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闻博报 来源：《日出西边/风动中国》
拯救中国！拯救人类！拯救地球！这些话语现在已不仅仅只是赚取眼球效应的噱头，而是随着人们的意识日渐觉醒所发出的阵阵惊呼。且不说气候生态危机、资源环境危机、流感疫情危机、恐怖暴力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及金融经济危机等等全球性灾难的阴云密布，西方已有舆论将拯救世界的责任和希望推向中国。当然，这除了无可奈何，也不乏捧杀和压中国为全球危机“埋单”的险恶用心。但当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依然会看到中国自身也早已深处危机之中。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自欺欺人，勇敢直面危机的时候了。
2009年11月26日，上海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自杀身亡，此事距今天已过去一周时间了。由于近来从中学生自杀到留洋海归博士后自杀等等类似事件的频繁发生，对于贫困的中国教育的又一起不幸，网闻博报小社员原打算选择无奈的悲哀和沉默。然而，几天来郁积的愤懑，还是抑制不住地爆发了。面对社会的危机，中国人生存的危机，一个个鲜活生命倏忽间消失的危机，恐怕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这时都不会无动于衷了。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人文精神的丧失和道德风气的沉沦。一个穷得只剩下GDP而缺失了道德灵魂的民族，岂只是危机和悲哀可以形容的。从金钱的奴隶，到“蜗居”的房奴，再到做奴隶也难以求生的悲剧，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其实，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数千年来始终延绵于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灭的精神之中。而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从危机和灾难中奋起，又贯穿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当年，我们曾面对的是亡国灭种的危机。今天，我们正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民族文化精神灭失的危机，甚至是人性泯灭的大众悲剧的危机。
引起这位上海贫困女研究生自杀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她的母亲，一位贫困老人被拒绝借宿。我们很难从法理上将这起悲剧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当事校方上海海事大学，但在人文精神角度，这所大学难道就能无愧于心吗？而事情的可悲恰恰便在于，在今日中国，连最基本的道德和人性都已失去了对社会的约束力。人文精神的圣殿尚且如此，日前成都刚刚发生的唐福珍“暴力抗法”拆迁悲剧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一位老人因与违章轿车司机发生冲突被当街殴打致死的事件，更将人性泯灭的大众悲剧暴露于当今的繁华闹市。《长江商报》12月7日报道，11月26日，随州一名驾驶凌志轿车的司机违章转弯，与一名六旬老人发生争执后，竟当街殴打致其死亡。车主却无端漠视，整个案发过程近10分钟，事发现场有50余人围观。由于该车系凌志名牌轿车，凸显了经济贵族与弱势群体的社会鸿沟。但案发过程的群众冷漠围观却无人敢加以职责，这便解释了到底是什么让司机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粗横，凌志车主纵容司机的勇气又来自哪里。我们不仅要问，这位六旬老人当街被打致死的凶手，难道仅仅只是这位盛气凌人的凌志轿车司机吗？这样的大众悲剧，与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景象又有何异呢？
同样的道理，从拆迁户唐福珍到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之死，以及近年来接连发生的自杀与“被自杀”者之死，不也是死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大众看客的麻木吗？
而作为自杀者，则是死于孤独无助和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绝望，并以其生命的自我毁灭表达最后的抗议和警示！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已经被这一次次血的警示所惊醒呢？
从贫困女研究生自杀事件，我们可以进一步查验我们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的病况和病因。应该说，杨元元还是众多“贫二代”中不断与命运抗争的强者。据汉网-武汉晚报2009年12月11日报道，杨元元是湖北宜昌人，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四岁。多年来，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将姐弟俩拉扯成人。1998年，杨元元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两年后其弟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在弟弟考上大学后不久，母亲所在的工厂面临搬迁，必须自己出钱在新厂所在地购买房屋。但当时杨元元学费尚未凑够，弟弟也是贷款读书，家里无力购房。失去了住所，母亲只得到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在一起。武大经管院领导体谅其家庭特殊情况，予以照顾，并让她缓缴学费。在随后的日子里，杨元元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其弟弟也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读博。
大学毕业后，杨元元在武汉找了几份工作，虽然不是很稳定，但也慢慢还清了债务，并有了一点积蓄，这时，她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并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公费研究生。此时，杨元元的母亲也年近花甲，需要照顾，她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地处偏僻，租房不易，杨元元也无多余的钱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让母亲借宿学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学校申请，说明情况，请求学校能让母亲暂住，但始终未果。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杨元元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但学校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找房没有着落，杨元元5天5夜没有合眼，精神彻底崩溃，于是发生了11月26日的惨剧。
从上述媒体报道可以发现，底层平民出身的杨元元，有两次向命运的挑战和抗争。首先是期望通过考大学以求“知识改变命运”。可“蚁居族”的生活，未能达到她的人生目标。但她并不气馁，于是又发起了第二次冲击，期望通过考取名牌大学的公费研究生来实现命运的转机。这一步目标，她也已经无限接近。然而，就是因为贫困的纠缠所导致的其母借宿遭拒，成了压垮她的疲惫身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杨元元死了，一个穷人家的女儿的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这个冷漠人间给她的唯一一次温暖和感动，大概就算当年武汉大学曾给其母借宿的人道善举了。这也是在杨元元的悲剧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丝宽慰。
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公格局，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固化，阶层流动通道阻滞，平民阶层的穷人通过自我奋斗迈向成功和富裕的希望被破灭。由此造成的贫富对立和冲突隐患，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更为严重的是，被称为“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以及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不仅导致了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和绝大多数百姓消费能力的连年下降，而且助长滋生了官僚腐败和权钱崇拜，从根本上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
公平正义，人民当家做主，以人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基本准则都是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决定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当前，面对金融危机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还是要依靠内需驱动，要靠85%以上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提高来推动，这也是尊重经济规律的必然。但绝不能仅是从经济方面的功利考虑，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想到绝大多数的百姓，只是把人民当做是召之即来的消费者。还应当让人民相信，革命战争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也是这样，人民永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基础和力量之源。以人民为本，以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为依归，也才正是中国人文精神复兴的根基。
社会新文化新道德应上升为法规制度，法规制度保障道德精神的伸张。惟如此，中国人文精神和道德复兴才会有望。
直面危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因为我们的祖国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网闻博报夏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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