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谎言及毛时代真相--评茅于轼《在纪念王佩英诞生95周年会上的讲话》

真实的谎言及毛时代真相
评茅于轼《在纪念王佩英诞生95周年会上的讲话》

老汉

茅于轼每次讲话都是理直气壮，好像真理在握，其实是满篇谎言，因此我把文章起名为《真实的谎言》。
我不知道王佩英是个怎样的人物，也不知道她具体的反毛言论，因此无法对她作深入评论。王佩英有句话，“认为毛泽东应该下台，不适合再当领袖”，茅于轼对这句话评价认为，“她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有最深刻的分析能力。”我认为这句话并没有表现出王佩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有最深刻的分析能力。因为当时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希望毛泽东下台，这不需要什么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这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但茅于轼借纪念王佩英肆意攻击毛泽东主席，对此我想理论理论。

在茅于轼的眼里毛泽东最喜欢杀人、整人的。他把社会上的现象收集起来，笼统地扣住毛泽东的头上，这是极不道德的。毛主席是不主张杀人、整人的，他是希望通过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治病救人。就是对敌人他一般也不主张杀，而是通过劳动改造，使其变成自食其力人，像对国民党战犯包括日本战犯都是采用了教育改造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世界的榜样。文革中，毛主席总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听到江西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说：“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又说：“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毛主席从来没有提过要多杀人，也从来不提什么“从快从严”等主张。毛主席历来主张是不杀人，或少杀人。对于杀人他是慎之又慎，他说过，人头不是像割韭菜，割掉还会长，在延安整风时，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意见，以后他在死刑问题上建议增加一条死缓，以便纠正错案。文革中有杀人现象，起初有保爹保娘派红卫兵杀人的，以后被分成两派后，搞武斗也有互相杀人的，毛主席说，“那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话得说回来，在各种革命运动中，没有不死人的，有敌我双方死人的，也有冤死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党的历史中，也错杀过自己的同志，冤枉过好人。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错误路线造成的，有执行政策者的错误思想造成的，有公报私仇，还有混进在革命队伍中以“革命名义”行反革命目的杀人的，还有在革命形势紧急关头，来不及再进行调查，为了保护大局，错杀的；总之革命队伍也是复杂的，革命形势也是复杂而多变的，斗争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不分青红皂白，挑出几个死人的问题做文章，那么天下就没有革命可言了，只要是革命总可以挑出几个冤死鬼的，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和平环境里，难道没有冤死鬼？没有随便打人、随便被抓人、随便把人送进精神病院的？现在全国就有1.73亿精神病患者，就是自杀的每年也有几十万，拿几个死人的事件来否定革命，否定一个人，那么古今中外的革命运动和领导者就没有一个是好的，关键是要看革命的主流。共产党历来都是发现错误予以纠正，给予平反。而对人的处理，毛主席主张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以教育、改造为主，茅于轼承认自己是右派，不需平反的也平凡了。茅于轼说，“但是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多少人饿死，受害，被杀，被斗，被关。”如果毛泽东时代是这样的时代，人民应该活得很惨，既然很惨，那么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不到30年，人口从4.5亿增加到近10亿，翻了一番还多？而且寿命越来越长，像从毛泽东时代受迫害过来的精英们活得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年龄还长，近5年内，共有135人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逝世，平均年龄仅有53.3岁。我们所熟悉的名人中，如中国十大笑星侯耀文59岁去世，创新理论标兵方永刚46岁去世，中央电视台十佳播音员罗京48岁去世，当今的知识分子越活越年轻了。说明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安定，活得很健康，精神上无压力，不用着为生老病死等问题操心、担忧。

茅于轼说，“文化革命这场浩劫是对中华民族极大的犯罪”。而这场“犯罪”的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因此文革中出现的问题，理所当然要由他负责。因此文革中的争论的焦点就是：该不该发动文革？有没有必要发动文革？后来大人物认为不应该发动文革？因此认为发动文革是错误的。定为错误的根据是xxx所说，“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意见很清楚，毛主席的愿望是好的，要避免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毛主席把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现实证明，党内不仅有走资派，而且还有资本家，拥有资产二万亿（2006年），中国亿万富豪资产九成依靠权力，究竟是毛主席错误的估计了中国实际情况，还是某些人身在其中不知臭？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刘少奇在其检查中说，“当时中央各部委和团中央都很积极，要各地派人由新市委介绍派往各学校，此外还向各机关派工作组，一开始就做出了限制群众的方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学生上街，要内外有别等......并批准了北大工作组的错误做法，以为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这就给全国定了基调，还批准了给中央的报告，也发生了不好的影响。在北京许多学校的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因此，在许多工作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围攻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恐怖气氛，这是白色恐怖的。”“虽然才50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励，造成了群众的对立。”很明显他们像过去一样把运动权接过去，然后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群众。文革初期走资派派工作组，组织自己的子女成立红卫兵把大批学校的师生打成反革命，又杀向社会，随便打死所谓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走资派为了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武斗，难道这些账也要算在文革头上，其实这些都是反文革的走资派搞的，只能算在反文革者的头上。但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中，把这些账都记在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头上。毛主席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那些反对文革的党内走资派挑起来的，然后他们接过话题就说，“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故意把文革推向极左，然后把他们所造成的错误、罪过按在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头上，历次运动他们都依此手法破坏运动。茅于轼要求对文革发生的事要清查处理，他说，“那时候主政的人应该认罪。这不是道歉的事，是认罪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死了这么多人，怎么能不了了之。这些主政的人是有血债的。追究这个责任不是为了报仇。”我同意茅于轼的意见，把文革中死的人，一个个都调查落实一下，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看谁该负责，看有几件事情是要毛泽东负责的？当然对捏造事实诬陷他人的也应负法律责任。

关于文革期间“生产大幅度下降，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经济几乎崩溃。”如果“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那么全国几百万人怎么能光着屁股、饿着肚子进行大串联？而且吃饭、坐车都不要钱，现在如果200人上访，敢不敢免费吃饭，免费坐车？可以平安无事？文革中除了两年生产有所下降外，其余都是上升的，而且上升幅度也很大，至于经济几乎崩溃一说已有多人用事实进行了批驳。可见茅于轼是胡搅蛮缠不讲理的。

茅于轼特别把文革中“文物被破坏”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他说，“尤其是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文物，凡是能够移得动的，拿得到的，像古书，古画，古家具，金银玉器，统统都毁掉。搬不动的古建筑，统统都砸烂。这是一场动员全民族最彻底的文化消灭。”看起来非常真实，犹如茅于轼身在其中。现在我也引用一段最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还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主持起草者、《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的撰写者；他是中国明确提出文物定义的第一人，一生都在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而奔走呼号的德高望重的谢辰生老专家，下面是记者和谢辰生的对话：

《瞭望》记者：“（现在）难道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严重？　”　
谢辰生：“对，确实比那个时候还严重，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在“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瞭望》：“是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呢？”　　
　　谢辰生：“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总体而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强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又都出来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

茅于轼先生听见了么？“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这里可以看出，茅于轼不但立场错误，而且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不看报不读书，不顾事实瞎说八道。请问茅于轼先生，究竟谁是发动了“一场动员全民族最彻底的文化消灭”？不是一般的消灭，而是最彻底的文化消灭，可见他无耻到何种地步！茅于轼是个无知无畏、敢说敢为的“好汉”！他还说，“人民的道德方面，鼓励无情杀戮，彻底取消人和人的同情心，把人性善的方面给予绝对的否定。存在的只有斗争，杀戮，暴力。”“那时候人变成了狼狗，只会听从主人的命令去咬人。真理已经泯灭。中国淹没在黑暗之中。”茅于轼不愧为大右派，他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道德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是历史上道德最好的时代，这是人民有目共的，按照郎咸平的说法当今社会才是中国有史上以来最黑暗的时代。网上有句话，“毛泽东时代教人学好，不学好，没有好日子过，XXX时代教人学坏，不学坏，没有好日子过。”毛泽东从没有教人要自私自利，化公为己，总是教人要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要学雷锋，要学白求恩、张思德，要以国家、人民、集体的利益为重，见困就难上，见利益就让，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存留给别人。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就很难产生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出卖国家、人民利益等丑恶现象，把人变成了狼狗的不是那个时代，现在有些人已经达到吃人不吐骨头地步，而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对敌人狠，对人民亲，现在是对人民狠，对敌人亲。

茅于轼说，“（文革）过去人都说，责任在毛主席和四人帮。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有一半的责任在老百姓。如果四人帮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有人响应他们。所以文革之所以能够搞起来，和中国百姓的无知，恐惧有关。不说人人都像王佩英，哪怕有十分之一的人像王佩英，我想文革就搞不起来。”茅于轼讲的似乎煞有其事。这又是茅于轼的不学无术，他自己无知、愚昧，还说中国百姓无知、恐惧。中国百姓恐惧什么？有“四大”的权利，有成立群众组织的权利，有批评各级领导的权利，当时恐惧的是党内走资派，当然像茅于轼这样的右派内心也有恐惧。当时欧洲、美洲、亚洲的革命群众都仿造中国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世界知识》杂志）刊登的《那十年（1966-1976）我们怎样看世界》其中有一段，“１９６８年5月，就在中国文革的同时期，法国的学生一马当先，欧洲各国青年集体跟进，在巴黎和各大城市手持“红宝书”，高举标语，示威游行，占领学校，筑起街垒，与军警对抗，大字报、大窜连，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法国瘫痪，戴高乐被宣告失踪。使巴黎成为继续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他们这一代人早已成为欧洲社会的中坚了，令人不胜唏嘘”。“毛泽东主义”这个中国人陌生的词，曾在1960年代掀起过世界性波澜，1990年代转入低潮，但从西方校园里的左翼师生，到亚洲、美洲山地丛林里的游击队，再到今日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虽然他们正逐渐被边缘化。“农村包围城市”、“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新生代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口号，在互联网，在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依然被人不断重复，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中文。日本“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日本街头有大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当今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是当时东京工业大学红卫兵的头子，非常激进，非常出名。最近他在东京街头演说盛赞毛泽东，说日本的外交可能发生不再追随美国言听计从的大转型。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暴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管子。”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在茅于轼眼里毛泽东好像只能是愚弄中国百姓的，他完全不懂毛泽东，他真是无知无畏，他想把毛泽东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抹去，可是毛泽东仍是当今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看来世界这些无知的人民还在受着毛泽东的骗，也由于他们对毛泽东的恐惧，没有办法仍然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为解放事业而斗争。聪明的中国精英早已忘记了毛泽东，并千方百计要“无知”的中国老百姓也要抛弃毛泽东。

茅于轼说，“让我特别感到悲哀的是，至今既然还有不少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我猜想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他们多半是八零后的一代人，没有受过阶级斗争的苦。”茅于轼应该感到悲哀，我和茅于轼应该是同龄人，难道我是别有用心！？八零后的一代人，没有受过阶级斗争的苦。当然茅于轼是个右派，他肯定吃过阶级斗争的苦的。说到阶级斗争的苦，几千年来多数的劳动人民，一直受着少数人的压迫、剥削和奴役的苦，他们的受苦，没有地方可说，没有人替他们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革命把劳动人民头上的压迫、剥削者推翻了，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社会开始由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也就是宪法上说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多数人给予民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当然也包括茅于轼这样的右派，茅于轼始终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理所当然要反对毛泽东，但是多数人是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所谓别有用心，只是阶级立场不同罢了。

关于解决贫富的问题，茅于轼给了两条出路，“一条是像毛泽东那样打倒富人，分富人的财产，社会马上变得平等；另外一条路是让穷人一步步富起来，最后也变成富人。我认为后一条路是我们应该走的路。而不是打倒富人。因为穷人最后都要一步步变富。打倒了富人，穷人还有机会变富吗？事实证明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成了穷人，而且永远是穷人，永无翻身之日。这是事实证明了的。”第一条路，是像毛泽东那样打倒富人，这是茅于轼的无知还是别有用心，误导群众！毛泽东从来没有笼统地说过打倒富人的话，毛主席主张的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一样是要消灭私有制，打倒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私有制是产生穷人的根源，这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的。从奴隶社会产生私有制以来，经过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里，富人是谁？穷人是谁？奴隶社会里，富人是奴隶主，穷人是奴隶；封建社会里，富人是地主，穷人是佃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富人是资本家，穷人是工人。在这两类人之间，贫富是不可能颠倒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富人有生产资料，穷人没有生产资料，富人利用他们的生产资料来剥削穷人。现在有人就这样说，工人要没有资本家就连饭碗都没有了，就是说穷人是靠富人生存的。究竟谁养活谁的问题，在解放初全国进行过大讨论。奴隶主养活奴隶吗？好像是，因为奴隶离开了奴隶主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但反过来，奴隶主的生产资料给奴隶，看奴隶能不能活？奴隶能活，而且能活得很好；假如奴隶主离开了奴隶，能不能活，活不了，除非他像奴隶一样的劳动，那他就不是奴隶主了。农民离开地主能不能活，只要把地主的土地给他们，他们能活，而且能活得更好，土地改革后的农民已经证明了；地主离开农民能不能活？不能活，除非他像农民一样下地劳动，那他就不是地主了；工人离开资本家能不能活，能活，前30年工人基本上都离开了资本家，自己当了工厂的主人，照样活，而且活得比解放前好。历史告诉我们，造成贫富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有了私有制就可以产生一部分人利用生产资料来剥削多数人，这部分人就富起来了，也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后面一句话是假话，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假话，茅于轼的话当然也是彻头彻尾的假话。历史上没有奴隶主带动奴隶共同富裕的，没有地主带动佃农共同富裕的，也没有资本家带动工人共同富裕的，要是这样，他们就不是奴隶主、地主、资本家了。改革开放的30余年也没有证明私有制可以共同富裕，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毛泽东的道路才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逐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这是前30年所证明了的，茅于轼说，“事实证明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成了穷人，而且永远是穷人，永无翻身之日。”我上面已经说过，茅于轼说的打倒富人，这是误导，要打倒的是私有制，他把私有制故意和富人混同起来，好像毛泽东是见富就打，如果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永远是穷人了，茅于轼坏就坏在这儿，要大家都害怕毛泽东，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共产党“共产共妻。”他的意思是说消灭了私有制“的结果是大家都成了穷人，而且永远是穷人，永无翻身之日。”难道前30年，中国没有比国民党时候富？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领先的，我们的科技发展更是飞速的，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建立了工业体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农业发展作的评价是：“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零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这和右派精英们所说，“始终解决不了全国人民温饱问题”是根本对立。仅《决议》中所说，全国灌溉面积由三亿亩增至六亿七千多万亩这一点，就说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多么大！建国以前我国农业有几千年的历史，才发展了三亿亩的灌溉面积；而集体化以后仅仅二十多年，就扩大了三亿七千多万亩，翻了一番还多，这还不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吗？国力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人民是穷了，还是比过去富了？毛泽东把有限的钱用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如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开展全国体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防治传染病工作，所以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的合作医疗都可以进行，因为身体健康、生病的人少医疗费支出也少。老百姓最需要的是劳动权、就学权、就医权、住房权、养老权等，这方面毛泽东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样板。另外更重要的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还有把一部分钱投入了国防，保卫国家。毛泽东时代为国家和职工的家属，以及共和国的子孙后代积累了数万亿元的劳动保障费。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页）。“工人除提供出来的他们的必要劳动之外，剩余劳动所提供的资金，都由国家集中，这是为现在、将来的工人、农民服务的，拿出来为他们服务的。”（同上，620页）。可是在改革中职工们用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几万亿资金不翼而飞了。现在富裕了，一天的GDP等于改革开放前的一年GDP，也就等于是那时代的365倍，国家怎么富，为什么连劳动权、就学权、住房权、就医权、养老权都给不起了？！连毛泽东时代为老百姓积累起来的几万亿都没收了。现在我就要向茅于轼提问了，如你所说过去那么穷，老百姓还有那么多的保障？现在怎么富，什么保障都没有了？钱到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个，广大老百姓的钱被剥夺了，给了少数人了，这部分人就是靠剥夺多数人的利益富起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靠的就是让多数人穷起来。现在都做不到的事，毛泽东时代做到了，这是比工资还多的钱。现在做得到这些吗？那时老百姓能养3-5个孩子，现在能养几个？上得起学吗？能就业吗？看得起病吗？买得起房子吗？养得起老吗？现在做得到吗？究竟是做得到的时代穷，还是做不到的的时代穷？毛泽东时代做得到，你说那个时代穷？这只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才能做得到。少数人先富起来，其前提是必须私有化，公有制不可能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大家在一个工厂、一个生产队劳动，报酬上有些差别，但不会很大，因为不可能像现在那样出现一个人一年可拿6600余万，一个人一年拿不到600元的工资，也更不可能一年还能增加几十亿的财富的，绝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在公有制下的人民只能随着生产的提高一年比一年富裕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打倒私有制，打倒剥削者，否则都是骗人的鬼话。

茅于轼说，“我赞成大家都来为穷人做事，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而不是空喊口号，用口号来帮助穷人，甚至用口号误导穷人，坑害穷人。我反对打倒富人。这是我们和毛泽东根本上的不同之一。”完全是“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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