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茅于轼“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

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的社会是永远不得安宁的社会

也评茅于轼--“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

老汉

茅于轼说了很多的话，无非是公有制不好，私有制好，计划经济不好，市场经济好，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能够懂得。改革以前，越穷越革命，越正确。一个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绝对没有一个富人。没有谁有私人小汽车、有自己的住房。这样的社会是不是没有前途？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帮助大家致富，这才有前途。”

社会财富像一块蛋糕，总量是不变的，一部分人蛋糕分多了，一部人必然少分，多分少分本来无需斤斤计较。但是如果少部分人分了蛋糕的极大部分，多数人只分了很少一部分，造成了前部人撑死也吃不完，后一部分人吃不饱或者根本没有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后一部分人有意见了、不满了、甚至产生对前部分人仇恨了。这应该说是正常的，说明这个社会分配不公。怎么办？改进分配办法，不要让少数人分得太多，缩小差距，起码保证大家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样做，社会上的意见、不满、甚至仇恨就会减少，社会便会和谐，这样的社会才是有前途的社会。不然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就会出现一个仇富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肯定是不得安宁，没有前途的社会。

要说仇富，算共产党最仇富，国民党的时候，中国财富集中在“四大家属”、帝国主义者和地主的手里，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起来革命，就是为了打倒这“三个富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难道这不是仇富？因为国民党的社会是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社会，因此它不是好社会，人民才痛恨它，结果被人民推翻了。历史所作出的结论完全和茅于轼作出的结论相反。《水浒》中的好汉也是仇富，英国小说《罗宾汉》也是仇富、罗马的斯巴达克斯也是仇富，他们都是劫富济贫，凡是在一个社会里人民普遍仇富，说明这不是一个好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社会上出现仇富，不要从仇富者身上找问题，而是要从为什么会产生仇富的根子上找问题。

茅于轼说，“越穷越革命”，从历史来看，他的这个观点也不错，穷则思变，受压越厉害反抗越积极。毛主席还说过类似的话，有些人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汽车、有保姆，做官当老爷，不想革命了，但是工农还是要革命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当官的本来是反对压迫、剥削的革命者，现在不革命了，反过来要欺压百姓了，要当李自成了。所以革命性强的不是富人，而一般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受剥削最严重的人。茅于轼说“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绝对没有一个富人。”那时中国确实不能产生远远脱离人民生活水平的富人，因为工厂是全民的，大家在一起工作，按劳分配，虽有差距，但差距不大，没有人能把工厂买下，自己当老板，让别人为他生产，农村大家在生产队一起劳动，记工分，土地不能买卖，所以也不可能产生地主，国民党时期的官僚资本被没收，民族资本家在改造，变成公私合营，除拿定息外，正在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者，赌场、股市都没有，投机倒把是违法的。所以正如茅于轼说当时“绝对没有一个富人（指远远脱离人民生活水平的富人）”，只有共同富裕。但也不是像他说的好像中国原来是一个富国，后来“变成了一个穷人国”，这是胡说八道，骗骗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人可以。解放后极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当然少数人的生活水平可能大大降低了，因为他们再不能靠剥削他人来生活了，这些人对毛泽东时代可能不满，但多数人是非常高兴的，像温总理说的，活的有尊严，不用在富人前面低头弯腰了，可以说是人民扬眉吐气。
究竟一个社会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好，还是把少数人的富裕建筑在多数人的贫穷之上，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筑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好，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见解。这一点经济学家厉以宁和茅于轼先生有同一见解，厉以宁讲得很透白，他说，“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他认为只这样的社会才能进步，才是天经地义。那么为他们提供享受做牛当马、流血流汗的劳动大众会同意吗？他们会问，“为什么让我们辛苦，供你们享乐？”你们不是最讲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吗？我们的自由在哪里？民主在哪里？你们的博爱在哪里？他们的气就大了，仇恨就来了。可见仇恨是你们富人和帮助富人的精英制造出来的。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上学权、劳动权、住房权、就医权、养老权把它取消了？为了让我们拼斗，供你们享乐。你不把我们当人看，还期望别人不仇视你们！你敢不敢和我们一起劳动，参加竞赛、拼斗？你会说体力劳动是低等的，我搞的是脑力劳动，我懂经济学，好吧，把你的大赌场-股市的理论让社会来评论评论，然后再决定你该享受什么？精英们天天讲着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这类漂亮词句，其实在他们的心里，这一些东西只属于富人，在他们眼里穷人是不属于“人类”的，经济上不平等的穷人，连尊严都没有，还谈得上享受到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

茅于轼问我们，究竟多少富人是为富不仁的？既然你不知道谁为富不仁，你怎么可以仇富？我们没有权利来调查这些富人，可是茅于轼先生，你能告诉我们这些人的财富是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得来的？据2009“胡润百富榜”披露：新疆7位上榜企业家中，有5位是上市公司领军者。尤其今年上榜富豪身家暴涨，张新的财富数字由去年的8亿元超过22亿元，一年增长14亿，而孙广信的财富由去年的68亿增至145亿元，一年增长77亿，一年时间财富翻了一翻还多，这财富难道能靠诚实的劳动能得来的？如果是诚实劳动，那请介绍一下他们具体劳动的过程，钱是这样通过劳动增长的，孙广信平均每天收入是20多万，一年才能赚到77亿，请问中国有多少人一年能挣20多万！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我们暂且不问其财富来源是否正当，我们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96%的人只分到了30%的财富，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好社会？96%的人对此可以不可以有意见？可不可以不满？会不会引起仇恨？亿元以上3220个富翁人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2006年）难道真是应了“龙生龙凤生凤”的天命？他们都有赚钱的特异功能？有媒体报道：2008年中国平安公司高管马明哲的年薪是6600多万元，而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黄都镇砖房小学教师杨贤祥的月薪是44元5角，年薪应是534元，两间相差1万2千多倍，马明哲说这是他应该得的。这样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肯定不是好社会。社会上群体事件不断，杀人事件不断，不会和财富分配不公没有关系吧！？

茅于轼说，45岁以上的人会理解他的话，可是我总觉得45岁以上的人多数会反对他的话。他对于改革开放前后的两种评价是站在他的立场上得出的。立场不同结论不同是很自然的，因为改革开放是少数人得到了在毛泽东时代绝对得不到的东西，如国有企业、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政治地位、二奶、多栋别墅等等，大多数人失去了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得到的东西。如劳动权、求学权、住房权、就医权、养老权、更重要的政治上有主人公的地位。生活虽然贫苦，但他们工作都是为了自己，他们无后顾之忧，他们不像现在有那么重的精神压力：一辈子要为上学、就业、住房、就医、养老操心发愁，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产生富人的基础只有建立在使多数人贫困化上。这一点让我再引用经济学家厉以宁讲话，“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现在我们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生活是不是那样的穷？工人的工资一般一个月几十元，如果工人有50元工资，一家五口人生活可以过得不错，我当时的一个邻居就是这样。因为除了吃、穿、学习用品、日用品以外，再不需要化很多钱，连家属生病工厂也报销一半医疗费，托儿所也半费。毛泽东时代注意的是全国人民的福利，他给了人民六个权：就学权、就业权、住房权、就医权、养老权、当家作主权，现在人民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把这些钱给了少数人，让少数人富了，多数人穷了。其实这些看不见的钱要比工资多得多。现在如果工人一月拿5000工资，你肯定养活不了五口人，因为你没有“五权”,买一个房子，住次医院，多少年的积蓄就完了，还有儿女上学等等。毛泽东时代给人民的暗的钱要比明的钱多，茅于轼只说明的钱，不说看不见的钱。如果现在也给人民“五权”，我看国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另外更重要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活得有尊严，洋人面前能挺起腰杆说话，国际地位也高，朋友遍天下，话说出去算数，从不当大国的孙子。

茅于轼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选择的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现在我们走的是保护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条路。”茅于轼凭什么说毛泽东时代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谁都知道当时是我国经济上快速发展的时代，其速度领先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也是一样很快成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现在怎么样？我国在毛泽东时代发展的数据在网上已多次有人发表，不再重复。但当时还是很穷，原因是国民党留下的是烂摊子，国内一穷二白，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上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中苏边境战等的国防开支，底子薄开支大，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凭现在的财力打得起这几场战争吗？肯定是光屁股了。当然现在我国是韬光隐晦，东海、南海、中印边界的领土由人随便占，用不着国防开支，只要在国内加大维稳开支就可以了。在毛泽东的时代，谁敢这样占！老说落后挨打，那时刚解放，我国非常落后，没有挨打，相反打败了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现在国力强大了，连领土都保不住了，好样的，打一仗看看，那就会像中国足球队一样马上露馅。毛主席为了防护外敌，中国人民勒紧裤腰，进行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只有十年时间很快搞出了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能生产的两弹一星。尖端科学与世界的差距一下拉近，同时核潜艇、航空业也快速发展，70年代末就研制成功大型客机运十，在80年代初在西藏、乌鲁木齐、哈尔滨等地高难度的试飞成功。当时大型客机只有美、苏、英三个国家能造，我们是世界第四位，领先于法国，现在我们只能用大量外汇进口法国飞机。我们的汽车业先于韩国，现在韩国反而成了向我们出口的汽车国。要知道这些都是在穷底子基础上奋斗出来的。还有农村的水利农田建设其成绩令世人称赞，现在老本吃完，水灾、旱灾都来了。改革开放是靠挖老本、卖祖业吃饭。电脑的、汽车的、手机的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国内七次有贡献的科学家评比，全部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在这样好的基础混了30多年，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拿出来，有什么脸面来攻击毛泽东时代是一条错误路线。
茅于轼说，“现在我们走的是保护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条路”。谁成功了？茅于轼一类的精英获利了。他们说改革成功，其办法就是造谣、攻击、贬低毛泽东时代。无非是公有制是大锅饭，效率低，计划经济高度集中没有活力。本来企业是工人自己的，应该是一个大锅饭，谁也无权让工人下岗不吃饭，但他们为了私有化就是把它砸烂了。人民只有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才能兑现他们该享受的各种权利，私有制、市场经济能为人民兑现这些权利吗？资本家有如此高尚的血液！茅于轼说私有化、市场经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也就说充满活力，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市场经济是追究个人利益的，因此他只考虑个人的最大利益，要为他的资本获得最大的效益，所以他不会为了将来人民的利益而去投资；他为了获利要尽量降低成本，不惜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不惜以工人的生命为代价，减少安全保护措施的投入，因此矿难不断，打破了世界纪录，不惜破坏环境资源资源，所谓效率领先，就是说为了效益可以牺牲公平，不顾他人的利益。市场经济必须以是私有制为前提才能实现，只有私有制才能发挥个人最大的积极性去获得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人民、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所谓“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活力就是这样产生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捞到钱就是好猫，社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打砸抢烧杀，卖灵魂、卖肉体、卖官帽、，卖地皮、卖国企、只要能卖的的什么都卖，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活命，没有安全、没有尊严，甚至去黑砖窑当奴隶工，有的为养活老人出卖肉体，这种积极性在计划经济时期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投机倒把成了合法，股市、彩票是最大的投机倒把市场。

还有一点对衡量一个社会先进还是落后也很重要，那就是人文指数。我来引用《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一文中的一些资料，“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22位，而在人文发展中却位居第51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1960-1980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因为中国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倾力投资于人文发展。因此，尽管人均收入低，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的国家类别。中国在人文发展指数与人均GNP之间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中国当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中国从而被一些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改革开放后人文发展指数从51位下降到104位，下降了53位，下降一倍还多，后上升到到94位仍比改革开放前下降43位。
为什么要说人文发展指数，因为这对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它能够说明这个国家的国策，也就是把钱花什么地方？是不是花在人民身上？还是为少数人享受？
现在来了解一下人文发展指数的内容：人文发展指数是衡量人文发展的三个方面的平均成就的综合性指标：1、健康长寿的生命，用出生时期望寿命来表示；2、知识，用成人识字率及大中小学综合入学率来表示；3、体面的生活水平，用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在此基础上用加权平均法分别计算出这三个方面的指数，然后将这三方面的指数进行简单平均，即为人文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在0－1之间，指数越接近1，说明这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用人文发展指数来对比一下两个30年：
第一个指数是人的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不管精英怎么吹嘘，如果人民寿命活得不长，说明社会有问题，不管精英怎么贬低，如果人民的寿命越活越长，这就是一个好社会，试想一个受饥挨饿的人民（还有成千万死亡的社会）、一个工作没有保障的人民、一个有病得不到医治的人民、一个在卫生条件很差、生态环境恶劣中生活的人民、一个受社会压力精神负担很大的人民等等，他们能够长寿吗？肯定不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寿命指数：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增加了33岁，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了当时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后，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大为放慢。1982-2002年的20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增长2.9岁，不但低于亚太地区的4.0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5.4岁、南亚的8.9岁、中东和北非的9.1岁，而且低于高收入国家的3.9岁。这是过高估计的数据，有专家认为受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恶化，医疗保障水平降低，饮食结构快感化、传染病复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均寿命为61-62岁，远比官方数据72岁要低；部分医院的统计支持了这个观点，许多网友也凭感觉认同这个观点。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比全国人均寿命约低10岁。国家体改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近5年内，共有135人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逝世，平均年龄仅有53.3岁。这些都是生活、医疗条件比较好的知识分子，寿命都不到60岁，其他民众可见一斑了，所以目前的实际人均寿命为61-62岁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寿命下降了6-7岁。但是成天攻击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精英，死去的一般在90多到100岁以上，未死的也在70岁以上，这些人为改革开放拉高了一点寿命指数，等毛泽东时代的精英都去世了，寿命指数还会降低，这也是吃老本。另一个现象是现在知识分子不受迫害了，寿命反而短了，平均年龄只有58岁了。我们所熟悉的名人中，如中国十大笑星侯耀文59岁去世，创新理论标兵方永刚46岁去世，中央电视台十佳播音员罗京48岁去世，越活跃年轻了。人要是没有寿命，说它是“最好的社会“对他也毫无意义，人的寿命可以活得很长，再污蔑、攻击它也是个好社会。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医疗卫生事业。1975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总体的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21位。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191个国家中的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188位，全球倒数第四。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医疗领域改革的市场化导向，政府大规模削减医疗投入。有医疗权威人士指出，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在发展中国家，巴西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而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逐年减少。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年以后只剩下15%。相反，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年为28.46%，1995年为46.40%，2000年以后一直接近60%。改革开放期间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中国的进步落后于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包括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以及南亚，与中国相当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其他健康的指标上存在类似趋势，例如疾病和传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发病率、高自杀率等等。

第二个指数是受教育情况。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国家，人口文盲率超过80%。经过不到30年时间，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农村下降到34.7%。这是一个骄人的进步，因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农村文盲率分别高达34.9%和67.3%，埃及分别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的巴西分别为16.8%和46.3%。中国普及教育的成就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走在了它们的前面。基于建国后扫除文盲的速度，人们本来期待，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拥有更多财富，彻底扫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30年来，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标屡屡以失败告终，大学生比例提高，但农村和和贫困家庭子女入学比例逐年减少，体现了教育的极大不公。而在普及教育的脚步显著放慢了。2005年，根据当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达10%。这个数据印证了另一个来源提供的信息：据中国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年底，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占世界文盲总数15.0%的印度。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教育原来取得的优势正在大大缩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间，一方面是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了，大学生的失业率也提高了，另一方面却有1亿多人仍处于文盲状态，得不到基本教育。在中国，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样习惯性地被归结为经费不足。但历史事实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经费更为不足，政府却能够组织数次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使文盲率显著降低。有人警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无法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2015年实现一半文盲脱盲的目标。去年高考的学生报名人数比去前年减少，政府把减少原因归罪于去年人口减少，则完全是欺人之谈，人口如果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也只能逐年减少，不会突然减少，其实真正的原因不好说出口，其主要原因是教育产业化导致高学费和低就业引起的，不少家长在权衡上大学的利弊之后放弃了子女报考。下面又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这就是需要政府投入的普及教育方面大大落后，而可以创收的高等教育方面却大大超前。说明了两个时代两种对待人民利益的不同路线。

第三个指数是体面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但人民享受着五个保障，大家都过着差异不大的生活，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没有过奢侈的生活的人，也没有在垃圾桶里捡吃的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当时政府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有效的帮助了那些生活暂时遇到困难的职工，不但解决了职工的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等问题，同时，也为国家和职工的家属，以及共和国的子孙后代积累了数万亿元的劳动保障费。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页）。所以，劳动保险的性质和属性，不但是老职工进行互助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同时也是为了中国的子孙后代的劳动保障进行积累。毛泽东说：“工人除提供出来的他们的必要劳动之外，剩余劳动所提供的资金，都由国家集中，这是为现在、将来的工人、农民服务的，拿出来为他们服务的。”（同上，620页）。可是在改革中职工们用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几万亿资金不翼而飞了。退休老职工从此失去了生活保障。30年的改革开放，从1978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日本用了30年，追上了美国工资，“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现在一部人不劳而获（而是大获），许多人劳而不获，根据劳动部门的统计，2004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为1000亿元。李毅《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分析》。这就是两条路线两种分配方式，人民肩上又压上了三座大山。
茅于轼说毛泽东时代穷，但是毛泽东时代把有限的钱花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花在人民的长远利益上。毛泽东时代没有两级分化，没有高人一等的人，也没有低人一等的人，是一个安定的社会、是一个人民互相帮助、积极上进的社会。
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不是好社会，而且是一个不得安宁的社会。仇富就是在这种社会中产生的，这样的社会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说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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