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视野》2003-12-12
本刊评论员
最近，正当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伟大领袖110周年的时候，余杰、刘晓波等一小撮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疯狂地跳出来，演出一场所谓“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公开签名活动”的闹剧。他们在这封“签名信”中，恶毒地污蔑毛泽东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详见附件）他们所谓的“签名活动”，只是一种幌子，其真实目的是妄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拉入到西方附属国和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其实他们这封信中喷出的污言秽语，并没有什么新玩意儿，不过是喋喋不休地重复过去几十年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陈词滥调而已。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本刊转载了他们的“签名信”，同时，也刊登了两篇批驳他们的文章。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完全相信广大读者对是非的分辨能力，一定能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不会忘记，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先生，曾经怒斥资产阶级的帮闲文人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给这种“乏走狗”画了一幅生动的肖像：“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 鲁迅全集》第4卷第246页）鲁迅的这篇文章是1930年发表的，那时候，凡是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认为鲁迅骂得好，骂得痛快，为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伸张了正义。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在世时所批判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们并没有绝种，还在一代一代顽强地繁衍着。余杰、刘晓波之流就是“乏走狗”一族的孝子贤孙！他们是被美国的垄断资本“喂”、“驯”出来的，因此他们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面前不断地摇头摆尾，表现出最为充分的“奴性”，而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面前——尤其是人民的领袖面前，表现出的则是一副汪汪“狂吠”的狗的“兽性”。他们的“奴性” 和“兽性”不只是表现在“签名信”这一件事上。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劣行，我们不妨再略举几例。
先说刘晓波。在1989年“六四风波”时，他可是个上窜下跳的“风云”人物。风乍起的时候，他最早提出了“不信马列，反对中共”的反动口号。4月22日，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攻击毛主席是“暴君”。他一路骂下去，从毛泽东一直骂到马克思。他与胡平、陈军、陈小波等人联名从美国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煽动学生同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以所谓“打倒暴政”为口号，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接着，他受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派遣，由纽约赶到北京，直接插手动乱。5月22日，他盗用北师大的名义起草了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打出要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旗。他挑拨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鼓吹多党制，提出民主党派要“有计划的公开的明确的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他与同伙炮制了《绝食宣言》，策划和导演了天安门广场“绝食”的闹剧。6月2日，他窜到香港发表录音讲话，猖狂叫嚣：“我们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妄图武装夺权。他从美国主子那里弄到一笔美元，扬言：“此钱是用于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他似乎认为，中国的天下即将成为他们这些“乏走狗”的天下，于是，便踌躇满志地提出所谓“四个代替”的施政纲领，即：“用多党制代替一党制，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用多元的言论、思想的自由代替思想的一元化，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更有甚者，他似乎也忘记自己是哪国人了，十分荒唐地提出：中国要“引进总理”，要“改变人种”，要“解散中国”，要“做三百年殖民地”！
再说余杰。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在我海南岛海域挑衅、撞我飞机的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余杰则冒天下之大不韪，甘心充当汉奸，百般为帝国主义辩护。他在境外发表文章，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是“借这一偶然事件的东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痛骂美国的爱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 他胡说：“从两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到如今的飞机撞击事件，国人仇美心理逐步升级，让我忧虑……民众由仇恨美国的某一个领导人和利益集团，转而敌视美国实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奉行的价值观念。我认为如此这般的‘爱国’，其结果只能是‘害国’。”他在文章中不忘吹捧“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说：“撞机” 事件，美国仅仅是“表现出的傲慢”，而这种“傲慢”的“来源”“还是在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美国从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激发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从而全面提升了国民的文明素质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美国的强大。”他用煽动性的语言颠倒是非：“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没有什么发言权，爱国者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其根源究竟在何处？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我们自己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民主制度的社会。……漠视和剥夺我们基本的公民权利的，并非‘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美国不是爱国者们辱骂几声就会崩溃的，它并不是伟大领袖所说的‘纸老虎’。要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唯一的途径是虚心地向欧美学习，学习他们如何建立一整套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制度。”余杰在为美国主子辩护而狂吠的时候，已经毫不顾忌自己的人格了。他恬不知耻的说：“假如上帝要我选择一个降生之处，我会选择哪里呢？……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
古往今来的汉奸们是十分重视机遇的。“9·11”事件给余杰及其同党又一次提供了巴结帝国主义、为美国统治者献媚效劳的极好机会。于是，余杰与包遵信、刘晓波等人抓住这个“机遇”，联合写了一封《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令人肉麻的表示他们对主子的忠心：“大洋彼岸的我们为之无限悲愤。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人民为捍卫正在建立之中的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我们对此表示沉痛的哀悼，……历史的教训屡屡告诫人类，民族主义往往是恶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文明处于危机之中。……我们祈祷上帝再一次赐以力量，以帮助您的国家和人民度过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由女神将屹立依然。……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愿上帝保佑美国！”今年，美英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反对，避开联合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余杰与其同伙又是“不失时机”的发表了支持美国的“签名信”，无耻的把这种侵略行为，美化成“解放伊拉克人民”，这和当年汉奸汪精卫说日本侵华是“解放中国人民”如出一辙。
够了，无须再举其它例子了。这些事实足已说明，这些“乏走狗”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 （《 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9页）
对于这些“乏走狗”们所表演的一出又一出丑剧、闹剧，我们并不感到有奇怪，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着资产阶级和资本的剥削。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就难免有各色各样的“乏走狗”。
敌人的谩骂是仇视党和人民，仇视社会主义的一种正常
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是在敌人的骂声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敌人的骂声中诞生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在敌人的骂声中形成的。几十年来“乏走狗”和他们的主子们不是天天在丑化毛泽东同志和诋毁毛泽东思想吗？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和其光辉思想的无比正确。
马克思主义认为，被敌人反对是一种荣誉。列宁在批判德国的机会主义时就说过：“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般混蛋们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指责他们是叛徒。”（《列宁选集》第4卷第198页）如果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不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们反对就不好了，如果再被敌人称之为朋友就更有问题了。如果这样，说明这样的革命家变质了，不再是革命家了，或许已经变成宋江一类的投降派了。例如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变质的“革命家”。君不见，正是由于他亲手葬送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才博得西方世界对他的一片喝彩，甚至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毛主席向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毒草除掉可以肥田。敌人自己跳出来反对人民的领袖，可以成为教育人民的活教材。多年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断散布什幺，“阶级消失了”，“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了”。某些善良的人们也因受这种思潮的影响，阶级斗争观念淡漠了。余杰、刘晓波一类“乏走狗”们的登台表演，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所阐述的：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刘晓波、余杰们的表演也在警示人们：祖国和人民的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啊！
从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出发，我们还应当充分的估计到，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原因，现在的“乏走狗”们在国外还有保护伞，在国内还有一定市场；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变成“落水狗”。对此，我们应当有两个方面的基本估计，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地预见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深入，总有一天他们会纷纷变成“落水狗”的。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乏走狗”还是“落水狗”，它们的“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72页）
当然，在我国，死心塌地充当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产阶级走狗的毕竟是少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总是要革命的，总是热爱我们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总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总是把爱自己的领袖与爱自己的祖国、爱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一回事。这种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的。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是经久不衰的，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毛主席纪念堂前每天排队参观的滚滚长龙、韶山冲毛主席故居前的人潮如海、毛主席像遍布城乡千家万户、“毛泽东热”一浪高过一浪……都足以说明这一切、证明这一切。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乏走狗”们翻起的几小片乌云是遮不住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我们欣喜地看到，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地，一场声势浩大的纪念的活动已经拉开了序幕：国内外110家网站联合发起网上纪念毛泽东活动；36集的电视剧《毛泽东》将要开镜，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即将与全国人民见面；《伟人毛泽东丛书》、《毛泽东传》（1949~1976）等一批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史料价值的书籍已陆续出版；全国各地纪念毛泽东的演唱会、音乐会、诗词朗诵会、书画展，毛泽东思想研讨会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展起来。在这强大的革命洪流面前，我们想，余杰、刘晓波等“乏走狗”们此时此刻的心境是否像李后主词中所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呢？
附件（1）
余杰刘晓波等人士呼吁
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开放式征集签名信（摘录）
毛泽东，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命运发挥过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数千年来，深陷于专制主义的中华民族一直多灾多难。王朝的更迭不过是流氓们的“过家家”，如此循环，亘古如斯。近代以来，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面对“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洋务运动到 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几代中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生存奋斗。
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也开始了民主宪政的尝试。然而，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训 政”统治，以及由于日本全面侵略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危机。
一九四五年，中国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走向民主化的一个绝佳契机。但是，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之争压倒了和平竞争与自由选举，和谈失败酿成了同胞之间骨肉相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占据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败退台湾，继续中华民国之法统。新兴的中共政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裁统治。这个新政权本应休养生息、致力于民族和解与现代化建设，但它刚一建立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成为至高无上的党国领袖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实现在野时许下的民主宪政的承诺，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旗号在党内外实施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最后发动了一场被后人们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这二十七年间，他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呢？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的学说实行恐怖政治，从建政初的 “镇反”、“三反五反”到“反右”和“文革”，家破人亡者数千万。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好大喜功，违反经济规律，只顾“ 赶英超美”的政绩，不顾人民的温饱死活。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为满足毛个人争当共产世界头号领袖的权力野心，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并把极为有限的资源用于核武器开发。中国在外交上陷于极度孤立的状态。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宣扬“人多力量大”的荒唐理论，导致人口迅猛增长。直到今天，庞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野蛮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与和平，并使“人对人是狼”的狼性哲学神圣化和崇高化 。毛泽东的文体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毛式语言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论：“不论毛泽东的 主观愿望如何，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的灾难，他个人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大。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表面共和、实乃专政的时代。千年易逝，而毛泽东的罪孽难消。
虽然毛泽东在生前签署了同意将遗体火化的文件，虽然毛泽东号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死后，继任者们却将其尸体制作成干尸，永久保存并公开陈列。此为中共政治局之决定。
毛泽东的尸体被运进纪念堂供瞻仰，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之久。遗体的保存工作并未结束，只是转入了长期阶段。为此，当局专门成立“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已逐渐规范，科研工作也在继续进行，每年年终还要举行学术讨论会。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与其到时候发臭生蛆，不如现在就及时实施迁移。
将毛泽东的遗体迁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建为巴金倡导的“文革博物馆”；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进而让天安门广场真正归还到公众手中，成为举行国事活动和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国家广场。我们认为，实施以上行动已经到了事不宜迟的地步。这样做不仅是还原历史真面目，更是化解现实中民族怨恨和社会暴力的起点……
我们不鼓吹仇恨和报复，我们赞赏忏悔与宽恕。我们理解各种关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反对奴隶社会流行的“干尸崇拜”。我们的建议是本着宽容的精神提出的，我们希望中国国民都是有宽容精神的国民，谁也不愿意未来的中国发生动荡，在动荡中毛泽东的尸体很可能会像当年墨索里尼的尸体一样被倒挂在街头。所以说，今天的迁移是和解的开端。迁移毛泽东遗体、厘清毛泽东思想、放弃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乃是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步骤。
我们意识到，是时候了，是化解民族悲情怨恨的时候了，毛泽东统治中国数十年来制造的爱恨情仇该有个和解的日子了。我们希望恢复中华民族内在的爱心和怜悯，恢复既有的厚德载物、仁爱慈悲、大中至正的宽广胸怀。我们知道，这个路还很长，我们希望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吁请迁移毛泽东遗体，让其回到家乡韶山。这既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也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 ”的城市。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我们相信，只有达成各阶层之间、党内与党外、各种信仰之间的广泛和解，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久福祉！（本刊有删节）
附件（2）刘晓波小档案
· 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 1969～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
· 1974年7月：作为知识青年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
· 1976年11月：回到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
· 1977年：进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 198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 1984～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 1986～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1988年毕业获文艺学博士学位
· 1988年8～11月：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
· 1988年12月～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
· 1989年3～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因回国参加"6·4"而中断
· 1989年5月～6月4日：在北京参加"6·4"运动
·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参加"6·4"运动而被捕。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
· 1991年1月～1995年5月：在北京从事写作及民运
·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从事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获释后继续从事上述运动及自由写作
· 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劳动教养3年
· 1999年10月7日获释至今：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网上资料）
附件（3）余杰小档案
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有关资料，将余杰称为「中国最著名的青年作家之一」，并介绍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写作多部全国畅销书籍。他在春节前最新出版的两部小说，在大陆和港台销售量达50万册。
1973年10月3日，余杰在「天府之国」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偏远而山青水秀的小镇出生。他从小寄居在外公、外婆家，外公是中医师。
平原优美的大自然风光和泥土香，也滋润了他的文采风流。少年时代，他在蒲江中学（前身为南宋鹤山书院）受到良好教育，开始尝试写作。从13岁起直到中学毕业，早慧的他已发表文学作品十余万字
1992年，余杰凭个人努力，如愿考上大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再攻读研究生，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8年，余杰出版处女作《火与冰》，这也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行文老辣，颇具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锋芒毕露，甫出版即受到思想文化界的广泛重视，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之一，他也被封为「1998年十大新锐作家」之一。
接着，他的「抽屉文学」系列之二《铁屋中的喊》和《说，还是不说》等力作相继问世，继续他一贯的怀疑精神、批判立场和边缘姿态，对中国当下现实直接针砭，独特的见解和青春之气跃然纸上，字里行间灵光闪烁。他的评论文章《为自由而战》，曾获英文版《亚洲周刊》2000年度最佳评论奖……
(摘自《世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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