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再看蒋介石
1927年4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前线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本来是为北伐战争和蒋介石摇旗呐喊的郭沫若因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4·12政变而义愤填膺,写了一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因言获罪,被蒋介石下令通缉,不得不流亡日本十余载。那时蒋介石面目狰狞,杀气腾腾,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一副屠夫嘴脸,人见人恶心,无需褒贬,公道自在人心。
今日随着思想解放,思想意识形态出现“与时俱进”:有人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英雄,民主战士。庸人不敢苟同,难以心悦诚服,认为言过其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对于蒋介石,青少年时期,看过唐人写的《金陵春梦》,李宗仁秘书程思远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冯玉祥先生写的《我所认识蒋介石》等书,当时就将信将疑,没有全盘接受。尤其是唐人的《金陵春梦》,觉得投机性强,不能太当一回事;李宗仁、冯玉祥两位与蒋介石争权斗争激烈,所作内容,可能以偏概全,不可全信。后来读过许多国共两党的史料,据我所学习了解的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观察,蒋介石是位英雄好汉,是大政治家,胜过第二代,但比起雄视千古、学贯东西的毛泽东,他那是稍逊风骚,甚至不是一个档次的差别——逊色多了。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还得从几个分歧较大的历史问题说起。
就拿4·12政变来说,血淋淋地,惨无人道,其实完全可以避免使用这种恐怖手段解决冲突。蒋介石为什么发动这个政变,是为了镇压共产党的。当时的共产党究竟干了些什么,值得蒋介石恼羞成怒,大动干戈,大开杀戒?其实共产党只不过主要在农村里发动农民,减租减息,还没有、也没有能力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城市里发动工人阶级向中外资本家斗争,反抗剥削压迫,扰乱北洋军阀的社会治安,削弱北洋军阀的统治,支持北伐。客观地讲这些都是小打小敲的,还没有掀起风浪,也掀不起大的风浪,很是以利于北伐,却威胁不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即使这样还是被认为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损害了蒋介石周围人的利益,还是不放心,坐不住,起来捍卫,以血腥杀戮进行维护。
本来是手足之情,正在革命,同心协力北伐,忽来突然变卦,相煎太急?你知道,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南京政权是代表谁的利益的吗?它压根儿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当然也不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它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化身,你看他身边的左膀右臂,文臣武将,有几个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那些保驾护航的能臣爱将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来源,所以他们允许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寻求解放,能率领人民进行革命吗?孙中山是个革命先行者,他想改变这种农民无尊严到苟延残喘、挣扎着死亡线上的局面,并在其“民生主义”学说里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但继任者蒋介石却背叛了三民主义,不仅不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反而加速了土地集中私有化的进程,逼迫更多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造就了许多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当然也就逼死更多的杨白劳,霸占更多的喜儿。就这方面来说,蒋介石难以称得上是孙中山的嫡传。
近时看到小布什总统在任时的一个讲话,觉得很有启发性。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段话生动说明小布什自己承认自己是被大美国资产阶级关在笼子里的驯兽,不听美国广大老百姓的话可以,不听美国大资产阶级、大官僚的话不可以,否则,你就是再受老百姓拥护和爱戴,也是轻则要受弹劾,重则要丧性命,这就是“笼子”里的美国总统的真实。蒋介石何尝不是如此呢,何况他本身就是大地主大军阀出身,蒋介石跟身边的那些左膀右臂,臭味相投,沆瀣一气,志同道合,所以就代表他们对还是萌芽状态的人民翻身解放运动予以坚决扼杀、赶尽杀绝,杀得你今后断绝一切革命奢望、理念。正如郭沫若先生当时所说“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国民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残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猾的刽子手了。”
当时的国共两党的奋斗目标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民主革命,尤其是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大同小异,差别只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前面加了一个“新”字,“新”在除了革命的对象有所区别,就在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就在于共产党还有个革命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这在当时并没有实现或者是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才可以完成的事,无碍共同的民主革命大局,完全可以求同存异。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基础,国共合作,实现民主革命的首先胜利,这才是当时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大敌当前,团结合作,打到北洋军阀,已是当务之急,怎么就要拔刀相向呢?以欧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来衡量,当时的环境,也无需向共产党,向劳动人民滥施暴力淫威。当时的环境还可以以民主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隔阂,国共两党坐下来双方商谈,互作让步,向人民让利,动员人民,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北伐,使革命的力量迅速壮大,岂不是互利双赢,民主共生的美事,怎么就一定得那样无端的镇压革命,屠宰人民,这能叫“民主”,还能称颂其为民主战士?如果一定要把蒋介石称为民主战士,那他的民主也只能是他周围人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
那个被少数人誉为“同族相杀”或自相残杀,夺取政权的解放战争,据有人声称夺走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又说主要是共产党的责任。要分清是谁的责任,首先看的是:谁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当时国共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先建立联合政府,再军队国家化;还是先军队国家化,再组建联合政府的问题。国民党蒋介石要求先进行军队国家化,再组建联合政府,而共产党不同意,要求先组建联合政府,再进行军队国家化。这里面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共产党人少,军队少,仅120万基本是组建时间不长游击军队,武器装备永远比不上蒋介石的军队,国民党蒋介石有400——500万正规军,且大多是抗战时期和抗战后美国支持援助的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地盘少,国民党的地盘大,国共双方力量一对比,明显的是蒋介石处于绝对优势,对决起来共产党无疑劣势、被动。敌强我弱,态势十分明显,不能拿鸡蛋碰石头的道理共产党、毛泽东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共产党不愿打内战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客观条件使然。打起来有几分胜算?即使有胜算,也不过是毛泽东说过的几句狠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这能反映共产党好战?显然缺乏基本的说服力。战争被迫打起来了,共产党渴望胜利,但远没有预料到是短暂的三年,而是准备十年——十五年,甚至准备了失败。
与此相反,蒋介石就是靠军队的强权起家的,4·12政变的时候,汪精卫,按照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标准来衡量,可以说是才华四溢、风流倜傥,很能得民心,中民意,如果搞民主选举,那是稳操胜券。但中国的情况不同,靠耍嘴皮子只能是纸上谈兵,一定要掌握军队这个硬实力,不然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因此汪精卫很快败下阵来,让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时期,如果共产党首先妥协,先军队国家化了,那蒋介石就控制了军权,到时候哪里有你共产党的地位?哪有你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哪有人民政权?不仅政权没有,就是联合政府也是不能真正实现的。退一步说,就是成立了联合政府,那也是国民党蒋介石独步天下,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就成了聋子耳朵——摆设。就此不难看出:如果先军队国家化,那就是请君入瓮,不仅失去了人民政权,而且失去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庸人就曾经看到重庆谈判期间,共产党领导核心层曾设想在联合政府建立起来后,将共产党的首府从延安迁往苏中的淮阴,与南京隔江相望,目的是加强与南京政府的联系,这说明共产党为建立联合政府付出实际行动。最后共产党的应战是被迫的,被动的,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所以死了几千万,国民党蒋介石责任首当其冲,难辞其咎,最起码要负主要责任。
中国战乱了近百年,日本入侵了十几年,民生萧条、生灵涂炭,当时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期盼社会稳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对和平建国是有诚意的: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就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表了《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号召“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人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经过反复商议签定了《双十协定》,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2月1日,即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对政协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时局问题的报告,对上述指示精神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这次是苏美英三国、国共民盟三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条件和环境比过去都好,因此中国的民主化是有希望的。我们要反对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党内外许多人不相信内战可以停止,和平可以到来,因此不愿与国民党合作,不重视合法斗争,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对今天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不合适的。2月9日,毛泽东同美联社记者谈话,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
为此共产党还大量的和平建国的部署:政协会议尚未闭幕,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于1月28日初步商定了中共参加政府人选的名单。2月1日,周恩来在同蒋介石会面时即告之“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随后,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中共所提参政人选不但包括毛泽东本人,而且除范明枢外,其他人选亦皆为中共党内重要知名人士,中央书记处五人中就有毛、刘、周三人准备参加政府。这表明中共当时对参加国民政府问题非常重视和认真,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中央准备迁至淮阴。当时,由于国民政府法定首都设在南京,抗战胜利后正准备由重庆还都南京。因此,中共为了就近到南京参加政府,还曾打算“将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由延安迁往苏皖边区首府淮阴。政协会议尚未闭幕,周恩来就在1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来我党参加政府时,中央要考虑搬迁问题。”2月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毅,要求“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3月4日,“三到延安”的张治中对毛泽东讲:“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阴),开会就到南京。”
军队改编。按照政协协议的执行程序,在进行政府改组以走向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应进行军队整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对此,中共中央于2月2日召开书记处会议,认为目前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明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我们的发言权即降低,民主化就反而没有希望。基于此种认识,中共对当时正在中国负责调处国共争端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出的国共军队整编、特别是混编方案反应谨慎,甚至深感不安,认为“国共军队互相插入合编,其目的是企图消灭或控制中共军队,故绝不能答应。”中共否决了马歇尔提出的国共军队实行混编的方案后,马歇尔又折衷国共双方意见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得到国共双方的认可。2月25日,国共美三方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即“整军方案”)。中共基本接受了马歇尔提出的按照国共军队5∶1的比例整编,编余人员全部复员。遵照中央指示,各解放区部队于1946年2月起开始了一期整编复员工作。复员的对象主要是老弱病残、机关多余人员和地方武装,比例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整军复员的力度相当大。当时各军区复员的人数相当多。晋察冀军区复员10万人,占兵员总数的一半。中原军区因财政困难,中央指示从5万人中复员2万,以减轻压力。三五九旅准备复员部分超编干部到地方,大家都流着眼泪不愿意走。萧克总结晋察冀军区张家口保卫战失利的教训时也指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特别是停战协议生效后,有些同志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在战争爆发之前,边区部队复员转业约10万余人,占军区全部军队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等五项协议。按照政协决议,真正的国民大会应当是在全面停战的和平条件下,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但是,蒋介石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遂使政协解体。1946年3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公开推翻了政协宪草协议。
共产党的和平建国诚意有目共睹,天地可鉴,要说共产党对解放战争的死人负责是不符合天理人道的。
再说那蒋介石正面战场的抗战,蒋介石抗没有抗战?应该说抗战了,但不是很积极,说他消极抗战恰如其分,毫厘不差。首先,日本都入侵了,建立了满洲国,窥视整个中国,民族危亡,全国人民要求抗战,你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虽然不是号令严明,一呼百应,但你那上百万的嫡系部队还是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人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只有你抗战,地方上的土军阀基本上都能顾全大局,拥戴你,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虽然军队装备落后于日本,军队素质训练不及日本,但人数上你占绝对优势,还有地大物博的优势,还有全国人民的拥护,世界反法西斯友好国家的支持,世界人民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中,你握有“地利、人和”,就是“天时”你也要占上一半,为什么不主动抗战呢,不愿抗战呢?还不是一己私利在作怪,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守护江山,不能让共产党和其它党派染指政权!这里不仅不能体现民主,而且公然不顾民族死活,冒天下之大不韪。
后来的抗战,还是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他抗日,它才被动的口头答应。七·七抗战,也是坚决主张抗倭的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29军宋哲元部率先发动起来,蒋介石的抗战实际上是被部下拖上战车,他很少有积极地姿态——主动地抗敌入侵,保卫即将沦亡的中华民族。
蒋介石不敢对日寇开战,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攘外”,毫无疑问是指抵抗日本的侵略,“安内”,主要是指平定共产党的革命和红色政权,还包括各种地方军阀以及他们控制的地方政权,大敌当前,共产党和各地方军阀基本上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而蒋介石却不能枪口一致对外,要消灭“异己”,这无疑是本末倒置、是非不分。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共产党早在1935年就组织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还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联蒋抗日,在此基础上,及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提出逼蒋抗日,接受国民党的整编,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次主要正面战场的作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等就是例证),后来又积极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从战略上牵制敌人,发动全国人民,动员全民族进行全面抗战。地方军阀大体上都能顾全大局,或不敢背弃民族利益做历史的罪人。像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几个军阀,西南的几个军阀抗日的态度都是积极的。那些血染疆场的抗日英雄也多是地方军阀的部下,象佟麟阁(冯玉祥部下)、赵登禹(冯玉祥部下)、王铭章(川军)、张自忠(冯玉祥部下)、池峰城(冯玉祥部下)、蔡廷锴(李济深部下)、蒋光鼐(李济深部下)等。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的重要转变。国民党集团虽然继续抗战,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反共投降倾向日益滋长;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就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此以后不顾一切的主动制造摩擦,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不惜发动皖南事变,而在正面战场消极被动抗战。正是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在日本进攻面前,往往溃不成军,一退千里,丧失了大片国土。
这些都说明了蒋介石很难与民族英雄相匹配。
电影《重庆谈判》中蒋介石说过这样一句话:润之(毛泽东),我也是准备搞土改的。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大搞土地改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而蒋介石却无动于衷,只说不做。实际上早在抗战时,陈诚主政湖北,着手土地改革,推行”二五”减租方案,但没有贯彻下去。后来到台湾搞了“三五七减租”和“公地放领”,算是履行诺言。这只是小改革,对于这对安抚农民,刺激生产,缓和农村的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谈不上是一次革命行动,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从根本上解放农民,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如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统治区发生通货膨胀,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蒋介石要拯救国家,遏制经济恶化,搞了一场打虎运动,结果打到姨至孔令侃头上就不了了之,这还是说明他不代表人民利益,尤其是不代表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立场始终是资产阶级的。
那么台湾后来经济发展较快,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要分析原因。
1、台湾人口少,只有2300万,比现在的上海市多不了多少人口,这样的小地方只要有一两件得力措施,发展起来快;
2、台湾属于热带动植物丰富,植物生长迅速,可以多季节生产的地区,台湾素有海上粮仓之称,温饱容易解决,发展粮食生产不是难事;
3、当年蒋介石败退时将整个中国的金银财宝和有价值的东西都运往了台湾,还运走了现有的大量的美金;
4、蒋介石在退守台湾时还带走了无形财产——科技人才和科技基础以及其它文化的力量;
5、台湾军事上有美国的保护,军事科研成本小,军事开支也不大,可以将有限的经济充分用在发展民用生产上。
6、为了防止台湾、韩国等地被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美国有意扶植这些地区的经济,使其成为诱导中国、苏联走向改革开放的样板橱窗。美国对待台湾等地经济政策和对待拉美非洲截然不同。因此,台湾经济上还有美国的扶持和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以及整个西方经济圈的保护协助。
基于这六点,台湾成为“四小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属于正常发展速度。事实上就整个世界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后发展是很迅速的,就是在文革期间经济也在高速发展,出现少有的科技和建设成就。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只是底子太薄,难以显现成就。或者就是被人利用,把不可比的东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借以忽悠国人,让你来“重新认识蒋介石”,歌颂蒋介石,贬低毛泽东,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
由此可以看出:大事吹嘘蒋介石是抗战英雄、民主战士就要勉为其难——黄泉之下如果有灵他将寝食难安。
张夷声明:文中在说明共产党努力实现“和平建国”时大量引证了“疯癫与文明博客”的《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为什么败给共产党(一)》一文的材料,在此表示感谢!
2010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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