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前在强坛深水区看了一篇网友评论茅于轼悼念王佩英女士的文章，匆匆忙忙发表了一下意见。饭后那篇文章在深水区不见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出来，原来是转到煮酒了。
个人认为，这篇文章转到煮酒是不太妥当的，因为该文评论的是茅于轼，茅于轼似乎还不是历史人物，虽然名声有点臭，活得还是好好的，一张大嘴巴到处喷粪，环保部门为什么不管一管？失职。茅于轼的文章我是懒得看的，网友转述的另当别论，其中一句话，让我颇感兴趣：“王佩英死时54岁，留下七位子女。其三子张大中经过30年的拼搏，至今已是京城闻名的亿万富翁，任‘北京大中投资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常委。”
本来想查一下张大中先生的简历，从百度的结果看，又是“1948年生，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又是“１９３８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把我搞糊涂了，姑且放在一边。既然王佩英女士生有七个子女，而张大中先生是第三子（不一定排行第三，可能上面还有姐姐），足可以证明茅于轼所谓“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经济几乎崩溃”全是屁话。在北京，以王佩英女士每月50元的工资，能够把七个子女抚养成人，而没有卖儿卖女，在今天只能说是天方夜谭。就算每月5000元，今天的北京人能不能养活七个子女？即使张大中先生小时候真的“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那也只能怪她母亲生得太多了，与当时的经济无关。如果王佩英只生一个孩子，据我所知，在那个时候也会生活得挺不错的，衣食应该是无忧了。当然，没有彩电、没有电脑，没互联网，也没有mp3，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也没有。
王佩英女士在天有灵，必定庆幸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张大中先生如果有一点良心，也应该庆幸自己出生在毛泽东时代。如果在今天，根据独生子女政策，根本就不会有这位张大中先生。就算王女士拼命生下了张先生，毫无疑问，因为违反计划生育，家里的房子被拆了，东西被拉走了，工作开除了，估计只能到市场捡些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充饥，张先生能不能活下去尚未可知，更别说上高中了，还有做“董事长”、“政协委员”的可能么？正是因为王佩英女士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才有了张大中先生，才有了茅于轼在张家讲话的机会。有人说，张大中先生是靠“改革开放”才发家致富的，与毛泽东时代无关。如果人都没有了，还怎么发家致富！
做人不能太茅于轼。
附文：
令人喷饭的茅于轼对文革的描述
：佰骥 文章来源： 点击数：7419 更新时间：2010-5-19 文章属性：顶 热 荐
今天看到一篇饱含深情的宏文，比CCTV朱军同志煽情艺术更高上一层楼。此宏文为茅于轼先生在“纪念（文革中反革命）英雄王佩英诞辰95周年”会上的发言，笔者认真地看完该文，但这么严肃的一篇纪念文，却让笔者过程中数次要忍不住笑出声来。不是说笔者不同情死者，也或者笔者没有对“万恶的文革”没有抱有愤慨，而是茅于轼先生一些语言脱离了逻辑，背离了一些事实常识，在这种情景下还一脸严肃煞有其事，反正笔者是实在难以对无里头的事物严肃起来的。
茅于轼先生开篇说道“ 今天我们四五百人聚集在这里，为的是纪念王佩英烈士诞生95周年，也是她遇难40周年。纪念她不但对于我们这些她生前的同事、邻居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对于中华民族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而且伟大的意义。”
这种开篇是非常地严肃，笔者也完全认同这种纪念活动上的谈话风格，并且立即就坐直身板，非常认真地看下去。
几句过后，茅于轼先生说道，“文化革命这场浩劫是对中华民族极大的犯罪。不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像王佩英那样的先进分子，而且由于人和人斗，把力量都消耗在内斗上，生产大幅度下降，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经济几乎崩溃。”
一看到“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经济几乎崩溃。”笔者立即就觉得受了一个侮辱，茅于轼先生好象当我们死掉了一样。笔者生于60年代，父母都是知青，城市农村经常两边跑，从小到大不能说吃好穿好，但还不至于到“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的程度，全家也没有“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要说吃差一点，那是的确比不上现在，小孩子也就平常在村里小卖部赊几粒水果糖吃，农村里也有人来叫卖棒冰，3分或者4分一根，倒也相当地逍遥乐自在。这“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反正笔者在农村与城市都没看到过。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比，生活比不上现在，到文革结束，49年建国也不过27年时间，积累没有那么多，农业上稻种改良、水利工程、以及工业都在发展阶段，确实在发展，这个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到文革结束哪个时段，我城里的叔叔自己安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很小的屏幕（不知道是7寸还是9寸），哪个时候的人真聪明，收音机、功放、甚至连电视机都自己DIY，笔者的叔叔估计算是新中国DIY先驱。
哪个情景你说落后是可以的，但要说“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实在是太夸张了，社会学概率与比例的对比很重要，如果说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是笔者家庭以及周围邻居这个状态，笔者定一个比例，算是90%以上，那么你就不能说这个国家是“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否则现在也可说“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去某个城市的桥洞里找一些乞丐来印证这个社会是“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
再而说，笔者家庭其实在当时并不好，爷爷属于资本家，文革中还被游街过几次，但单位里他是师傅，生活上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一直有保障，养了5个孩子，并且个个健康。到文革结束，笔者记忆基本上不会出错，因为79年我父母回城，在农村记忆等于是文革中事情，当时该村有三家工厂，一家是砖窑厂，一家是针头厂，一家是扎螺丝厂，笔者前些年回去，不要说这些工厂已经没有踪迹，且之后也无一家工厂建立，这个村子的工业是零，要说以村单位来说，那算是全面地退步。既然说到是“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经济几乎崩溃。”自然要想到这些笔者亲身经历眼中所见，再后来想想最近的地沟油与阴沟臭豆腐与转基因等，笔者忍不住大笑出声，真是具有黑色幽默。
茅于轼先生把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当作死掉了也没关系，那算我们倒霉，但他最后一句，“王佩英死时54岁，留下七位子女。其三子张大中经过30年的拼搏，至今已是京城闻名的亿万富翁，任‘北京大中投资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常委。”听到此，笔者是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住要把这纪念文当作笑话来看，请看这句“留下七位子女。”你现在给养7个小孩看一看，反正笔者就是7只小狗也是养不起的，以茅于轼先生的口气这“英雄”的7位子女显然当时个个活得鲜龙活虎，健康成长，并且之后事业有成。总之，笔者羞愧万分，连一个孩子都养得本人上气不接下气，养7个，相当地受惊吓，反正笔者只能上吊抹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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