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的毁灭--资产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杨元元的毁灭--资产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曹为平

◆工农阶级及其壮大

1949年刚解放时，我国产业工人只有 300多万，革命的最大多数是农民。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主要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但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到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产业工人迅猛地膨胀到了一千多万。最最主要的还不是人数的扩大，而是水平的提高。解放前我国的工厂大多数不过是手工作坊，300 多万产业工人分布在12万个工厂里，平均每厂20多人。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大多数工厂人不过一桌（八人和八人以下，包括管理人员甚至老板），资金不满万元。在这些厂中产业工人不过三五人，甚至更少。稍微大一些，真正可以称之为工厂的全国不过一千多个。经过十几年的建设，特别是大跃进，我国有了真正的工业 ——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人阶级随着生产力的这一质的大飞跃，也有了相应的时代特征。农民阶级也经过了农业集体化，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既有了集体农业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干了千百年来从没干过的大事业的经验，也有了“三自一包”，“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倒退到解放前”带来的惨痛的教训。

1976年我国产业工人，包括社队企业的工人和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地区的农业工人，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产业工人队伍。不但上海市和辽宁省，而且大多数省、自治区实现了工业化，我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门类全齐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也有了相应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大革命以前比，已经大不一样。

农民阶级也是一样，1966年到1976年，我国的集体农业创造了极大的奇迹。在一个人均耕地极少、易垦土地完全没有的国度里，连年丰收。1972年的全球性的自然灾害，我国纹风不动。这样的奇迹任何社会制度都没有创造过，只有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才能创造出来。农民阶级亲身经历这一奇迹，体验到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跨到农业机械化的大门坎。尽管由于复辟资本主义，农业机械化和社队工业事业被破坏，但有一小部分地区已经稳稳地扎下了根子，那儿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农民阶级，而转化为工人阶级了。其他地方的农民，虽然在即将机械化时重新成了手工劳动者，但即使没有吃到猪肉，也看到了猪儿跑。大多数农民尝到过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的甜头，他们当然是拥护的——这样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旧式的局限于手工劳动的农民了，而是追求最先进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正在工人阶级的大门口。就在资改强行推行大包干，并推倒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时，就在农业机械化被破坏、社队企业被摧毁时，我就亲耳听到不少农民和家在农村的工人说：“不是说四个现代化吗？怎么用人力来拉犁了？”并且断言：“无论如何，现在用人力来拉犁耕种，这不是四个现代化。”

应该承认，在七十年代中期，正在建设的庞大新生产力尚未建成，相应地，新产生的无产阶级队伍也不成熟，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没有马上进行革命的条件。人们的思想也相当混乱。

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归根结底还是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资改一复辟，各类走资派立即嚣张起来。工人阶级非常明白，自己已经陷入了历史的地狱。他们的态度是沉默，一时也只能沉默，对资改之流的倒行逆施，心中是清楚的。如：资改提出一个口号：“要给厂长松绑。”我就亲耳听到工人们说：“给厂长松绑，目的正是为了把松下来的绳子来捆我们工人。”。

确有一些实行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的沿海地区农村，利用自己发达的经济，通过市场剥削全国，又雇佣其他地区劳工剥削，使得那些地方的农民资产阶级化了，失去了革命性。但这不过是无产阶级化的转移，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化了，也改变不了外来劳工的无产阶级性。

资改摧毁了许多工业后，加上工资增长赶不上物价暴涨，我国成了世界上最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毛泽东时代由于生活和医疗卫生等的改善，迅猛增长起来的人口，成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对象，甚至成了南朝鲜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资本家的剥削对象——我们成了殖民地的殖民地。血汗工厂里的工奴、矿难频出的矿井下的矿奴们，也是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经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我国各地方的工业增长很快。众所周知，全国解放时我国工业上海第一、辽宁第二、天津第三——这第三和第二差距极大，产值仅仅七亿元。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工业。经过这次大飞跃，197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超过1949年全国水平的省、市、自治区有十几个。甚至我们四川南充专区，解放前只有 400万元手工业，1977年也达到了七亿元，相当于解放时的天津市。有了钢铁、机械、石油、化肥、水泥、发电、煤炭等工业，无论化肥厂还是内燃机厂，其规模解放前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传统的丝绸工业早在大跃进时已经由铁木结构，变成了真正的机械化。到了1980年，在全国工业中上海还是占第一位。江苏超过了辽宁跃居第二，辽宁省降到第三位。四川（包括重庆，下同）由于三线建设跃居第四位。而天津却下降到第十位。——不是辽宁、天津搞得不好，而是全国都好，而上海、辽宁、天津国家投资极少，致使其他地方很快赶了上来。天津还受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破坏。但是现在，由于资改大规模破坏工业，以前中央工业的集中地，地位严重下降。上海下降到了第八位。辽宁下降到了第十位，吉林和黑龙江的地位也下降。天津进一步下降到第十五位。目前全国工业排序，江苏第一、广东第二（包括海南）、山东第三、浙江第四、河北第五、河南第六、普遍上升。而原来的三线建设重点四川却由第四位下降到第七位。即使如此也在上海、辽宁和天津之上。贵州原来最穷，根本没有工业，由于三线建设，1980年排到了第二十三位，现在又下降为第二十五位。陕西和甘肃解放前没有工业，五十年代一度是建设的重点，1980年分别为第十九位和第二十位，现在分别为第十九位和第二十六位。武钢是五十年代的重点建设项目，1980年湖北工业第六位，现在下降到第十九位。北京在文革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由消费城市成了工业城市，飞速上升为第五位，现在猛跌到第二十位。在杨元元事件中不少人说上海人冷漠排外，不是没有一点事实，但打死了一竿子人。
上海的工业已经衰落。1978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占 12.12％，1999年下降到5.22％，目前估计大概只有 3％多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建设，运十飞机、电子计算机工业、造船工业、自行建设吴泾三十万吨合成氨厂，建成引进的金山石化总厂等等有目共睹，上海成了尖端工业、精细工业的基地。——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多少？
目前的虚假繁荣是由于上海成了帝国主义插在中国肌体上的一根吸血管，这是靠不住的。但是，如东北、如西南的三线基地，尽管工业被破坏了，但工人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这些地方的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最最厉害，不但受着资改当局的剥削压迫以及本地走资派的剥削压迫，也不但受着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受着沿海其他地方的剥削压迫。而沿海有的省工业虽然发达，由于剥削着内地，还带有很大的买办性，工人运动倒不一定和工业产值成正比。如广东，即使发生工人运动，首先也是受剥削、受压迫最重的外省工人的运动。

领导各地经济发展的官吏们，虽然许多人也是工人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但这些地方也受着资改的压迫和盘剥，也是资改统治的掘墓人。

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劳动阶级的发展，最最强大的生产力就是劳动阶级自己。尽管在生产力发展过程里，总要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矛盾，甚至还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但归根结底也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来的劳动阶级，成了这个剥削阶级的掘墓人，具有极大的革命性。更何况资改代表的还仅仅是一个曾经被推翻、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残余。

除此以外许多小资产阶级也因为买不起房子成了房奴，看不起病成了医奴。这些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新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夭折

正像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的那样，“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可是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再教导大家要和工农相结合，甚至派工宣队到学校里来，尽管革命的红卫兵开展了我国历史上规模前所未有的工学运动，尤其一月革命时到工厂、到海港、到铁路去和工人们并肩战斗，但总的来说还没有改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本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这在七十年代再一次地成为了现实。由于长期陷在学校里，许多红卫兵并没有努力和工农相结合，有的人一度努力和工农相结合，却不能坚持到底。还有一些人对于工宣队进校还抱着抵触情绪，这一切都决定着这些人不能不失去革命性。

和工农结合原本不是很容易，格格不入。红卫兵毕业后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和工农相结合，可是许多学生毕业后并没有决心融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就是毕业后分配在工厂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都把心放在工厂里。更何况不少人毕业后没有进入工厂，自己也不主动和工农相接触。旧知识分子的毛病，小资产阶级性在许多红卫兵中又出现了，有人甚至再一次地自认为是高工农一等的贵族。真心诚意和工农结合并且取得一定成就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一辈子不脱离工农的问题呢！这个下面还会说。

不过，革命的知识分子队伍同样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再一次地产生。七十年代一直在教育知识分子，另外客观现实也使得许多知识不能不和工农在一起，比如让他们适当参加体力劳动。这些决不是徒劳的。在五十年代，尤其大跃进中，知识分子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客观现实使得他们接近工农。

在1961年和1962年的时候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再次受到攻击，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回潮。那时的情况要比1976年严峻得多。但是 1963年到1965年，随着大跃进建设的工业体系完成和完善，大跃进的反对派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也终于看到了对知识分子实践的改造和教育结出了硕果。革命的红卫兵运动终于如同暴风骤雨冲刷着全中国，并且留下了久远的永不褪色的影响。

如果毛主席再活四年，我们就将再次看到这种情况。到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将完全实现，新的大建设完全建成。1980年我国一个完整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完全建成而且完善化了（实际上1977年就大致建成，只是尚未完善而已）。新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也就随之形成了。因为新生产力的建成完善，就告诉人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就会使得文化大革命反对派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反映到社会，就是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年轻人朝气蓬勃，最敏感，最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这些事实很快就会被一些青年学生接受，从而成为新的革命学生，产生新的一轮红卫兵运动。老红卫兵只要不是迷失方向太过分，还会有人认清方向重新焕发革命的朝气，另外会有一些人至少明白：我们当初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年轻时投入的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参加了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极有价值、足以在后代中自豪的改造社会的运动。至于决心融入工人阶级队伍的红卫兵自然更加活跃起来，并且由于长期在工农的实践中吸收了新的思想材料，而在认识上发生了新的飞跃。

但是资本主义复辟，一上台就首先破坏了的我国经济大发展，他们知道对他们最最要命的正是这个经济大建设，这将彻底摧毁他们的复辟迷梦和他们这个反动阶级。破坏后又横加污蔑，并对未能在工农中扎下根子的知识分子进行收买和欺骗，这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队伍非常糟糕。九十年代虽然有的知识分子也感到自己的处境在下降，但不知为了不得罪权贵，还是为了能够像其他已经爬上去的少数人那样，自己也能够爬上去，仍然没有改变疯疯癫癫的状况。可以说，几乎一代知识分子完全堕落无望了。

想想刚改革时，许多知识分子是多么地可笑、多么地不自量力啊！他们被“重视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灌得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1980年我们厂里来了两个大学生，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丝毫不知道掂量一下自己，给厂里开出了极其荒唐可笑的条件。一进厂，就必须先给他们两万元钱，那时物价才开始涨而尚未暴涨，一般工人几乎要一辈子才能挣到。就是在物价几十倍暴涨的现在，大多数工人的年收入也没有二万元。他们还提出要多少平方米如何规格的住房，担任什么职务，至于工资，必须在 200元以上。——我进厂十年也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厂里领导说：“我们庙小，养不起你们，另请高就。”后来他们不得不乖乖地来报到了。他们实在是被“香风”吹昏了头，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对社会极端地不了解，所以有如此幼稚可笑的行为。不但工人们嘲笑他们，厂里领导这样说他们，就是进厂多年的老知识分子们也嘲笑他们不自量力。尽管如此，厂里也没有亏待他们。他们进厂不过四年分到的住房就比我好，还让他们带薪去进修，等到他们学有所成后就飞了。一度有一个人扔下的房子说要分配给我。厂里许多人说他们忘恩负义，他们早就忘恩负义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庭出身，不知道有没有享受过助学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年进入大学，本科还是专科。如果专科，那么他们是1977年到1978年进校的，绝对水平低，不得不将就的劣等品。如是本科那么他们是1975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即使出身不好也一样受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泽。解放前出身地主资本家的也绝少能够读到大学，尤其不可能几乎不要学费就上小学、上中学、一直到上大学。

1983年我回上海，到了复旦大学，看望了胡守钧同志。他也跟我说：“现在进大学的人说出话幼稚得不得了，却又非常地自以为了不起。当初我来复旦大学报到，是自己挑着行李到上海来的，而他们是父母用小轿车送来的。报到那天，学校门口小轿车排成了队。”（大意）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不能不使我想起六十年代和赫鲁晓夫大论战时说的：“垮掉的一代”。所谓的“重视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在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何况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知识，更谈不上什么人才。真正的人才，真正有知识的人无论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在走下坡路。最早得势的正是最懒、最不努力、最笨、最不肯好好学习、最坏又最最卑劣的人。无怪乎改革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书籍还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的水平是那么地低劣，一直到现在出版的书籍还大量地是这种货色。

◆ 学奴：教育的另一面

解放以前，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不识字，小学毕业生已属于稀缺品，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更少，大学生就少之又少了。解放后教育事业大发展，文化大普及。文化革命以前绝大多数文盲已经扫除，小学毕业生已不稀罕。在某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初中生也不稀罕了，高中生大大增加。但全国许多地方，尤其广大农村能够读初中的还极少。根据资改当局的数据，1965年初中在校学生803.0万人，和解放前的1949年83.2万人比，短短十二年里增长到近十倍，这是很大的成绩。但在全国总人口中比例还是不高的，这一年龄段的少年大概六千多万，能读初中的大概八分之一。到了1977年4979.9万人，增长五倍之多，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大概七千多万，已经大多数在中学里了。高中生增加更惊人，1965年只有130.8万人，是1949年20.7万人的六倍多。但1977 年达到了1800.0万人，短短十二年增长到近十四倍。当时的目标就是城市完全普及高中，农村完全普及初中。我们看到已经快要实现了。按这趋势，再过三十多年的现在，我国的大学学历应该普及了。

有人说现在大学生多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凭什么理由说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扩大招生？自从资改复辟，初高中生人数都大幅度地下降。本来教育早就义务了，可八十年代又提出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是说过了九年不再义务要收钱了。九十年代，又提出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是你有义务学，国家有义务教，不等于不收钱。包括初中和小学都大幅度地提高学杂费和各种各样名目的费用。反正都是他们说的。大学生的开支就更不用说了。

年轻人最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学业。如果不能上学就应该就业，不能就业，就应该继续上学。最最悲惨的就是毕业即失业，既不能就业又不能继续学业。

解放前许多大学生就是普遍地毕业即失业。希望大家去看一下解放前的电影《桃李劫》。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是一部很出名的电影。即使解放前，人们一般都是站在主人公陶建平一边的，并且控诉社会之黑暗。这个陶建平还两度有很好的工作，只是不肯同流合污而已。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不知看过多少次《桃李劫》。毕业时几乎必看。现在要看就不容易了。

我在优酷网找到了地址：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1275928o1p0.html

解放以后，能够上学的已经不是少数富裕家庭，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也上学了。上学不收学费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收些费用。家庭困难的学生还有助学金，研究生有生活津贴和大学毕业生工资一样高。大学和住读的中学生不收住宿费。师范和地质学院学生还包吃饭。大学生生病有公费医疗，职工子弟上中小学时医疗费可在父母的单位里报销一半。即使如此，那时的医疗费还低得出奇。七十年代初当毛主席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人到中国来访问时，惊奇地宣称中国的医药费便宜得几乎不要钱。一般来说大学生毕业后国家都包分配，中小学生的就业问题也由国家包了，文革前几年还一下子解决不了，有的人要等待几年。但在文革中，以前留下的社会青年都得到了安排，尤其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大发展，不但让城市青少年大批就业，国家还从农村招收了1400万职工。反正那个时候一切都靠在国家身上，不用学生和家长们操心。

资改复辟以来，毛泽东时代建设的企业大批瘫痪，甚至被摧毁。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市场经济”就需要一批职工失业，成为产业后备军，以压低在职职工的工资。这样不但大批在职职工失业，（避讳称之为“下岗”、“买断工龄”和“内退”）年轻人找工作就更困难了。

按照习惯，不能就业就上学。——在以前还有不少家长目光短浅，急于让孩子工作。甚至七十年代初大招工时，不少人让孩子中断学业去工作。1958年大跃进也有这种现象，不过那时教育还不大发达不显著而已。——而现在，不少不能就业的年轻人只好选择继续上学。当他们再次毕业时，再次面临着就业的困难，不得不谋图再次升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市场经济”在这中间嗅到了铜臭味，于是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现在的扩招根本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大发展，而正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果。学校不再是育人的基地，教学背离了本来的宗旨，开始作为一个生意来做，从广大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头上搜括钱财。本来孩子老大不小还不能够就业已经够悲惨了，尤其对于生活困难的家庭，可是丧心病狂的学校居然从中看到了生财之道，趁机欺骗榨取。学校尽量招生，收取高额学费，每招到了一个学生，学校就多了一份学费收入。既然是生意当然要赚钱，要赚钱就要叫卖，就要打广告，“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就出来了。在市场经济下广告都是骗人的。提出这个广告据说就是“重视知识分子”，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至于学生和家长将陷于如何大的负担之中是不管的，“读不起书就不要来读书”就是最最冷酷的回答。文化必须把持在一小撮贵族手里，至于绝大多数工农的子弟，要么他们根本就不能学习文化，要么就成了学店无情盘剥的对象。

口称“知识改变命运”，而这儿说的知识，实际上还只是学历，最后还只是文凭。因此实际是“学历改变命运”，更进一步是“文凭改变命运”，这才是本质！现在的学校办学不过是一种买卖，它出售的商品叫做“文凭”，也只有学店才能出这种商品。据说那个人高价买到了这种商品就可以改变自己或儿女的命运。真的能够改变命运吗？——学生面临的命运就是失去了就业的渠道，如果拿到文凭就可以改变命运，那么首先得保证，拿到文凭后必须能够就业，并且得到足够的报酬，不但足以养家活口，还必须比没有学历或低学历的人收入要高。但学校对此只是空口许愿，却从来不做保证。

——谁都知道，社会上人们的命运，就总体来说，不是学校决定的，而是社会决定的。就业的渠道原本是受社会经济发展和需要而决定的。在现在中国，则是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洋奴买办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决定的。既然如此，学校又有什么资格许愿“知识改变命运”呢？

现在这个社会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得高官厚禄或者成为大款。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注定给国内外资本家、地主当廉价劳动力，并且需要一部分人失业，以压低在职职工的工资到达最最低的限度，这个限度还是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超经济剥削，只能自己勉强糊口还不能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没有文凭是这样，有文凭也一样。这样，毕业就失业成了普遍现象，从学店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也大批加入了失业的劳动后备大军。找到工作的也大批地成了没有房子、没有医疗保障、没有未来、勉强维持自己，不能赡养家庭的“蚁族”。——就这样“知识改变命运”、“学历改变命运”、“文凭改变命运”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骗局。学校已经把钱收了，学生毕业后的命运究竟能不能改变，他们就不管了。和其他商家一样，货物高价出售以后，合不合用，能不能像广告里说的那样，发生神奇的功效，商家照例是不管的。毕业后，由于命运仍然不济，有的学生不得不再一次地付出高学费，再一次升学，以求更高的学历改变命运，弄到最后往往还是不济。为了能够付出高学费和住宿费，不但要把父母逼疯，学生们也不得不努力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为自己筹得学费、住宿费、各种各样的学杂费和自己的生活费。他们的工作，有许多是被老板们剥削，微薄的收入到手后，学校又来剥一层。对于凭着关系谋到工作的学生来说，也不是个个都那么滋润，首先找关系时先要向关系人进贡，也是受剥削。

就这样，现在我国不但血汗工厂里有工奴、夺命矿山里有矿奴、许多人没有房子成了房奴、看不起病成了医奴，还出现了大量的学奴，世纪初就出现了连打二十年官司的法奴。

“知识改变命运”？“文凭改变命运”？实际上又没有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大规模的扩造成了一个骗局，一方面工作难找，使得许多人不得不去升学，升学后缴纳大量的学费，毕业后仍然找不到工作，仍然要继续升学去交纳高额学费。所以实际上目前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不少成了教育产业化下的学奴。就是小学生的学费也给家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许多农村的女孩子只好不读书。

像这样下去，如果学生不看穿“知识改变命运”的骗局的话，没有权、势、钱、关系等等条件的学生，一辈子得陷入：交高学费——毕业即失业——失业再入学 ——再交高学费——……的无限循环。一辈子向学校进贡，一辈子毕不了业，一辈子苦苦挣扎。到了六七十岁死了，当了一辈子学奴，交了一辈子学费。

实际上人都是有头脑的，最终总要看穿骗局的。

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本来就是一句谎话。反过来就是说，知识不多的人，而所谓“知识不多”主要又是指学历不高，注定应该命运悲惨。由于大多数人学历不高，就为把大多数人投入悲惨的命运提供了“理论根据”。这又好像各种邪教欺骗人们加入时那样，说不加入就会在世界末日来临时遭灾。弄到后来像杨元元那样，像大量的蚁族那样，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包括高额的学杂费，学到了不少知识也没有和不可能改变命运。

——至于目前过得很滋润的人，不但未必真的都有知识，甚至也未必都有真正的学历。但这个不要紧，谁都知道，现在社会里真正起作用的根本就不是知识，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大款豪富、洋奴买办们的权、钱、势、关系。尤其只有脸皮最最厚、心最最黑、手最最毒的人，才能够有最最高的社会地位、最最高的收入、最最腐朽乃至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根据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理论”，好像他们就是依靠知识才有这样的命运的。在现在这个商品经济和权贵统治的社会里，只要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势力，有了关系，文凭嘛，总是可以弄到的。没有文凭也可以吹为富有知识的。反过来又一次来证明他们本该得到绝大多数人民不能得到的社会地位和收入。

和一切奸商一样，广告里说的是不能算数的。当学生和家长高价购买了“文凭”这种商品后，是不能指望真的改变命运的。——这不过是一种很常见的商业欺诈行为。在市场经济下，哪个奸商为了商业欺诈、因为打了欺骗性的广告被处分了？

什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都是说起来容易，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另有目的的一句谎话。这个世道就是这样，得到了最好待遇的根本不是有知识的人才，而正是一些又懒、又笨、又不努力、又坏的人。人类社会自从进入了阶级社会以来，除了社会主义时期以外，历来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所得到的社会财富照例最少。而在知识分子中间，目前也已经制造出一大批这样的被剥削和被压迫者。这正是形成中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

◆ 注定出现的悲剧——杨元元：一个学奴的毁灭

杨元元自杀前一天感叹“知识难改变命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30岁了，杨元元终于明白，希望“知识改变命运”是受了多么大的欺骗。杨元元的母亲告诉警方“杨元元在11月25日白天跟我说过，她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奋斗多年想改变人生，但还是这样。她还说，在武汉代课时她的一个15岁学生自杀的事情，以及其他地方大学生自杀的事情。”——这实在是杨元元的最好的自白。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不但自杀确实成了灾，而且不少正是年轻的学生自杀。

对杨元元，人们可以找出一万个偶然性甚或个人原因来证明她的命运可以不如此，但社会的现状注定会出现她那样的悲剧。她并不是没有奋斗过。但社会决定，除非出卖灵魂，否则像她这样无权、无势、无钱、无关系的人，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奋斗就能够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

据杨母的诉说，杨家的回忆以及杨元元的同学和熟人反映：在上大学时，她最最重要的是生存问题，由于不忍心向家里要钱，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扫垃圾并从中拣出卫生筷。她生活上极其简朴，据她的同学说：

“生活阶层的落差以及私人时间的稀缺，杨元元变得不怎么引人注目。来自城市的同学衣着新潮，而她的衣服大多是亲戚所赠，且单调陈旧。大多时候她对此并不介意……。”

——这儿需要纠正的是，不是阶层落差，应该是阶级对立。资改复辟以后竭力回避阶级，可阶级又客观存在，阶层就被到处乱用，以至许多人已经混淆不清了。甚至还出现了“工薪阶层”这样极不科学的说法，以工薪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分属于不同阶级，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其次是小资产阶级，也有一些属于资产阶级，阶级是比阶层高一级的概念，只有阶级中分为不同的阶层，没有阶层里还包含不同阶级的。杨元元当然属于被剥削阶级，在这个残暴的社会，孤儿寡妇也是首先剥削的对象。

她的母亲在武汉大学也不是像海大和某些人臆断的那样，没有努力改变处境。

2000年弟弟杨顺顺也考入了武汉大学，就在这时，房改使得杨家失去了蜗居。工资只有 215元，内退后也只有 400多元的杨母，交不出 35000元安置费用，不得不放弃住房。原住房停电、停水、锁门，拆毁了，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只好到武汉大学跟女儿住在一起。资改当局对军工企业的破坏和对工人的超度剥削还不够，还要在住房上再剥一层。直至残忍地把她们扫地出门。

对于房子问题，希望大家去看一下法国的电影《房客》，写的正是法国一个小医生的命运。那时法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大规模拆迁和修建房子。一个小医生的家里要被拆迁，他不得不到处去找房子，但尽管到处都是买不出去的房子，他经济上能够承受的价格低廉的房子却总是借不到，多次周折，最后他们一家还只有住在马路上。当然这样的外国电影，现在我国也不会拿出来。我在网上也没有找到。

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幸而武汉大学还有破例的温馨，没有阻止她们。为了能够住下去，杨母每天都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学校吃饭花费太大，为了省钱，杨母就自己煮饭。她们的生活已经被剥削到了最最低的限度了，学店和他们的老板又一次地向她们扑来。

她的宿舍需年缴费1300元，这还算便宜了 200元，她们只能选择背阴，见不到多少阳光的房间。另外通过申请助学贷款，才勉强混过了武汉大学的时代。——温馨的武汉大学在现在这个“教育产业化”时代，也是一样的奸商。住宿费就不菲，不知道她们究竟要缴纳多少学费。所谓的“助学贷款”，对于家境贫困的学生来说，不过是学店又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学费一时交不出，就“赊销”。毕业后学奴们还得长期为欠下的学费服苦役，杨元元就是在毕业后五年才得以还清这个债务。不知教育贷款的利息多少，据说利息自己付一半，这还算是优惠了，实际银行又赚了一笔收入。

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像人们指责的那样闲着，而是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藕片等到教师楼前卖。据她的校友回忆，由于食堂饭菜缺少油水，宵夜就成了学生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和长期以来的泡面或者零食比，“这些东西有时候真的很美味，而且她卖得很便宜，所以总是很快就能卖完。”——附带说一下：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大学食堂可不能说饭菜缺少油水，洗碗的下水道里糊了厚厚的一层油。如果现在，肯定会有人来刮油，卖给饭馆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尽管我们晚上也要到熄灯铃响才能睡觉，却不吃宵夜也没有饿着的。

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是小贩热衷光顾之地，到后来杨母还卖起了米酒、小百货，每天挣一二十元，总算基本解决了两个孩子在消费不菲的大学里的生活费用。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接母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思考文学和法学，中途休息的时候又记下一天的消费，事无巨细，精确到分。除此以外，还兼职家教。由于学习刻苦，表现突出，杨元元先后获得过学校两次奖学金——奖学金！在现在是多么的稀缺啊！！！只有极少数十分刻苦的学生，才能得到这样的优惠，作为橱窗表明以前的助学金制度现在还存在。而以前，学校里一多半学生有助学金，像她这样的孤儿助学金是不用说绝对有的。她是在用她的刻苦努力为自己赢得生活权利，为母亲减轻肩上的负担。

我不知道这样的母女还有什么可以苛求的？黄世仁、南霸天总是会给杨白劳、喜儿和吴清华找出罪责的。

尽管她们的生活如此刻苦，为了挣钱又如此地辛苦，最后都被这个罪恶的社会包括学店搜刮去了，连一分一厘也不放过。

在学校杨元元非常刻苦，是个优等生。也正如此，毕业被保送研究生，但没能够如愿，名额被人顶替了。正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那是因为她没有关系。没有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好的发展。口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做什么事都要权、要势、要钱、要关系！！！这也和《桃李劫》里的陶建平一样，一个单位只招收一个人，他去时却挤满了找工作的人，他终于有机会被选中，随即就有人走关系把他的位置顶替了。

尽管考入名牌大学并且成绩优异，毕业后的杨元元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但在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 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招聘场所，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但纵然如此，当年仍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数目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由此催生，现在，他们被称为“蚁族”。

目前“蚁族”不止150万了。她毕业头两年是在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当老师，而她的专业是经济学。

对于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那一年可能并不友好，2002年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 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由于工资低，第三年，2004年杨元元阴差阳错地接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但帮亲戚办了几份之后就卖不动了。推销保险也不是她的专业。

事业上最后一丝激情消耗于2005年。由于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作为出资，她把自己辛苦攒下的几千元钱投了进去。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杂志基本滞销。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也懒得慨叹命运。——所谓的创业潮究竟有多少是能够成功的？也许有人可以举出一些成功的例子，但对整个社会来说，绝大多数注定又是上当受骗。这种创业潮，不过是大批的学生毕业即失业后，对他们的又一次误导。工人大批失业时不也是要工人们“自谋职业”吗？可是大批下岗工人的命运，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失业工人的命运什么时候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注定要一批工人成为“产业的后备军”，以压低工资。有人可能会以欧洲的福利国家为例，说明失业是可以避免的。这同样是欺骗。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各别资本家，也不是各别国家的事情。不是说全球化吗？如果不是剥削着第三世界，也就没有欧洲的福利国家。第三世界大批国家民不聊生和欧洲的福利国家，正是“全球化经济”的两极。

有人指出：

第四到七年打零工。我老家就是武汉的，我想不到，以武大的声望，元元在汉的就业之路会如此辛酸。……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教育制度本身。

不仅仅是教育制度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用电影《万家灯火》的话说，是“年头不对”。

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眷恋大城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创造传奇，但越发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又抵消着他们的努力。这个已逐渐具备社会化意义的阶层，让一代人的青春在夹缝中渐渐失衡。

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失去了联系。母女俩找了一个月租 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一直到考入海大以后，才退房到上海，由此她带母亲来读研。经过这么多的挫折，杨元元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把未竟的愿望嫁接他人。弟弟杨顺顺成了这样的寄托者，她亲自安排顺顺上了北大当研究生。

她好早就在准备读研究生了，希翼继续升学，提高学历，拿到更高的文凭，以达到“知识改变命运”。由于勤奋好学，杨元元2002年毕业，考上了北大法律硕士研究生，由于没有钱，这次宝贵的机会又不能不放弃。在还请贷款后，她就谋求再一次升学，读研究生。经过一番努力到了海事大学，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作最后的一次挣扎。然而当她进入海大时已经七年过去，已经饱经风霜，新的困境终于使她明白了，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本来就是一句谎话。

30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杨元元也并不在意自己的婚姻问题，“她说要等有了事业再考虑。”事实上，杨元元也言出行随。到新学校后，她勤奋和本分。她一个同学说：“每次上课都独自坐第一排。现在还有这样的研究生吗？”

为了打破困局，杨元元也尝试了大城市梦。她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就是不知道收入如何，不知为何没人提到这个问题。但可以猜测收入一定很低。如果仅仅为了圆大城市梦，只要收入不菲，至少她可以先去挣个不小的积蓄后再上海大，这样也不存在租不起房子的困境了。

有人指责她的悲剧是片面追求上海、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才造成的，否则为什么不愿意到外省的小城市去当公务员。由于向往上海最初出于她的母亲，指责的矛头又指向了杨母。——他们有什么资格提出这种指责？我看最最追求大城市的正是这种人自己，他们绝对最最热衷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也正如此他们才有滋润的生活，并可以在一边指责别人了。

相比之下，我倒似乎最最有权利指责杨元元一家了。因为我出生上海，从来在上海长大，1970年毕业时，填志愿全部离上海远，最后还写了“坚决不留上海”。工宣队告诉我分配我到河南许昌，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后来有人要拿更远的四川一个不通铁路的小城市南充和我换，我也很爽快地同意了。许昌还是大城市通铁路呢！可是我能够理解杨元元和她的母亲，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杨元元一家呢？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在怎么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时代比呢？在我毕业时，最最鄙视不服从分配、害怕艰苦、一心留恋大城市、不愿到祖国最最需要地方去的人。但如果我在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在面临毕业分配，也决不会再像社会主义时代那样做。以前为社会主义、为祖国作贡献，为了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白求恩能够从加拿大到中国的穷山沟里来，难道我们还不能到自己国家的小城市里去吗？但是现在为了什么呢？白求恩也决不会到蒋匪军和日本鬼子那儿当军医的。谁也不能因此指责他。

何况我明白，杨元元和她母亲的大城市梦，也不过是她们企图改变命运，摆脱无休止、没尽头的困境的一个方式。难道我们还不允许她们有这样的幻想吗？至于我们那个时代，即使小城市的人们，生活一样是有保障的，我到了四川南充后就没看到哪个人吃不起饭、读不起书、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养不起老。

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庞大得超出母女俩的想象。由于复辟又一次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乐园只相对于上层“精英”、官僚，相对于外国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而对普通人，生活的艰辛在这里加倍显现，尤其对一个外来者。

刚刚听到自己被海大录取时，杨元元高兴得和母亲拥抱起来了，命运之神似乎已经眷恋她们，她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脱离苦海了。可是来到了上海，立即发现一切并非想像的那么顺利。希望再一次变成更进一步的失望。人情更加冷漠，排外。她们终于体验到“这里没有温情”“大城市等级观念强，就连学校也按照原来本校还是非本校分班。”也领略到大城市的门户森严，找份杂活还要有关系。为了能够在校舍里居住，当她们诉说家里困难时，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没钱读什么书？”——这也不是偶然的。大城市改变不了命运，大城市梦也破灭了。一直到最后终于把杨元元逼到了绝路。回想起来，一时的高兴却是饱经风霜、经过长期磨难而不得解脱前的回光返照。悲剧于是迅速造成了。

她自比为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她的辅导员认为，杨元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勤奋、爱读书。很敏感，自尊心很强，从不主动寻求帮助。甚至申请里也不直接说家庭贫困，而是说“特殊”。

她的校友也说：

我在武大里面看了太多杨元元这样的学生，她们是被社会的鞭子不停抽打着不能停下来休息一下生活的奴隶，杨元元她们一家没有自己的家，连个可以遮蔽风雨的地方都没有。她们小气卑微的活者，计较着手里的一分一厘的钱，因为她们知道没有人会在她们没钱的时候帮助她们！这个扭曲的社会呀，哪有多少有能力帮助她们的好人呀！！！

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

——当然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这个黑暗的社会注定要出现的悲剧。和《桃李劫》里的陶建平完全一样。即使不是出在她的身上，也会出在其他人的身上。在困境中她苦苦挣扎欲改变境遇。她笃信：“人可以被毁灭，不可以被打败”，但是终究她被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复辟时期毁灭了。悲剧就是把人生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引人深思。杨元元是美好的，至少她没有在最最困难的逆境下沉沦下去，没有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放弃人格，去出卖自己，而是选择了奋斗，奋斗不成则选择了“质本洁来还洁去，不使污淖陷泥沟”。她被毁灭了，人们将因她的毁灭而深思，社会将因此而被人们所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元元是永恒的。杨元元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看穿骗局后如果还没有能够想到从社会上去找根本原因，那么最终就要出来杨元元那样的自杀事件。《桃李劫》的主人公陶建平悲愤地撕毁了自己努力学习得到的大学文凭，说：“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得到了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不是和杨元元自杀前感叹“知识难改变命运”一样吗？

历来，孤儿寡妇最最无助，社会黑暗的牺牲品总是首先光顾她们。解放前孤儿寡妇饿死是人见人惯习以为常了。解放后孤儿寡妇虽然不可能不困难，一般来说得到了社会很好的照顾，城市有困难补助、安排工作最先考虑到她们，农村有五保户。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风下，“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退到了解放前就有解放前的悲剧，以至于孤儿寡妇处境最困难就有人成了这股歪风下的牺牲品。同样，现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孤儿寡妇最最困苦又注定再次成为现实。杨元元一家决不是偶然的，悲剧不在这一家发生，就会在另外的孤儿寡妇家发生。她们家是孤儿寡妇是偶然的，整个社会上许多年轻人成为学奴，就业和养家活口陷入严重的困境，却是绝对必然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悲剧。

杨元元事件出来后，有人对她和她的家庭提出了种种非议。如果她们是可以非议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陶建平是不是也是可以非议的呢？

杨元元走向了自杀，陶建平起而反抗，最后被枪决。他的校长说要凭他的能力来免他一死，他本来也没有死罪。可是他拒绝了，这也是一种自杀。是绝望、是对自己的出路渺茫的极度灰心而自杀。

电影《桃李劫》没有专门谴责哪一个人，谴责的是这个万恶的旧社会。而现在各色人等对杨元元事件呢？…………

一切中伤杨元元家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是把杨元元事件看成目前这个罪恶社会必然要出现的悲剧，他们根本不顾现实中还有多少个杨元元在挣扎，故意把这件事和现实社会割裂开来，在保证绝对不触动这个社会罪恶的情况下，来讨论杨元元事件。最最可恶的就是把责任推到杨元元家的哈巴狗们。

总有一天，杨元元事件也会搬上银幕，到那个时候各色人等的嘴脸和表现都要在银幕里再一次地展示出来。

《桃李劫》，尽管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但旧社会还允许公映。即使解放前，人们一般都是站在陶建平一边的，并且控诉社会之黑暗。文革以前每一届毕业生都要看这部电影，几乎人人都知道。文革中对这部电影的主题歌作了一些修改。只有现在这种万恶的“资改”的“新时期”，这部电影才被淹没，好久没有出来了，在网上出来后也没有引起反响，也许不少看了的人也不过把他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有人居然还说杨元元一家是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大概他们还会如此评论陶建平。陶建平还偷了钱并且和警察搏斗，这比杨元元一家更可恨吧！

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或者你做一个吃人者，或者你被吃，就是这个社会的道德准则。一小撮剥削者、压迫者，通过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民“富了起来”。

说出“没钱读什么书？”以及对杨元元一家做出种种非难和指责的校长、教授们，他们正是依靠开办学店，剥削着千千万万的杨元元们成了人上人，过着滋润的生活。搜刮时刮尽一分一厘，把学奴们逼到做最最艰苦和劳累的工作，却只有最最低的消费，甚至无路可走而到了绝境；而自己却得以一掷千金，还以此为荣自封了贵族。为什么他们会众口一词，正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人肉宴席上的食人族，或者是想挤到这个人肉宴席上占个席位。最最低贱的则是希望周旋在阔人的座位旁，啃几根残剩骨头的走狗。即使成了丧家狗，也还是对一切阔人都驯良，对一切穷人都狂吠。

这些资本主义复辟的人肉宴席上的食人族，一边疯狂地吃人，一边还冷冷地提出各种理论根据，来证明人肉是应该被他们吃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为了吃人就要寻找理由，就要证明是个恶人，这样一切被他们剥削和压迫的人民，包括广大的学奴，就成了又可怜又可恨的人了。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最最正确的解读就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

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人民，并不要求他们可怜。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被说成可怜而又可恨的被剥削阶级，人数正在增加，作为新的革命阶级正在成长，现在大批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这一队伍。未来正属于这个包括工人、贫下中农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知识分子的劳动阶级。人民群众已经日益觉醒，总有一天要踹掉这个人肉宴席的。我们的回答是：“造反有理”。

杨元元的一位好友这样总结她的一生：“这绝不是命运和这个女子开的唯一一次玩笑。在短暂的30年时间里，杨元元在现实的夹缝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和 ‘要强’同样突出……，甚至在自杀的前一天，她还担心朱丽叶演得丢人现眼，排练到深夜。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需要纠正一下，她没有看到过曙光，如果看到了曙光就不会选择这条道了，这我们不该对她指责。现代社会有一个杨元元“退场”也不是谜，而是早晚要出现的悲剧。但她用自己的毁灭启发了人们，使得人们去寻找达到曙光的道路。

她不该死，她当然不该死，她的死又是最最不该受指责的。她正是没有看到曙光才选择了这条道路。但杨元元之死震醒了人们，数以百万计的“蚁族”在以后遇到同样的情况该怎么办。迫使人们去寻找原因、寻找出路，最终将明白正是这个万恶的社会才是把杨元元送到绝路的凶手。要防止杨元元的悲剧重演，就必须最终改造这个社会。也只有改造这个社会，才能够改变数以百万计的“蚁族”的命运，才能根本改变十多亿正在苦难中挣扎的工农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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