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痛打那些落过水的“恶狗”——茅于轼们！
茅于轼们，就是曾经的真右派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包括哪些曾经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毛主席逝世之后，他们是公开向着官僚们欢呼“那种须看群众脸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人们，包括象李锐、谢韬、杨继绳、厉以宁、辛子陵、高尚全、辛子陵等等曾经落过水、后来爬上岸（翻案）来仍然本性不改，变得更加凶恶了的人们。他们都是一路货色，所以，这里就用“茅于轼们”代表了。
这里说要痛打那些落过水的恶狗们，是因为三十年来的一切祸害都是由他们造成的，而且新一代还未落水的恶狗们有一些就是他们的子弟、亲属与同党。落过水的和为落过水的恶狗们都在痛打之列。本月22日下午包括著名的苏铁山老师在内的40多名网友自觉到王府井涵芬楼书店专程“讨袁护宪”的举动，就是一次反映全体民意充满浩然之气的正义壮举。就是一次打还没落水的“恶狗”之举。这一正义行动、包括此前直接到袁腾飞的学校去与袁腾飞论理的10多位网友的及时行动，上海抗美援朝烈士遗属的起诉等等，给广大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人民、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一切正义力量以极大鼓舞；这种鼓舞，我们虽远在千里之外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同时给那些反毛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及一切邪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以沉重的打击。尽管斗争正未有穷期，但这一事件是必将要载入当代人民反敌斗争光荣史册的！
为什么特别提到要痛打那些落过水的恶狗——茅于轼们？
因为近来，又有了关于茅于轼先生反毛反共反文革反人民的罪恶消息。对于茅于轼先生，其实我是一直很关注的。他3月份拖着老朽之躯，专为张大中先生死去的母亲主持过一纪念会，会上发表了一篇感言。其宗旨大抵还是三十年来死不改悔的老套路：文化大革命怎样怎样地糟，毁坏了多少文化古物……共产党新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如何地坏，“多少人饿死，受害，……”，现在封建式的资本主义怎样怎样地好，玉渊潭的面貌改变了，中国老百姓有多愚昧，文化大革命在美国发动“未见得有人响应他们”之类，夸大了的事实和无中生有的谎言。但最终还是忍不住将现在也狠狠地咬上一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这十分让人担心。”
其他的先不说，就说这文化革命在美国发动“未见得有人响应他们”一点，茅于轼先生就在对青年们故意撒了谎。1968年，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在中国文化革命影响下不是都起来开展过轰轰烈烈地群众造反运动吗？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黑人造反运动。这些当年造过反的青年学生们，后来有的成为著名学者或出色艺术家，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中有不少人就因为此还为毛主席逝世举办过专场追悼会。有的则成为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名学者。
美国最著名的政治精英，比如基辛格这位杰出的美国智囊式的政治家为什么那么尊重毛泽东？因为美国的政治精英研究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发起的一场针对官僚腐败分子和自私精英的群众运动（当然，这还只是他们比较浅层次的见解）；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民主方面领先于美国处攻势，美国处守势，领先于世界而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向往的中心。但毛泽东逝世后，人权民主的中美关系则完全颠倒了过来，美国处攻势，中国处守势。茅于轼们为什么只字不敢提？
茅于轼们关于毛泽东时代缺少人权又是一个欺骗青年一代的鬼话。这种谎言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了。毛泽东时代人权处于世界高地，是可以随便举出证据来的。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时代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向往的中心是一个世界性历史大证据。国内最鲜明的活证据，是茅于轼们这一批真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在他们自己认为最没有人权的时代，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居然个个都活得很好。
黄源老先生（右派）的生活日记选（60年—61年，我国最困难时期）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一家那时吃的比四十年后的“盛世”数亿普通百姓吃的就好很多。 “随便翻一翻，就可以看到‘午饭吃鱼’，‘购蜜枣一斤’，‘烧肉四两’，‘午饭1角5分羊肉’，‘回家，吃栗子，鱼、汾酒’，‘饮葡萄酒一小杯’，‘前天晚上开的一瓶葡萄酒，毛毛和明明喝完了。毛毛独自吃了二瓶牛奶’，‘我叫三个菜，即鱼、海三碟，2.10元，他购杨梅酒一瓶，1.04元。’‘午饭，肉、蛋、带鱼、菜饭，熔上午烧饭忙。杜给我送来肉罐、报纸、杂志’（这是庆祝摘右派帽子）‘昨夜年夜，有鸡（大雄杀鸡）有肉、有鱼，玲玲老说是满桌子的小菜。有糖果，小核桃，水果，每人一份’，‘小毛发脾气，在妈妈怀里吃了四个赤豆饼’，‘吃中饭，喝香雪酒’，‘中饭有肉、花菜及食堂打来四个小菜’……黄源先生的右派岁月过得非常舒服，除了好吃好喝之外，就是读书、看戏、换新衣服，思考天下大事，家里有仆人，外面有朋友，……看不出政治上的苦闷，更看不出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他在给下放劳动所在地的党委书记写信时说：‘党组织上对我提出严肃批评后，我不仅没有坚决改正，反而抗拒、反攻，以致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不能自拔。’黄源老先生实在可爱，一面坦白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一面享尽了社会主义的和平安乐，而且是在新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子最拮据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右派，谁不乐意当啊？”（孔庆东：《四十五岁风满楼》142页）
看到没有，这就是右派在我国最困难时期的生活状况。现在又有多少老百姓天天喝酒，顿顿好几个菜的？那时一个孩子就有条件一次喝“二瓶牛奶”，今天的普通老百姓能做到吗？数以亿计的老百姓的孩子不是往往因只能喝低价有毒奶粉闹得家破人亡吗？而那时王佩英女士居然能够养活7个孩子，现在的普通平民百姓谁能做到？黄源先生记载的是60年代，到了70年代，情况就更好了。干部和右派到乡村劳动锻炼，比如象茅于轼，李锐、谢韬、杨继绳、厉以宁、季羡林，巴金们，中央与各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到五七干校锻炼，带薪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和写诗歌、小说，回单位后还升官发财，而后再写“牛棚杂忆”“某某某某某在动乱岁月”一类书籍，把毛泽东时代及其共产党和文化大革命污蔑诽谤一番，往死里咒骂一顿出版赚钱。这种右派和锻炼，世世代代当农民的哪有资格当得上啊？今天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们想当行吗？
把茅于轼称为“落过水的恶狗”，一是因为他自己承认“其实是真右派”的缘故。但这与那些不是真右派而被打成右派也落过水的人无关。因为他们中的一批人摘帽后并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二是茅于轼先生们不同，他们重新爬上岸后，趁人不注意，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鲁迅）。茅于轼先生们就是这样，不仅性情没变，而且成为咬人更凶恶的狗。
茅于轼们现在要咬穷人们的时候，并不是一副象其当年当小狗的时候那样凶恶的样子，比如像还没落水的袁腾飞们这样的人渣那样疯狂。他们到底是落过水的老狗，经过几十年的修炼，咬起穷人们来经验丰富，老道而又阴险，咬一口就很致命。他现在是望着你皮笑肉不笑着，伪装心平气和，嘴里念叨着“公平正义”和“民主”，“替穷人办事”，或者哄着说让你“先富”，私有制能发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然后趁你一不注意，首先是把穷人当成畜生恶毒咒骂：穷人需要房子，他就提出，不要盖厕所；政府不该管，经过“科学”测算，政府管“不划算”；并出主意让富人把吃剩的事物放在窗台上让过路的穷人吃……。
大家想想，不用厕所和吃窗台上的剩余食物是人吗？
茅于轼先生的文章里是不大提“和谐”一词的，但却反复一百次、一千次地强调穷人要与富人“和谐”——不要“仇富”，并且说：“中国有几千年农民造反、破坏私产的传统，等着瓜分富人财产的思想没有被否定过。这样会给社会留下动乱的隐患。”（茅于轼《仇富的社会没前途》）所以，茅于轼们，三十年前第一件事就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阶级斗争（但中共的党章是一直还写着“存在阶级斗争”的）。而他们自己则暗暗地开始了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的巧取豪夺。
当茅于轼们把老百姓劳动创造的和属于老百姓的财富抢到手了，抢光了，然后再回过头来，一面千方百计用自己制定的“法律”和增加警力保安护着，一面学着孔“圣人”的口气，放着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类的狗臭屁，制造舆论迷惑人们。
实际上，我以为让茅于轼这样的人当什么主持，凭什么活动都会变了味。一般老百姓绝不会请他当什么主持，他也不会去。
如果不是王佩英女士那时的7个孩子，在国民经济“崩溃的边沿”都能健康养活，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儿子张大中先生能够努力成功，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大的“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一生做梦都想如何为有钱人当哈巴而图财的茅于轼，是不会轻易出面来主持这样的纪念会的。因为王佩英不过是茅于轼“弟妹家的邻居”，而且此前仅仅是可能“见过一面”。
如果不是出于当前的形势有些急迫，彻底复辟封建式的资本主义，充当霸权主义国家的附庸和走狗的梦想出现了遭到全国人民举国一致的反对，而霸权主义国家搞的资本主义这套，大衰落的皮相已经无法遮掩，再沉住气不放出点声响来，以配合凤凰啊、“炎黄”啊、凯迪啊、“南方系”啊等等地反毛反共欢呼美蒋，形成里应外合的态势出把力，凭他老道的反毛反共反人民的经验，也是不会为一个毫不知名的、“可能见过一面”的人举办纪念会形式来登场表演一番的。因为目前老百姓似乎都有点“仇富”，而且不断爆出砍杀儿童事件，一个行将就木，手无缚鸡之力的老朽，出去参加主持这样的活动到底还是有些风险的。
无论茅于轼们怎样地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真实的光辉历史总是由人民来写而无法抹去的。毛主席执政时期对于一般的坏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或敌特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主要是让人民群众实行监督。只有民愤极大的个别人才会被允许执行死刑。这个政策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实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还第一个提出了“死缓”的刑名，就是教育人们不要轻易杀人。他曾经说过杀人不象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人头是不能再接起来的。所以，在1970年文革已经处于全国相对稳定时期，那时真要枪毙一个人，怕发生冤假错案，是非常谨慎的。从郑敬东老的揭露看，枪毙一个人是要经过群众广泛讨论发表意见的。这种方式远比美国现在的民间陪审团形式更民主，更有人权。
但是，自1982年从宪法中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四大民主”条款，伪精英们欢呼是新中国的“最民主”的时期以来，由于恶狗们当道，以清理所谓的“三种人”和所谓的“法治”名义，冤杀了老百姓？1983年的“严打”及以后连续几年的“从重从快”，有多少是被冤杀的青年？当代又有多少劳动人民死于非命？是能用数字计算得清的吗？“富士康的10连跳”（据揭露，其实是被打死后抛尸的）该是这个罪恶时代，一个最小最小的证据了吧？你们这类落过水和没有落过水的的恶狗们的罪恶，才是真正的罄竹难书啊！
茅于轼这类落过水的恶狗们，为什么会招某些人喜欢呢？因为他们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地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的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鲁迅）。茅于轼、李锐、厉以宁、季羡林、杨继绳、谢韬们不正是这样地被类似的这些人——阔人、太太、小姐娘儿们喜欢牵着走的吗？
前面说茅于轼这类“落过水的恶狗”们撕咬穷人，直接从穷人的要害处下口，比如住房一类，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他们三十年来的咬人，一直以来的策略，是集中力量撕咬穷人们最致命的地方。这一点，郑敬东老已经为我们指出来了：
“茅于轼们，为了维护极少数人以无耻手段掠夺暴富，害怕人民运用毛泽东思想清算他们的罪行，害怕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拨乱返正，所以，千方百计诽谤、诋毁毛主席；“切入点”还是肆无忌惮地污蔑、诋毁文革。
“你也是文革时期一个组织的‘小头目’哦，跟季羡林差不多。我可是什么也不是，普通一大学生而已。还有，你说：‘那时候人变成了狼狗，只会听从主人的命令去咬人。’你当时是人还是狼狗？我看你，现在仍然是一条狼狗，咬毛泽东，咬共产党，咬30年前的七八亿中国人，也咬现在的13亿人的绝大多数”。（郑敬东：看茅于轼的反共演讲，问“历史是什么玩意儿”）
他们现在咬13亿人民，除了彻底剥夺劳动人民的一切权力和财富之后，还强行支持伪专家们推行全世界都不认可的“转基因”主粮种植。
这是中国人民最不能够容忍的。
这样看来，茅于轼们一类曾经落过水的恶狗们及其新生的恶狗们，中国人民是会举国一致地完全赞成要痛打的。
2010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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