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五谷杂粮，焉能不生病。病有所医，医有所值，乃是民生之期盼也。
旧中国，中华民族被人称为“东亚病夫”。源于国民吸食鸦片，骨瘦如柴；源于极度贫困，缺医少药；源于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据有关资料统计，解放前夕，旧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250‰，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左右。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人民翻身得解放，掀掉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当家做了主人。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定了“面向工农兵”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并确定发展医疗事业的首要目标是使农村从“无医无药”变为“有医有药”。这个方针和目标的确立，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明确了主攻方向。
新中国尤其注重抓疾病预防工作，一是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消灭四害（苍蝇蚊子老鼠臭虫），减少疾病的传播途径。二是强化重点疫病的疫苗研究生产，逐步消灭了天花、鼠疫、霍乱等恶性传染病。对一些地方病，比如吸血虫病的防治，则采用群防群治消灭病原体——钉螺的办法根治。对甲状腺肿（俗称粗脖子病），则采取加碘盐的方法进行预防。三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以战略高度来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活动。风靡全国的广播体操，对提高全民体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这种预防为主的决策，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减少了发病机会，有效地预防了疾病的肆虐，大幅度地减少了重大疫情的流行，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均寿命，使得预防为主的疾控政策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中国在抓疾病预防的同时，进一步加快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到1952年底，县级卫生机构从1949年的1400多所迅速发展到2123所，遍及全国90%以上的地区。1955年农村集体合作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在全国5万多个乡镇设立了联合门诊或区卫生所，为使农民更加便捷及时地就医提供了充裕的条件。在解决医疗费用方面，城镇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全民公费医疗方面；在农村，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并在此后不断完善提高中得到逐步扩大发展，尤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六·二六指示精神之后，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大面积推广普及。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使得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得到亟待地缓解，一把草一根针，采取中医药治疗疾病，减轻了农民看病的负担。根据有关资料，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济来源是集体经济，个别地方财政加以适当补贴，农民的负担很低，每年只需缴纳一两元钱即可。农民一旦加入合作医疗体系，一般的病可以就地医治，大病可以得到暂时缓解，便于及时转移到县城等较好的医院治疗。为了改善农村医疗水平，党和政府号召大城市医院组成下乡医疗队，开展巡回医疗，帮助农村建设普及型的医院和诊所，培养赤脚医生，有效地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特别是把农村常见病、地方病的防治作为重点来抓，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困扰农民健康的问题。可以说，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有力地催生和促进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和建立，为维护农民身体健康，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时推广了农民医疗制度的创新贡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实践运作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体现了人民政府始终把民生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民生疾苦的大事当做头等大事来抓的高度责任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精神。与此相呼应的是，近年来，陕北的神木、吴起等中等财力的县，敢于首先恢复12年免费教育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充分证明能不能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不是经济承受力大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真正把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民生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政治立场问题。
按理说，改革开放本应是造福人民群众的好事，使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实现共同富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决策者们打着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旗号，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幌子，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复辟。先是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开刀，美其名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小农经济——单干的翻版而已。他们心中清楚得很，小农经济在中国封建主义社会搞了几千年，没看到哪朝哪代靠此种经济体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所以他们的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他们打着先富带后富、实行共同富裕的旗号，为得是唤醒私欲之心，激起发财之念，涣散人心，各个击破，以便更顺利地开历史的倒车。他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强迫农民解散集体经济，把集体经济三十年的资产积累瓜分干净，不仅切断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之路，而且也摧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济基础，把农民一棒子打回到缺医少药的窘地，听任农民遭受疾病的蹂躏和折磨而自生自灭。这种改革，与其说向前走，不如说开历史的倒车更为贴切。
中国历朝历代总有一些小人“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改革开放的始作俑者们要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进行反攻倒算，正是他们执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丑恶心态大暴露。无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无论他们靠什么检验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目的只有一个：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样说并不冤枉他们，单就医疗问题而言，我们实在弄不懂，面对几亿农民的医疗需要，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有何不对？我们实在弄不懂减轻农民看病负担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哪一点不好？我们实在弄不懂国家财力向民生医疗福利倾斜有何坏处？我们实在弄不懂这些口口声声“造福人民”的家伙们明知农村合作医疗的倒塌必然导致亿万农民缺医少药，然而面对农民的疾苦，他们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甚至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充分暴露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心态。看得出来，资改派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蓄意摧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基础，蓄意摧毁造福工人阶级的城镇公费医疗制度，蓄意导致最广大人民群众沦落为弱势群体。1982年修改宪法时，胡乱邦之流等资改派就鬼鬼祟祟地删除了“合作医疗”的字眼，1985年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充分说明资改派们压根就不想改善人民群众医疗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城镇到乡村，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凸显出来，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医疗成为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对于一般百姓而言（包括工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人人都害怕生病，尤其害怕生大病。一旦得了大病，轻则耗尽家财，倾家荡产；重则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坐等亲人离世。在医疗问题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让人民群众看清了资改派们的真实嘴脸，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祸国殃民，彻底丧失了一个共产党的立场，彻底沦落为新生资产阶级代理人，沦落为共产党的叛徒，是一伙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货真价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对于中央决策者来说确属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在1986年第三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承诺要在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实践证明，中国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必须恢复农村合作医疗。然而资改派们对恢复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一直耿耿于怀，心有不甘。为了寻找一个替代农村合作医疗的医疗制度，他们根据世界银行的提议，于1985年在四川简阳、眉山两县，由美国兰德公司提供技术，合作开展中国农村健康保险实验项目，基调是农村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势在必行。前前后后折腾了几年，农民不买账，实验以失败而告终。实践证明，来自西方的健康医疗保险的思路不适合中国农村。即便如此，中央决策者和卫生部，还是不死心，继续在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健康保险之间徘徊。此后数年，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开展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卫生筹资与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因医疗制度改革与发展”，“加强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基本卫生服务”，“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最佳实践模式”等等实验，经过十数年折腾，得出一个结论：农村合作医疗的道路最适合解决中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品的难题。然而时过境迁，由于集体经济基础已遭彻底破坏，原由农村集体经济负担的资金，只好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西藏合作医疗模式）。到2003年中央决策者不再摇摆，正式确定按照西藏的医疗体制，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并称之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济补贴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集体经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合作医疗，立足点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着眼于防病治病方面，力争用低廉的医药费用治病救人，千方百计地减轻农村负担，乡镇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已任，以医好疾病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县级以上大医院首先考虑的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穷人看大病的医药费也可以拖欠。新农合则是以基本药物为供药体系的合作医疗制度，同样无法根绝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棘手问题，因为一旦得了大病，治病需要的许多药物不在基本药物之列，所花销的费用也不在报销之列，只能由个人全部承担。
尽管农村有了新农合，城镇有了较大范围的医疗保险，然而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得不到彻底解决，根源在于医疗产业化的改革理念是一切向钱看，这样的医改理念与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完全背道而驰。向钱看的理念就是医疗产业化的核心价值观，没有钱，别指望享用优质医疗服务。向钱看的理念，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主导因素，在向钱看理念的支配下，医护人员小病大看，检查诊治手段复杂化，治病药方大量化，人为地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医疗产业化，要杜绝一切向钱看现象，提倡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是绝对办不到的。救死扶伤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医生以救人为根本宗旨，不被金钱所迷惑和左右。救死扶伤的理念才是社会主义医疗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根本目的，然而无论是三十多年前的医疗产业化改革和还是现今的医疗改革，都无法摆脱庸俗化的目的：就是如何赚钱和如何改善医务人员的待遇，而不是考虑如何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如何更好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看得出来，如今这个社会，要想重塑医疗道德基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重塑社会道德基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实难在医疗实践中加以兑现。
医疗问题，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梦噩，让人牵挂，让人难以释怀。可当权者只知道医疗产业化改革，执意要把老百姓逼到绝路上去。人们想不通，国家有了钱，不解决困扰民生的大事，偏要把铁公机当做投资重点，建设一些收益低的基础设施不可。GDP增长了，老百姓生活更加窘迫。当权者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为何不能把财力向普通百姓的民生疾苦倾斜一下呢？看着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无动于衷，这也叫执政为民？这种不管人民死活，只顾面子的GDP增长的改革开放，对大多数百姓而言又有何益？这种改革开放不是祸国殃民又是什么？
中国的医改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抉择的关头，走什么样的方向，直接决定医改的成败。对于老百姓来说，医改的正确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可以真正实现看病不难（医疗资源配置均衡合理，重点向农村倾斜），看病不贵（看病手段简捷有效，不夸大，不缩小，治疗要对症下药，价有所值。）如果不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就是偏离了方向，这样的医改是不会造福人民群众的。
医疗改革折腾了三十多年，结果是看病难看病贵位列新三座大山行列，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新的医改，如果能搬走看病难看病贵这座大山，则是中国人民一大幸事，否则必然祸害百姓。不过老百姓已无耐心任其折腾下去了。写于2010年9月17日修改于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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