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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忧外患，好一个“乱”字了得！
到底是收入分配不公，还是财富分配不公？抑或是集体公有财产市场化私有化改制分配所必然造成的不公？是该在下游环节调节收入涨工资，还是该从源头上调整财富分配以校正财富流向？正当中国国内因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而争论不休时，美国又对其最大的债权人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拿人民币汇率政策说事。当然，按照“亦盗亦商”的规定动作，炫武示威“硬的一手”也没闲着。“对台军售”的老棋法，便同时在“砰砰”落子了。尽管，此前已有人警言中国已经落入了“美元陷阱”。尽管，中国还在继续在一往情深地“借钱”给美国。但显然没有感动美国，也没有“买来”美国的温情。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把人民币定价权交给市场，美国是代表“国际惯例”来索要对中国“收入分配”的最高货币调控权。彻底地接轨，彻底地市场化，彻底地市场经济，彻底地市场调控或操纵，就像华尔街资本寡头对希腊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那样可随意随机施法，这就是华尔街的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资质发证要求。真是内忧外患，好一个“乱”字了得！
【2】中国连续两月增持美国国债 再破9000亿美元
据中新社6月15日电，美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9002亿美元，较上月增持50亿美元。这是中国连续第二个月增持美国国债，也是中国自去年11月以来持有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9000亿大关。尽管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时有增减，但持有总量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一年之内，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增加了1367亿美元，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
【3】媒体称：美国议员对人民币发出最后通牒
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6月17日报道，美国一名资深议员昨日再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称如果北京方面到下周20国集团(G20)峰会还不改变汇率政策，就将付诸立法程序。而上周，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也提醒中国应当注意美国议员的“普遍愤怒”。据英国《金融时报》在华盛顿报道，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桑德尔·莱文(Sander Levin)昨日称，“奥巴马政府建设性地将G20峰会设定为一个重要节点，让中国改变其有欠灵活的汇率实践。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而奥巴马政府在此之后也不迅速做出回应，美国国会将采取行动。”
“经过七年时间，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耐心已经耗尽，”莱文说。G20大型经济体的政府首脑将于下周晚些时候在加拿大多伦多开会。作为来自美国工业心脏地带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议员，莱文长期批评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以提振出口的做法。
中国在上周末也进行了反击，新华社发表一篇评论称：“这些国会议员们把自己说成保护美国人民利益的白衣骑士，但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帮哗众取宠的政客，通过操控(人民币汇率)辩论来笼络选民。”中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昨日表示：“他们(美国)自己发行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他们对自己的货币所采取的行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东西都要大得多。”
【4】美国防部长盖茨称将继续对台军售
环球网2010年06月17日消息，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昨天称，美国继续遵循“台湾关系法”出售武器给台湾，售台武器“是依据国会制定的法律”，且过去30多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一向支持此举”。
【5】外交部：美方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据新华网6月17日电，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7日表示，中方要求并敦促美方能够恪守承诺，停止对台军售。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时，秦刚说，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坚决反对。他说：“我们这一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秦刚说，中方要求并敦促美方能够恪守承诺，停止对台军售，以实际行动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创造条件。
【6】白宫称对台军售是整个美国政府国策 永不改变美国防部长盖茨称将继续对台军售
据环球网2010年6月09日报道，据美国“世界新闻网”报道，6月7日，美国白宫官员就美国对台军售一事继续发表强硬观点，称美国将继续对台军售，并强调这不仅是美国国防部的政策，而且是整个美国的国策。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巴德称，美国对台军售的政策将不会改变。他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已有数十年，每次美国对台军售都会引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紧张。但他再次表示了美国对台军售的强硬态度，称其并非美国国防部的政策，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国策。
中国一直对美国对台军售持强烈反对态度，因美国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对台军售，中国中断了两国的军事交往。对此，在近期召开的亚洲安全大会上，中美两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说中国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而中断军事交往是“毫无意义的行为”，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马上回应说，美方对台军售行为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还说：“中国把美国视为伙伴，美国却把中国当成敌人。”
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也表示，从中美建交三十年以来，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一直遵循着“发展、停止、再发展、再停止”的怪圈。双方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想要打破怪圈，但很遗憾这个努力至今没有见到明显的成效。对中国而言，中美军事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对台军售，而设此障碍的是美国，不是中国。
【7】中国深陷美元陷阱，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手中却并没有什么牌可打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5月31日刊发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文章指出，中国深陷美元陷阱。2007年8月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深化，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我们不得不问：由于美元贬值和次贷危机导致的证券违约，凝结着国人血汗的外汇储备价值正在或可能迅速挥发。而通过贬值和违约，美国则可以轻松地摆脱它的外债。中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难道就是为了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绿纸片吗？首先，美元贬值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其次，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美元的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恶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全球不平衡和美国政府执行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更为长期，且难以逃避的问题：美国是否能够还债？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的储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的某一天是要拿来用的。抛开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因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遭受损失不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将来，当我们需要把外储变现，并用来购买实际资源的时候，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偿还它的巨额债务吗？美国国债的30%卖给了外国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买主，到2009 年底已持有其中的24%。美元贬值又如何能帮助美国摆脱债务负担呢？美国的海外资产（债权）主要是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负债则主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不会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美国的海外资产价值和投资收入却会因美元的贬值而增加。
美国的债权国，特别是中国，有什么有效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萨默斯曾经说过，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事实上，这种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国完全占据主动，而它的对手却深陷美元陷阱、进退两难。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中国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如果中国现在卖掉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如果中国继续持有手中的美元国债资产，中国很可能将遭受更大的资本损失。中国外汇资产最终究竟会遭到多大损失，没人知道。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们自知已经陷入陷阱，却无法自拔。直到现在我们仍在继续增加我们的美元外汇储备，在陷阱里越陷越深。这里并不需要什么“阴谋论”，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逻辑。我们的选择可能已经不多，但办法总还是要想的。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避免进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其次是尽量减少已有外汇存量可能发生的损失。
【8】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目前我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
据中国证券报2010年5月30日报道，学者称中国人实际收入差距达55倍。企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而劳动者收入的增速却缓慢爬行。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与我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反差。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目前我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
【9】山雨欲来：吴敬琏呐喊引发危机问责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06月08日报道，“出口导向政策错了，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龄的吴敬琏仍然在为此而担忧。他担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他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他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吴敬琏如此回答本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方向的提问。
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时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虽然转型困难重重，但只要做好经济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希望还是有的。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政府寻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就不是市场经济了。“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这篇颇具文学感染力的报道，使吴敬琏这位“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忧国忧民几十年如一日，并在危机当头勇于批判为国呐喊为民请命的形象跃然而出。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时代担当勇气，特别是最有影响力的主流知识精英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政策错了，吴敬琏先生挺身而出大声呐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可以想见，由此而产生的思想冲击波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也必定是不一般的大。
作为13亿中国国民的一份子，网闻博报小社员自然也大受感动，并决定立即行动积极响应，跟着吴敬琏老先生一道呐喊，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于是，便先从这篇报道的学习领会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但令自己也感到失望的是，越认真看越看不明白，越仔细想反而越糊涂。无奈，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学习态度，现将本人的几点疑惑公开向吴敬琏先生及广大网友请教如下：
其一，中国当前正在陷入什么样的危机？究竟是谁造成的？又该先问责谁？
其二，在几十年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形成发展过程中，既得利益者是哪些人？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是指哪些人？继续推进改革“要牺牲”的“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又是哪些人？
其三，没有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就不会有资产泡沫和经济危机了吗？“市场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四，中国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接轨，经济门户洞开，除了出口导向型资产泡沫危机，难道就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隐患吗？一旦国际金融危机“二次探底”，全球经济长期衰退，中国人会否面临“粮荒”生存危机？
其五，山雨欲来，“祷告上苍”不如问苍生。经济是什么？谁最后必须为这场危机“埋单”？难道还需要30年才能算明白吗？
可见，要找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既得利益集团”算帐，首先得算这笔大帐。一是外帐，最大得利者是美国。二是家务帐，最大得利者是资本和官僚阶层，也就是“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三是实际支付经济发展成本和代价的99%的“孩奴”、“房奴”和“菜奴”们。而吴敬琏老先生似乎只盯住政府里“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并在继续为争取资本的市场权益而“呐喊”，这个经济账是不是算得太“结构失衡”了？如果中国主流精英经济学家没人去算国家权益帐和民生经济帐，又怎么能动员起99%的“公民”一道呐喊着“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呢？或者说，在主流经济学家眼里，99%的“非既得利益者”就不算“公民”。就像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讨价还价里，这个“民”只是指有私人资本阶层的“公民”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还不如开个“既得利益集团”闭门会议，悄悄调整一下“内部股权比例”，又何必拿为中国“祷告”大造声势呢？
若把中国交给一个不受政府主导和控制的市场，把中国市场交给国际行业巨头和华尔街资本寡头自由圈地乃至全面掌控，恐怕非但现体制下的政府很难答应，而即便假设政府能够妥协退让，13亿中国人民也绝不会答应。特别是“非既得利益”的中国99%家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更不会答应。叫垄断资本主义也好，叫自由资本主义也好，叫官僚资本主义也好，叫权贵资本主义也好，99%的中国人也都是不会接受的。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土样资本主义，都不是真正给中国人民造福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那段有中国特点的资本主义，尽管有过议会有过总统，有关没有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结果又怎样呢？中国人还不见得全都选择性失忆了，连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怎么来的都忘记了。
而中国当下面临的危机，首先还是国家民族权益和经济安全的危机。其次是社会资源财富私人占有和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危机，是民生不堪重负的危机，是99%的中国人已经快到忍耐临界点的危机。但在内忧外患之际，同舟共济，共克时艰，99%的中国人还是会首先依赖于于政府，并会自觉团结支持在政府的周围。因为最起码从法律上讲，现体制下的政府还是中国人民的政府。体恤民生的政治远见，反腐倡廉的政风自新，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型，也必然是在广大人民的期待与监督之中。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人民政府，本身就是13亿中国人民最坚实的依靠。历史也将会证明，中国人民的政府，一定会是顺应广大中国人民意愿的政府，而绝不会屈从于私资本特别是国际私人资本的要挟和紧逼。
【10】茅于轼：政策应帮穷人 而不是中等收入者（节选）
据每日经济新闻2010年6月17日报道，最近部分省市上调最低工资、加强高收入人群的个税征收管理、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密集调研，种种迹象显露出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年内破题。如何让普通民众分享到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渐次消弭收入分配格局里的鸿沟？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以释疑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诸多困局。
茅于轼：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的相关统计是不是可靠，这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大家能达成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来源主要是城乡差距。从各方面都能看出来，农村人口平均收入跟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相差好几倍。
我国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就是市场造成的，计划经济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收入差距；其次是非市场的原因，包括贪污、腐败、走私、贩毒等各式各样的犯罪，这些在国内都是非常突出的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问题很严重，由于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灰色收入，这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究竟有多少，是无法统计的。人家不会告诉你，他贪污拿了多少钱。其他国家的市场比较完善，我们国家市场有许多的特权在里面起作用，还有国企的垄断，这些非市场因素造成收入差距拉大。
NBD：在改革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政府该如何调整各利益方？
茅于轼：政府能做的就是征税，还有公共财政。现在中国的公共财政也有很大问题，中国的钱不是用来帮助最穷的人，而是用来帮助所谓的中低收入者。而在我看来，用老百姓交的钱来帮助中低收入者，实际上是帮助中等收入者，帮助他们来提高收入，最穷的人根本享受不上。所以说，收入差距现在扩大，政府的公共政策有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有很多公共政策只帮助了中等收入的人，这是不合理的。大家帮大家，不是大家帮穷人，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有这样的平台才能够有效地比较不同的看法。
【11】茅于轼：六十年忧思及展望（节选）
今天，在这一新时代的当口，我最为关心的是，以后的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将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这个问题，兼具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建国后的这六十周年，很明显地分成两个阶段，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虽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但前三十年因为搞了个阶级斗争，经济上一塌糊涂。后三十年，我们采取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手段，社会面貌得到了根本性改观。首先要说，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很成熟的制度，它首先是在民主国家发生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开始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之上呢？是在后三十年的初始，后半段的这三十年，和前三十年是完全不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共产党，那么，专政下的市场经济，有没有可持续性，能不能长此以往、持久不变？全球还没有一个专政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独一无二。
我对此的看法是，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从邓小平迄今的三十年，中国的精英治国趋势越来越明显，政府官员、公务员，差不多都已是大学以上文化水平，而且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官员越来越多，从国外深造归来进入国家管理岗位的也越来越多。这满足了我所谓的第一个条件。但是，精英治国并非意味着永远不会出问题。一旦国家发生革命性状况，精英分子必然让位给手里有枪杆子的人，但战争的精英，不是治理国家的精英。越来越走向精英治理的中国，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风险：一旦发生革命性冲突、动乱，精英是不是要被迫让位？
社会稳定的第二个条件，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精英分子，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底层群众的利益。如果精英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社会是靠不住的。说明白点，如果精英勾搭起来，形成利益集团，以自己或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为优先考虑，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是危险的，而这种苗头，在现今中国，已经出现并日成规模，这是我很感忧虑的事情。而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继续下去的核心因素。如果党能够控制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让他们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或者，妥善安排出一种制度，使得这些利益集团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制约，进而达到能够充分考虑底层群众利益之目的，那么，稳定与持续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不好说。
抗战胜利后，大家都能吃饱饭了，也能吃上点肉了，却开始迎来持续三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这三十年里，吃饭住房都成问题。后三十年，中国的变革是空前的。从中国到外国，从历史到现实，是突飞猛进、奇迹不断的三十年。现在我们与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不弱，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在我看来，差不多已经实现了。这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发展。这当然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中国成功了？世界上穷国多得是，为什么他们没成功？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很多啊，为什么惟独中国成功了呢？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采纳了一个市场的制度，而这个市场制度是以交换为特征的。现在我们财富这么多，不是因为劳动多了，而是交换多了。而且，中国是一个专政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都是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专政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呢？专政情况下，国家可以动用巨大力量集中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问题，通过市场手段也是可以解决的，但需要很长时间，五六十年，八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搞起来，而我们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搞成了。这就是专政的力量。反观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它的公共设施简直糟透了。
还要提及的是，这些年，共产党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货币政策，中间除了1994年有个短暂波动外，整体看来，人民币甚至比美金还要稳定。有些人说，专政不好。确实，现在看来，专政的弊端日渐突出，但大家也要客观地承认专政有它的好处。我想，大家也不用拿“威权、中央集权”来替代“专政”这一说法，因为，我们宪法上明确写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曾先后几次提议，要将专政这一提法改一下，但一直没改。看起来，专政还是要继续下去。
【12】茅于轼：社会要成功转型，只有靠精英（节选）
一种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我觉得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一个稳定的社会，她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是精英治理，但一些有权的人想的不是大众的利益，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左右司法，包庇坏人。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有一批人他对于问题并不很懂，但要发言。发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可能是为了讨好舆论，不懂就不要乱发议论。很多人还认为他是为了老百姓，是代表了大众的利益的。实质是哗众取宠，图虚名而已。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精英分子治理国家，并且共产党治理国家总的说起来还是不错的，因为改革30多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值得肯定。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在变，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在转型的时候，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也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但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种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比如英国的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的，都是精英之间的协商，从国王和贵族的斗争，国王和宗教的斗争，都是上层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所以我觉得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
但是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能够想像的路。第一条应该是能够为大众着想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努力，做一点算一点。第二条路是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并且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觉得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160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儒家思想中确实有些自由平等的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主流，所以我们进一步完成这个转型还要靠西方。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所以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从以上资讯即可看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困局和乱局。要举国同心共克时艰，就必须先分清里外查明乱源找出病根。显然，这样的局面不是一天炼成的。30年的市场经济国际接轨之路，30年的出口导向型GDP增长模式，30年的“突飞猛进、奇迹不断”，转眼间就成了“出口导向政策错了，我所能做的是呐喊。”那么，我们曾引以为傲的奇迹增长的财富究竟哪去了？两笔大帐就算清了，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借给”美国掉进“美元陷阱”了，国内分配部分则是“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还有一说是“0.4%的家庭占有社会70%的财富”。所以，才有了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的内部危机。权且以“1%对41.4%“的保守比例来说，这“1%”的先富先贵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谁呢？只能是企业资本阶层和政府官僚阶层，或者是官商勾结“精英勾搭”的“利益集团”，而绝对不会是平民百姓“劳苦大众”。那么，这个市场经济的政策模式又是谁设计和“呐喊”出来的？除了市场经济主流精英专家，还会是谁？这个政策模式又是谁在操作执行的？除了“精英治国”的官僚，又会是谁呢？可以百分之百保证的是，“劳苦大众”既“对于问题并不很懂”，也没有“呐喊”的资格和影响力，更不会有这样的政策执行力。所以，也就必然且必须由他们来支付发展成本并承受财富分配不公的后果。
但精英们却总能用“西方理论”证明“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万能，并总能抢在第一时间为民请命为“穷人”代言，而且懂得“要靠西方”和“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向中国政府施压。
此时此刻，谁最内外交困左右为难？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政府。其一，平民百姓“劳苦大众”在遭受分配不公民生之艰时，肯定首先要问责政府，而且也有权问责政府。更何况，中国的政府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其二，政府当然不能回避市场经济“出口导向政策错了”的执政责任，尽管是被人“呐喊”上道的。其三，政府的官僚队伍阶层的确有严重的权钱交易“精英勾搭”的腐败现象，平民百姓“劳苦大众”自然会怨声载道，精英们借力打力也便很容易找到着力点。其四，既已承认“国际惯例”且已与“世界”接轨，就得接受“世界权威”对你的“市场经济地位”资质的反复考验和检查认证，这种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是已经注定了的。其五，所谓“美元陷阱”和“对台军售”，战术上的被动就更不用说了。其六，在经济结构和贫富分化格局失衡之际，又有“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的精英们的“呐喊”内应，美国的出手时机把握真可谓是“稳准狠”。或者说，这样的局面，本来就是美国多年设计布局的结果。
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中国政府自然责无旁贷。但此时此刻，是依靠99%的平民百姓“劳苦大众”呢，还是依靠1%的精英集团呢？又怎么才能真正平息民怨赢得99%的民心呢？这恐怕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所在。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证明，西方列强宰割中华鱼肉中国贪婪之心始终不死。但他们真正惧怕的，不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或官僚阶层或民族资本阶层，而恰恰是中国99%以上的平民百姓“劳苦大众”。正因为此，美国借机拿人民币汇率发难，企图“蒸发”所欠中国的“国债”仅仅只是“顺手牵羊”。人民中国，人民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才是美国及盟友们最抓狂的地方。或许，他们已经判定，现在是“过河拆桥”的时候了。对此，中国政府和尚有民族良知的官僚以及13亿中国人民，不能不提高警惕。
【14】危机重重，谁在搅浑水？
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前面《寻源华夏华胥州》、《舞动中华文化采风录》、《华夏寻根启示录》和《东瀛之鉴：资本法则下的“不战而败”》及《山雨欲来：吴敬琏呐喊引发危机问责》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自15世纪“老欧洲”列强开始世界远洋探险殖民掠夺，积敛世界资本市场法则体系的“原始资本”第一桶金，到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以至于薪火承传到“新大陆”的美国华尔街，“资本为王，赢者通吃”，就始终是这个资本丛林世界的不变军规。“少数西方国家富裕，大多数国家贫穷。少数人富贵，大多数人贫贱。”这也是资本市场丛林法则主导下，几百年不变的世界等级格局和社会收入分配等级格局。自1840年以来，把中国完全纳入这个几百年不变的资本市场法则体系和世界等级格局，也是西方列强和世界资本寡头集团几百年的夙愿。这场美国对华“经济战争”，对中国自身而言，本质上就是当年“鸦片战争”的继续。包括“甲午战争”在内，按照资本法则与西方列强硬拼“阵地战”，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过完胜的记录。
而在中国国内，市场化，市场经济，国际惯例，上流富贵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劳苦大众”穷人阶层，精英们正在一步步把中国导入西方几百年不变的等级格局里。一会是仇富心态，一会是“国进民退”，一会是“权贵资本”，一会是城乡差距，一会是行业差距，一会是政策应帮穷人而不是中等收入者，说到底就是灌输社会等级格局概念和思维定势，转移矛盾焦点，挑动官民对立情绪，制造劳工阶层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民间力量。
在“精英治国”和精英论政的视野里，网闻博报小社员自然是属于“对于问题并不很懂”之列，但平民百姓“劳苦大众”也懂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洋资本和私人资本“寻租者”，官僚能和谁权钱交易又怎么“精英勾搭”？换句话讲，官僚是怎么腐败的？是谁帮着腐败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不但每一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血腥和肮脏，而且是当今所有社会腐败与丑恶之源。中国今日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最本质的还是资本家和劳工大众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与不公，首先是少数资本阶层和广大劳工阶层之间的分配差距与不公。而这种阶层等级的分配差距与不公，正是西方资本世界几百年不变的固有格局，又岂是靠政府调节能够抹平的。更不可能靠市场化和市场经济解决问题，因为市场化本身就是问题。
财产原始分配格局决定财富流向，流程模式调控决定财富流速和收入分配，资本利润最大化决定资源与劳工成本最小化，这才是市场经济资本丛林等级体系的“财富分配等级定律”。中国社会的彻底市场化私有化和彻底资本主义化，只能使中国永远沦为世界资本等级体系的等外底层穷国，使占中国人口总数99%以上的平民百姓“劳苦大众”永远沦为世界底层穷国的贫民。
转移社会矛盾，分化瓦解民间力量，把中国彻底纳入资本世界等级体系，这是美国及西方列强的期望，也是中国市场化精英们的真正目的。
【15】资本丛林法则体系，永远是西方列强“主场”作战稳操胜券
资本丛林，弱肉强食，赢者通吃。20世纪80年代，美国针对日元汇率的“广场协议”，导致的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已经踌躇满志“可以说不”的日本，就这样“不战而败”且至今一蹶不振。对于华尔街的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争，对于日本和希腊及欧洲的“前车之鉴”，如果我们把金融战法或者叫货币战法，比作是资本法则体系下的“阵地战”或“正规战”，那么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肯定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但所有的人类战争，都是以人为主体，又以人的利益为归宿的。那么，便都无一例外地要服从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法则。为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战，为全人类的公共利益和最高道德理想价值而战，这就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正义之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的战争必胜，这也是人类历史的证明。所以，如果以道德法则下的人民战争的思想来看待和应对经济战争，便是回到了中国人的“主场”，美国的“阵地战”绝对优势就威风不再了。
“以日为师”或“以日为鉴”，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争取战争法则的切换主动权。而人民战争的传国法宝运用，便首先要求中国的官僚阶层必须回归“人民公仆”的角色本位，要求中国社会必须回归民族利益和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法则体系。否则，若完全接轨兼容在资本法则体系下，日本“不战而败”的覆辙，就肯定离中国不远了。而一旦真的重蹈了日本的覆辙，那时内忧外患集中爆发的后果，将会使中国陷于分崩离析的悲惨深渊。
网闻博报小社员再次断言，资本法则体系下的金融货币战争，美国绝对稳操胜券。道德法则体系下的人民经济战争，则是中华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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