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归熟，有些话还是不吐不快的。
我虽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一向对自由主义颇为尊重，当然，我对社会主义者也颇为尊重，我尊重一切能够自洽的主义——尽管我未必同意。所谓自洽，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逻辑上的自洽，第二层还应包括主体行为与理论的相洽。主义毕竟是一种实践理性，是要实践的，而主体也免不了是实践主体，如果主体自己都不能实践自己的理论，那么怎么能让别人去实践呢？如果主体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向别人传教又是什么呢？
我一直以为，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就是不能相洽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尽管成为一个反对派，我不认可你们当今的这套制度，我不认可你们现行的法律体系，我根本就不承认你们这套游戏规则，所以，任何以现行体制的名义对我进行的审判都是徒劳的，你可以枪毙我的身体，但不等于你有资格审判我的思想。但律师的角色就不同了，律师是靠这个体制吃饭的人，不但要承认现行法律体制，而且要透彻研究以资利用——尽管他可以对其中一些具体立法提出修改意见，但他不能对整个法律体制的合法性否认颠覆，因为那样他就把自己的立足地一起否认了，逻各斯地说，就是陷入了悖论。当然，也不否认有的律师，由信仰法律而怀疑法律，进而否认整个体制的合法性（此处之法指的是天理，非人为之法也），这样他就进入了一个由律师向政治家转换的过程。转换是痛苦的，因为反对派政治家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尤其是那些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反对派。不说坐监牢受迫害，起码升官发财的机会没有了，除非接受点境外赞助。但律师不同，尤其是能够上下通吃的大律师，靠着体制资源大发其财呢。发财不是坏事，子曾经曰过“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但按照反对派政治家的逻辑，靠自己不承认的法律体制发财显然是“不可求”的。结论，所谓反对派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你必须放弃一样，再说白点，就是自由与财富，你必须放弃一样，你不能一面痛骂这个制度，一面在这个制度上寄生。
可是人心不足啊，鱼和熊掌都想兼得，或者，自己也算不清鱼和熊掌哪个营养更为丰富。于是，有的人就犹犹豫豫，关键时刻就玩起了大变脸，能捞时则以法律名义大捞特捞，一旦败露马上摇身一变，彻底否认这个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一个华丽转身，就从律师变成了反对派政治家，从这个制度上寄生的虫子变成抗议这个制度的英雄。这是一些律师的逻辑和实践的双重不能自洽。
贺先生当然不是上面所说的哪种人，但贺先生自己也有不能自洽之处。当年我是贺先生最早的一批粉丝，受贺先生影响，为了思想的自由，我再马上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坚决止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一条：入党要宣誓“为...奋斗终身”、“把一切交给党”之类的，我觉得我做不到，如果我做到了，就是出卖了自由，如果我明知自己做不到还红口白牙地宣誓，就是不诚实——我最不能容忍的知识分子人格缺陷。到如今，我也没入党，自然在衙门里永远只能作个科员，为了坚守诚实，我放弃了一生前途（仕途）。然而，贺先生至今仍然是个共产党员，如果说当时贺先生入党之时是“没看清中共嘴脸”，有情可原，但贺先生至今仍然停留在这个按他的理论的“非法组织”里面，就不大好理解了，莫非贺先生还在等着“沽之哉，沽之哉”？如果贺先生真的有一天“沽之哉”了，那我这老粉丝多么的伤心啊！不但为贺先生伤心，也为千千万万新老粉丝伤心。
所以，贺先生，用退党来证明你的逻辑和你的实践是自洽的吧，虽然晚了点，但总归是自己退党的，我虽然年龄已长，不会再像当年一样仰慕你的学问了，但总还会像当年一样敬重你的人格的，顶多看您学问不合时宜而已，如果您一直呆在那个“非法组织”里不走，怎么让我们相信你不是“非法组织”一伙儿的呢？怎样让我们保持敬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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