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 《南都》等13家所谓自由主义报纸发表共同社论，谈及户籍制度。表面上看，这些自诩“中产阶级代言人”的媒体在为下层百姓请命，实则不然。它们只是行挂羊头卖狗肉之举，打庶民政治之牌，醉翁之意在于为自家造势，以在 3月1日 两会开幕之际先抢占舆论制高点。民意显示，户籍议题是得到过半数支持，但13家共同社论作法只获得3成认同。
这些偏右媒体人在哥本哈根气候暖化峰会也来过“共同社论”这一手，乃抄袭西方国家共同社论的前科。“中国特色社论”事后在西方国家获得好评，中国国内主管部门则从未有此类案例的管理条款，虽然心里不舒服，但如何处置哗众取宠的13家报社一下子拿不出好的理由，所以偏右媒体躲过一劫。食髓知味的它们，尝到了第一次甜头，就敢于第二次向中央发难。
时过境迁，如今不可同日而语。《南都》等13家媒体终于踢到铁板。3月2日，“共同社论”及有关评论就在国内网站销声匿迹，连《经济观察报》的户籍改革专题网页也悄然撤下。那些媒体派至“两会”的采访团队也集体“收声”。对两会议题未造成波动。
3月9日 ，“共同社论”执笔者张宏（《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发表公开信《媒体不只是见证者；为什么我们要发表共同社论》，透露自己受到“相应的处罚”。据了解，张宏确已被报社解职。该报其它参与策划的有关编辑也受到来自中宣部的“严重警告”。现在看来，并非什么“有意打压”，而是那些媒体咎由自取。
眼下，此事有3个相关链接值得思考：
1，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参赞Tom Skipper已对13家“共同社论”媒体人员受处罚表示关切。一般作法，下一步就是出新闻奖学金，让他到美国进修洗脑，像对长平那样。
2， “共同社论”出笼不仅是张宏一个人的点子，背后有美国公共外交通过第三方影响大陆自由主义媒体的身影。间接影响中国媒体的择题走向，是美国长期的战略部署，例如放风对中国产品的担忧，实则变相抬高美国产品。
3， 纳闷的是，为何中央主管不处罚跳得最高、站得最前面的《南都》之总编、副总编？让外界再度联想上峰主管有广东工作的经历。《南都》最好别再给老领导制造“窘境”为宜。
户籍问题，确有改革及再进步的空间，但广大农民、城乡中下阶层的愿景，不能由那些靠地产商、资本阶层、富裕阶层的广告投放，而成长壮大的自由派媒体所代表，老百姓也从未找过那13家报社代笔陈情。前者需要的是更尊严地生活、自由流动全中国的前景，后者需要的是更多富裕阶层投放广告收入的“钱景”，并非真正苦民所苦，忧民之忧。户籍问题，远不是单单出一篇共同社论，由自由主义者喊几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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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剑指户籍，意在攻坚--土地私有化才是南方报系的目的
：渡痴禅师
这些年来，南方报系的宝贝儿们越发的婉约动人，高举“普世”大旗，作出为民请命的撩人姿态，脂粉后面的真面目是越来越隐蔽，“和演别动队”的政治化妆术是越发的精湛了，宝贝儿们的表演艺术又上了一个台阶。但是，老僧几乎每次都能从宝贝们脸上露出的一抹红晕中看出她们想要放什么屁。这并不奇怪，看得多了，自然也就变聪明了。很久以前，南方都市报是我每天必读的报纸；而在更久以前，南方周末我也是每周必买。所以，老僧几乎是被南方报系熏成“极左”的。对于如此熟悉的“老朋友”，怎么可能不了解？
户籍改革本来很正常，但南方报系激动得小脸蛋如此通红，那背后必然有文章。这是我多年来的思维习惯，说是对南方报系的成见也未尝不可，不过遗憾的是每次南方报系都没有逃脱我的“成见”，所以久而久之也就变成了南方报系文章的“正解”。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遗留产物，初始作用是为合理分配劳动力资源服务的。既然是计划经济，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之间的比例当然也在计划之中，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不会让农村优质劳动力跑到城市中去从事修脚、洗头、按摩等娼盛行业。而当时中国洋字挂头的“洋钉、洋铁工业基础”根本无法容纳太多的劳动力，这时候将劳动力分配在农村组织起来进行农业基础建设，我认为这是很合理的。在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发展国家，我认为这是最优的人力资源分配方式。
【在毛泽东时代工业化高涨时期，有很多农民（相当于今天的农民工）通过招工的方式进入工厂、拿到户籍、定居城市。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户籍政策，当城市劳动力缺乏时，会从农村招工进城。也就是说，按照毛时代的政策，今天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拥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都应该获得城市户籍及相应福利。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会出现一个工厂常年使用一个劳动力，而不给这个劳动力解决户籍、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的现象。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的国企和毛时代的而国企已经不是一回事。户籍政策也和国企一样，被特色精英们转了基因。】
当然，后来，“特别是”的“后来”，中国工业成为全球总装车间，我们对工业人口的需求暴涨，而这时“小岗革命”已经完成了一段时间，从农业基础建设里面“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要有一个去处，不然是会出乱子的，现在想来，八十年代初的“严打”是有源头的。当然，既然农村有了很多“剩余”劳动力，那么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也就成了唯一的选项，于是为世界人民做鞋子、裤子就成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光辉使命，这也是为“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配套的内政措施。草原上突然冒出来一大群只吃草的羊和奶牛，这怎能不让群狼眉花眼笑？狼群开心了，这世界不就和谐了吗？
那么“户籍制度”又是怎么变成“弊政”的呢？这得从政府转变职能说起。“特别是”时代以来，我们的政府努力向“小政府，大服务”方向发展，这个“小”和“大”是很有讲究的，“小”不是指政府开支小，不是指公职人员少，而是指各级政府的免费服务变得小小的，而收费服务变得大大的。或者说，“为人民服务”变小，“为人民币服务”变大。这也许不是机构改革的本意，但却是机构改革的客观结果。于是，户籍制度开始承载它不能承受之重——各种收费项目都以户籍为依据，开始在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行政管理文件上出现。收费，这就是“户籍弊政”的根源。假如国家宣布，任何与户籍有关的项目，都严令禁止有关部门进行任何收费管理，任何收费项目，都不许与户籍挂钩；那么户籍的“弊政”恐怕立马会减少七八成。我们的官员其实是很害怕麻烦的，如果不是有香香甜甜的“人民币”挂在前面，他们才懒得冲到前面去呢。所以，“户籍弊政”根源不在“户籍”，而在骑在户籍上面的那些挂靠政策。
实际上，南方报系所列的那些弊政，都不是宝贝儿们真正关心的对象，现在户籍上面还挂着的最后一块肉，就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才是和演别动队们虎视眈眈的目标。在城市里，待遇最差，换种说法是受剥削最深的群体其实就是农民工，但农民工除了讨要工资时会激动一下之外，其他时候他们实在是一个很安静的群体。这些年来大的不和谐事件，很少是以农民工为主体闹起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们心中，遥远的地方还有一块土地是由他们支配的，他们的心是稳的，尽管有各种不满意，但有根的人是不会过激的，土地就是农民工的根。
实际上对现状我并不满意，但只要还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那么我就会去维护它。所以，那些为颜色革命制造生力军的措施，我都会反对。失望归失望，但不倒葡萄架，更不会与宝贝儿们一同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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