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论
朱耀宇
毛主席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曾于1925年12月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文中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各阶层的经济地位以及将由此引发的各阶层针对中国革命将持有的态度，以此作为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何种斗争策略的判断依据，并成功地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来，可以说，这是一部及时的战斗檄文，它指明了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方向，洞若观火地预测到了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将遭遇的诸多阻力，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哪些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哪些是革命力量的朋友，那些是革命的对象，这些精辟的分析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历史胜利的过去，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没能继续领导我们收取这份胜利！按照历史发展的大布局而言，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面临的斗争和困难要远远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因为：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团结而具有战斗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消除资本家的剥削，他们具有当时任何社会阶级都不具有的条件——分布集中、有自己的政党、有当时国际共运的外在支持、有切身的受剥削之痛、没有固定资产的拖累、有农民这个也受农村地主压迫的天然同盟军等等。这些是工人阶级的优势，有了这些优势，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面临的局面将只会是“囚徒困境”，在零博弈的形势下，要么被资本家杀死，要么消灭资本家！除此别无他法，投降的选择断然是不会有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投降就给他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即使当时不杀他，也仅仅因为可以利用而已，一旦工人阶级整个群体的被消灭或丧失抵抗能力，那么皮之不存的情形下个体的工人也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毁灭的到来只是延迟了脚步而已！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战斗力将是史无前例的！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政局动荡为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社会土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面临着国内军阀混战、相互侵轧的混乱局面，尽管当时蒋介石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国内军阀派系仍然存在，如东北系、西北系、桂系、粤系、川系、黔系等，这些派系的林立现状导致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号令不通，蒋介石政府总是想利用中央军钳制最终消灭各个地方实力派，而地方实力派也是想在仰承鼻息的做作下攫取实在的地方实权以更好地和中央抗衡，所以总是将保存实力作为获取权益的最重要谋略。因此尽管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由于着眼点不同，所以对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不可能做到步调一致的，因为蒋介石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总想一箭双雕，用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去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而达到逐渐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目的，以便实现自己的统一全国的梦想。当然在一开始地方实力派是有些热衷于执行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的，因为他们有两个自以为很划得来的打算，一是觉得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行动是件极容易的事情，不会付出多大代价；二是觉得可以借机向蒋介石要更多的砝码，至少是可以在镇压的过程中夺取更多的地盘或是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从而提高对抗蒋介石的军力。可是随着战事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抵抗之强烈让他们逐渐明白了这并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因为他们在镇压革命的斗争过程中不仅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导致与中央的军力差距日渐悬殊。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日渐发展的历史情形下，蒋介石想借助地方实力派剿灭革命武装力量的算计只可能落空的！更要命的是，随着中央军实力的急剧膨胀，有些地方实力派竟然萌生出“挟敌自重”的想法，因为他们觉得有一定反抗实力存在的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存在便可以很有效地削减中央的力量！所以说，正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未能实现真正的统一，所以它的失败在南昌起义爆发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注定了！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图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历史契机。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边邻的朝鲜、中国就首当其冲了，等到日本吃下朝鲜后，由于消化仍需要时间，所以对中国的侵略便只能往后推移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总算把朝鲜消化得差不多了，大举灭亡中国的举措也就由以前的遮遮掩掩光明正大地走向了前台，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对东北的占领和对华北的野心让中国各个阶层的爱国意志逐渐变得统一了起来，抗亡图存的民心迫使志在剿灭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改变直接的武装进攻方针，转而想利用日本人之手，将无产阶级反抗武装投入对日作战以便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可是在历史的现实下，这一图谋注定是会失败的！这是因为：从日本灭华的目标出发，它要重点打击的是中国当时的政府，推翻中国政府或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便必然成为证明灭华胜利的唯一依据。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在法律上还是“匪寇”，日本人不可能做出“本末倒置”的愚蠢选择，同时，蒋介石也不会向日本寻求借日本军队剿灭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做法，这和当年清政府借外国人之手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是根本不同的，当时外国人之所以出兵帮助清政府，是因为他们并不打算灭亡中国，而只是想在华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清政府便被视为他们在华利益的代言人，维护代言人就是维护自己，因而只要清政府子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丑时便可以发动对太平军的进攻！而蒋介石不是晚清皇帝，日本也不是当时的英国，蒋介石抗日的打算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并不是虚伪的，尤其是明白日本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后，作为合法的政治领袖，除了被迫抗战便无路可选，因为向日本寻求这种帮助就是引狼入室。因此可以这样说，只要日本发动大举对华进攻，蒋介石便必然会选择抵抗的，当然日本人在一开始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太低估了蒋介石的抵抗决心和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无产阶级武装力量便可以在战争的缝隙中生存和发展下来，因此，在客观上来讲，日本灭亡中国的举动却也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能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
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呢？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会必然取得胜利吗？取得这个胜利是容易还是困难呢？对此，我们可以很果断地做出这样的回答：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较之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其胜利的取得要远远困难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因为：
一、 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没有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力量，其领导阶级的分化极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阵营的战斗力，分化的领导层不仅成为继续革命的反对派，而且从内部开始发起不断腐蚀革命领导力量的攻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其领导阶级内部的分化使斗争的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已经不再是追求继续的革命，而是转而维护业已从资产阶级手中抢占的所有国家资源（政治权力、经济特权、文化自尊等）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不被剥夺！这种领导阶级的蜕变必然导致领导阶层的分裂，本色不改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伪共产主义分子的分道扬镳必然会削弱无产阶级这个领导阶级的实力，革命的领导阶层内部的斗争必然瓦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斗争有利态势！那么，作为领导阶层，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呢？这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说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和推进革命斗争的发展，所以在吸收党员的过程中难免会给一些伪无产阶级分子或共产主义觉悟不高的私利分子提供机会，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意识，依靠这些人的力量，根本上就无法实现人类社会的完全解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这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他们所据有的资源已经很多了，各级政权的权力分布，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掌控能力都已经成为了他们现实中所拥有的固有权力！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目标就是要继续更深入地实行公有制改革、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平等。这个目标很显然就会将已经据有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已经转变为各级官员的共产党员手中据有的财富作为革命的目标（其实只是要求他们为革命奉献出这些财富）。而当时的客观形势是这样，很多长期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员已经拥有了漂亮的住房、漂亮的小车、丰厚的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支配别人的政治权力……，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愿意放弃这些别人没有的资源，他们很多人产生这样一种“革命已经成功就该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了”的这样一种落后的封建时代的腐朽想法，而这些却又正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继续推行的历史任务和必然选择。因此，当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推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领导阶层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是懂得很清楚的了，一旦完成了对旧社会私有制的彻底改造，接下来必然就是从内部清理自己的“私有财产”了——而这正是他们万万舍不得、必须尽力维护的革命成果。领导阶层的这种分化在接踵而至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进一步激化，领导阶层之间的分化由以前的表面平静转而升级为风起云涌的斗争。至此，本应担负起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领导重任的领导阶级上层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使真正的共产党人被迫由进攻转而进行防御，新的战场的开辟和自身力量的削弱将必然使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面临更多的变数，而这正是由于领导阶级自身的分裂造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因此推翻国民党政府、没收大资本家大垄断集团的财富，他们是支持的；可是现在革命到了自己头上，他们断然不可能不作出反抗的举措，作为已经据有一定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团。一方面他们并不急着要发布从领导阶层中脱离出去的宣言，相反，他们会好好利用已控的权利，向堡垒内部渗透；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党员干部并不能及时捕捉到这种变化，他们根本就不会察觉到昨日的同志加战友在今日居然成了敌人，试想一下，当一支军队尚且连自己要进攻的目标都不能发现，他又怎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困难绝非新民主主义革命能比拟的！
二、 社会主民主革命时期遭逢的生产力科技化时代给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带来了突出的社会障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落后在客观上制约了更多、更大财富集团的出现，如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便阻遏了更多财富集团的出现，在社会总财富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四大家族攫取的越多那么剩下的可供其他群体据有的就越少了，相对稀少的财富就只能寄养出很少的一部分人，其余的绝大多数人无法脱颖而出了，这样在客观上就会导致蒋介石政权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的“基软”，一个政权失去了强大的阶级基础，那么距离其覆没的时间便只是迟与早的区别啦。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全球兴起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迅速的时势下，全球处于一个生产力技术急速飞跃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崇尚科技的时代，个体智能的等级将直接决定着其社会价值的大小，所以个体智能荷负的生产力价值在这一时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对个人生产力价值的推崇将必然会成为各国最重要的生产力发展追求方向！所以对个体的激励和培养应该受到国家的重视，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并没能及时地明白这个道理、运用好这个优势——准确的讲，不是没有去运用，而是没能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所以在50年代——70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西方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快速发展，尽管当时我们的发展速度也是很快，但是这种看上去同西方发展速度呈渐大态势的表面现象正好成为那些伪无产阶级分子攻击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借口：必须重视对人的解放，给予个体更大的自由，让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大发挥。很显然，高呼促进发展、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口号是所有中国人民都愿意乐见的，群体向利的天性促成了很多民众不断垂青于伪无产阶级分子口号的社会现状，正是由于社会群体力量对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所以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失去了最广大的民众支持！！！因此，如果不能重新开启民智，让老百姓明白事情背后的真相，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一定无法领导民众取得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在客观上限制了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发展。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从而彻底打破了任何国家潜在灭亡中国的危险，这是民族的骄傲和辉煌，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个民族的发展也是这样，越是在艰险的环境中，它的人民会越团结、越隐忍、越有战斗力、越能蓬勃向上，古人所言“生于忧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日本失败后，中国人民在欢呼声中享受着相对得多的安逸生活，那么以前的民族矛盾（往往是转移国内矛盾的灵丹妙药）就必然退而转居其次了，新的矛盾——国内矛盾就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了民族矛盾这个粘合力的存在，丛生的国内矛盾会逐渐形成强大的破坏力，侵蚀国家的团结，原来可能会因民族矛盾而暂时潜藏的矛盾会重新浮出水面，所以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社会土壤实际上是变得更加芜杂了，这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面临的状况而言绝对是一种更大的负担。其次，当时的冷战格局、“中苏交恶”及国家经济关系利益至高化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始终无法逾越的沟渠。冷战格局使中国没有选择余地地加入了苏联阵营，依靠苏联的支持，方才在国际上站稳了脚，但是也正是这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后来导致了苏联向我寻求利益反馈的做法，苏联要求在遭到拒绝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大军陈兵百万于我边境之上，巨大的压力使中美联合成为了可能。中美在国际上的走进一方面是中国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抗衡苏联武力威胁的盟友，但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恶果：其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掌权的国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与自己曾经兵刃相见且一直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靠近，这必然会给人一种投入西方阵营的直觉，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通常会毫不犹豫地给他按上“叛徒”“势利”的称号，这样就必然会给我们的道义指数带来下滑的后果，到最后可能成为找不到盟友的“多余的人”，两个阵营都不会把你当做真正的朋友，况且，这种出于无奈的做法也会遭致国内一些人群的批评。其二，与美国的接近在客观上为国内的伪无产阶级革命派引来了实力强大的援军，狼和狈的相会必然会产生奸事不断，只要中美关系不从根本上断绝，那么国内的伪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胜利更加遥遥无期。其三，为西方资本主义进攻中国打开了一道窗户，一切都在中美合作的“木马”下，西方资本主义将会将数不胜数的“特洛伊士兵”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多余的话：写到这里，我忍不住佩服起有些自命非凡的人，他们指责毛主席推延了中美建交，而不知道毛主席其实并不想真正和美国人建立关系，而仅仅只是想借美国之手来抗衡苏联，可笑的是后人居然以此来微词毛主席外交的艺术！好笑的《公告》，亏得有些人居然将其作为胜利的外交战利品，哈哈，在美国人眼里，它什么都算不上，不信等着瞧，美国人还会不断地违背它）一旦这些“特洛伊士兵”和伪无产阶级分子实现了战略上的合作，那么中国将会沦为其商品供应地。在殖民时代，帝国主义是将中国变成其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从中国掠夺矿产能源，运回去给自己的机器作原料，生产出商品，再将其销往中国，从中国掠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失去了能源矿产，失去了真金白银，得到的是由自己国家资源能源转变而来的商品；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运输工具的改进，资本主义国家干脆把工厂搬到了中国，这样既可以避免生产过程中导致的环境污染，又可以更隐蔽地掠夺中国财富，他们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利用中国的钢铁、煤炭、石油、水电等生产资料，利用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税收补贴，将大量的廉价商品运回本国低价出售，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貌似得到了一些纸做的美元，得到了外贸总量世界名列前茅的隆炽赞誉，得到了世界工厂的美名，得到了西方借此宣扬中国威胁论、抵制中国商品（实际上他们这是故意忽悠中国的）的胆战心惊的害怕，得到了环境污染的回报，得到了人民生活水平实质上的不断下降。难道我们先贤在两千多年前即已晓谕天下的自古交易“得币者亏，得货者利”的古训真的是来自遥远的火星吗？一旦沦为西方的商品供应地，那么中国的国力将会陷入不断削弱的恶性循环之中，财富不均、社会不公将必然导致下层人民对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如果不明真相的民众一旦愤怒爆发，那么那些伪无产阶级分子必然会借此绑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动用武力进行镇压也就必不可免了，一旦镇压成功，那么共产党从1927年来为中国人民谋求福祉过程中的巨大牺牲流血都将白流，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无事生事的借口随时都可以被制造出来，在动乱中，伪无产阶级分子将会在不明真相的民众欢呼声中夺取政权，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也就必然推迟到更久远了！非但如此，即便真正的无产阶级力量能更有效发动人民大众，运用人民的力量消灭这些伪无产阶级革命分子，但是“国家经济利益最高化”的国际价值取向必然会让西方国家借机搬弄是非，从国际上支援伪无产阶级分子，在中国寻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此一来，中国社会内部极有可能爆发新的动乱，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就会再一次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所以，综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历史条件的比较，我们将会很自然作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要较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困难得多、繁杂得多的判断。
200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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