、“人权”赏赐的。
没有劳动人民的“仇富”斗争，茅于轼全家至今还披枷带锁，在“拿摩温”的皮鞭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爷孙四代的寿命加起来也比不上茅于轼现在一人活的长。——若茅于轼能拿出考据证明他的祖宗是夏桀或商纣，则另当他论。如果茅于轼奴隶在被繁重的劳役累的奄奄一息之际，嘴里哼哼出来的声音还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富人养活了穷人”、“仇富的社会没前途”……，那就真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还侈谈什么“民主”、“自由”、“人权”？
“仇富”不独中国，外国也是如此。不必远征西方革命史，今天的美国资本家赚了钱，美国工会立马就谈判要求涨工资。
“仇富”不独穷人，富人也是如此。不正是马可波罗的一篇《东方闻见录》——把当时最富有的中国，描写成了“黄金遍地”，引起了欧洲富人的“仇富”心理而跨洋越海，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打”、“砸”、“抢”的么？拿了美国基金的茅于轼，对其洋主子此等恶劣的强盗行径，非但不骂一句“仇富”，反而极尽阿谀奉承之能，还摆什么忧虑“社会前途”的臭面孔呢？
当统治阶级发现仅靠血腥镇压，不能阻止劳动人民的“仇富”斗争时，便利用其走狗文人，炮制各种思想、学说和法律，为剥削和私有制度神圣化、合理化、合法化，对劳动人民进行“洗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学而优则仕”、“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文凭化。”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安分守己”、“优胜劣汰”。
——“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性自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
——“仇富的社会没前途。”
……
私有制产生初期，社会分工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掠夺占有，较明显、难掩盖。所以，必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精英不死，洗脑不止；并寄希望于“下一代”。如同蚂蚁世界：一种蚂蚁进攻另一种蚂蚁，先杀死所有的蚂蚁，再把它们的蚁卵搬回自己的巢穴。蚁卵孵化后就成了从事觅食、防卫、哺育等工作的蚁奴。蚁奴们自觉命生如此，天经地义，便安分守己不“仇富”了。
犹如动物保护组织对野生动物的关爱，那目的是为着人类生存环境的长远，并非要捍卫动物的“兽权”一样，服务于剥削的学者，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有远见的智者，时不时也要警告一下那些对穷人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的“蠢猪”式统治阶级：“水能载舟亦成覆舟”，“圣王之道”，“爱民如子”；宣扬一下“民主、人权、博爱”、“道德血液”、“三权分立”、“多党选举”、“选举制”——上下两院，各方代表，互相攻讦漫骂，甚至登桌子撕打，给人民一点民主享受；再搞一些“慈善”、“维权”、“捐助”、”扶贫“、“帮助讨薪”、“送爱心”、“送温暖”等亲民活动，目的是防止由于剥削太重而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不能长久。但决不允许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正如鲁迅所说——
“（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再如，被精英们顶礼膜拜的“五大右派”之一储平安，其创办的《观察》也经常抨击国民党，但是往往在抨击之后又显露出策士的面孔——
“要执政当局拿出良心和办法来，一一见之实行。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者，实莫过于执政当局能够牺牲他们已得的一部分权利，唯有这样，人心才能平，社会才得安定！”
相反，储安平对当时的中共和人民革命态度却是——
“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储安平：中国的政局，1947年观察二卷二期）
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查封了《观察》杂志，储安平才无可奈何地被“逼上梁山”,与中共“咸与维新”。在1957年整风中，终于又跳了出来，攻击社会主义中国是“党天下”，鼓吹资本主义多党宪政，并因此被打成右派。
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早就看得清清楚楚——
“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
同样，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左派、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腐败，是唯恐人民政权被窃取、被颠覆、不能长久；右派“反对”官僚主义、腐败，是企图把这些私有制度产生和遗留下的问题，嫁祸到社会主义制度上，并以此蒙蔽人民大众，支持他们从宪法中抹掉人民民主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资改”后的俄罗斯一下子变成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是俄罗斯人民当初没有想到的。
在马克思揭露剥削的本质以前，被压迫阶级起义的组织者往往采用宗教迷信等手段组织发动群众，如“陈胜王、大楚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独眼石人、拜上帝教等。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照妖镜”下面，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原形毕露。劳动人民的“仇富”斗争，就在理论上占据了道德至高点。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原理，千头万绪，归跟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耕田者无粮，织衣者无衣，建房者无屋，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用张宏良先生的话说，鸟兽尚有搭窝、筑巢、生存的权力，人类就饿死、冻死只能怪自己“无能”、被淘汰，而不能怨社会吗？就“造反没理”吗？
本文前面实例中穷人的思想现状，就是被精英们“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长期洗脑的结果：在人类丛林生物链中，俗称“草根”的劳动者位于“食物链”始端，即生产者。他们的竞争对手只能是“食草”的同类——“同行是冤家”，而不是位于“生物链”上端以他们为食的“肉食”精英。而前面提到的“白领”——护士，本也属于被统治者，但与清洁工相比，似乎又高一级，于是就有了成就感。
主流精英茅于轼们反对和丑化“仇富”、诅咒农民起义，就是要用“富人养活穷人”来颠覆马列毛主义的“富人剥削穷人”的真理，为资产阶级专政张目。
当前，帝国主义的“平等”、“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欺骗性已被全世界人民识破而臭不可闻，国内各领域的精英，见“引洋制华”的手段已无法继续推广，便又打起了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诵经、祭孔、汉服、跪拜、“和合”……，外国剥削阶级立刻“心有灵犀一点通”——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表彰中国哲学家孔子诞辰2650 年纪念，并赞扬儒家思想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中外剥削阶级终于又找到了在马列毛主义普及人数最广的国家——中国对抗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武器，“以华制华”。
对“神仙”、“救世主”、“包青天”失去信心的平民，如果不转而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又去相信富人之间的“狗咬狗”式制衡，或者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道德血液”、“克己复礼”、“仁者爱人”，就实在可悲可叹了。
因此，当今社会的“没前途”，非但不在于茅于轼胡诌的“仇富”，反而在于穷人的“不仇富”。而“不仇富”的社会文明只能不进则退，最终退回到奴隶社会。山西黑窑、重庆黑社会（只是重庆？）就是明证。
穷人，你为什么不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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