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看得出来，邓小平同志对包括钱老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在学生闹事中的表现和态度，是深表肯定和深感欣慰的。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也搞不成”，作为老一辈的民主人士在学生闹事中持什么态度和有什么表现，对于整个党和政府处理学生闹事平息学潮，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影响力是不能小看的。那么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又会在学生闹事的时候特别关注钱老他们的态度和表现呢？这就说来话长，需要溯及当时（1986年）的三十年前（1957年）的反右斗争了。笔者近日阅读那时的一些报道材料和批判文章，发现钱老正是当年“右派”中最活跃影响也最大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之一。钱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活动大体包括（沿用“批判”语气）：
——1950年，反对在高等学校增设政治课。
——1951年，在政府进行的清华大学院系调整中，纠合一些教师制订一个十院三十二系的大清华方案，搞非理非工的通才教育；
——1952年在教师中扬言“你别看苏联文献，没什么东西！”
——1956年公开散布“苏联教育科学落后”，“解放前，学校有自己的学风，当时学生生活很自由，有自己钻研的风气”，出路是“学习英美”；
——1956年6月1日，问准备闹事的学生有多少人签名，学生说有600多人，钱老说太少了，至少要6000人还差不多，还亲自审查学生的行动计划；
——1956年6月，鼓动学生提出“把‘人民大学’这个教条主义的名字干脆不要了！”
——参加起草《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反对要求科学家学习政治、从事社会活动，反对科技研究要有中心有计划有火车头；
——1957年6月6日和另外五位大学教授一起参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六六六会议”，宣称“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要我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真像‘五四’前夕”；“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
——“六六六”会议散会后，回到学校便一批又一批地接见学生，批评学生“太不豪放”，鼓励学生要“不怕束缚”。
……
后来的结果当然大家都清楚，钱老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扩大化）中被打成了响当当的右派。在前面的这一系列活动中，除了一位民主人士的政治热情外，还体现出对学生的号召力量。邓小平同志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是主持反右斗争的核心人物，对钱老在学生闹事问题上的态度，当然要特别关注，而且30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在1986年的学潮风波中特别注意钱老的态度和表现，也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看到钱老他们并未像当年那样去鼓动学生施加负面影响，而党内有一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纵容和鼓励学潮，因而邓小平同志才深深感叹“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钱老的追悼大会或者遗体告别仪式还未举行，就规格而言，肯定会相当地高；但在追述钱老的生平成就的时候，估计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贡献没有任何困难，但在民主人士这方面则需要较高的政治智慧，才能把握适度。钱老当年对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的观点，今天看来确实有很多“真知灼见”甚至是“历史远见”；至于对学生闹事的态度，30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比一些党内的领导人还好，这也必须毫不埋没地予以充分肯定，从而教育现在高校和党内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因为回想起钱老30年前后对于学生闹事态度的根本转变，相信老人家也是在用历史经验教训在启迪我们这个正在稳步走向复兴的民族：
不能再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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