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会控制科技，而不能让科技控制社会(全文)
曾飞
科学技术是人类手中的一种工具、一种武器，和任何工具与武器一个样都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社会的事例不胜枚举，科学技术祸害人类社会的事例同样不胜枚举。
空气动力学与风洞等技术让人类实现了飞天之梦，美妙之极；但无数飞机的翱翔污染了天空人们至少还能暂时忍受，但蝗虫似的轰炸机让英伦的城市，让德国柏林、日本广岛、伊拉克大地顷刻间成了人间地狱，则惨不忍睹。
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ＴＮＴ，最初用于采矿等生产开发，造福人类。但它后来被运用于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可怕的灾难。诺贝尔深为无法控制自己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内疚，为了安抚自己受伤的灵魂于是拿出全部积蓄设立了诺贝尔奖，期望能鼓励科技造福人类，而不是危害社会。
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成功地揭示了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恒星能源来源的难题。为了反对德国纳粹，爱因斯坦开始支持研制原子弹。但在战后，因为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所以爱因斯坦开始为消除核武器建立和平政府游说，但这完全无效。他也只能自我安慰式地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会用木棒和石头打仗了。”如今核武器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成了人类社会随时自我毁灭的噩梦。
农业科技，在科学家袁隆平手中成了保障国人粮食安全的利器。农业科技，在孟山都资本势力手中成了用转基因技术控制他国粮食命脉的利器，迫使该国的人民不得不下跪臣服。
人类社会必须控制科技，不能让它为所欲为。科学技术祸害人类社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民生层面的祸害，其二是政治层面的祸害。
让社会控制科技，不能让科技祸害民生
2010年11月20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闫冰“关于反式脂肪酸的西式陷阱”报道说：“反式脂肪酸只大量存在于西点和西式快餐中，由于膳食结构的不同，欧美国家在反式脂肪酸上的担忧程度本应远超中国。然而，中国人膳食结构‘西化’倾向也已经非常严重…… 一则关于植物黄油危害的媒体报道，再次将反式脂肪酸推至风口浪尖——这个广泛存在于国内食品市场中的‘隐性杀手’，终于脱离学术问题层面，上升为公共卫生领域新的争议焦点。这不是反式脂肪酸第一次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2月，麦当劳薯条在一次检测中被发现反式脂肪酸含量达到8克/份，对比之前的数据增加了1/3。该事件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反式脂肪酸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在国内亦引发轩然大波。 然而‘薯条事件’并没有带给国人以足够的警示，反式脂肪酸在短暂喧嚣后迅即回归食品科学界。在等待建立标示制度前，消费者面对充斥着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市场，依然不知所措。……在两位专家的报告中，中国人摄入反式脂肪酸的现状触目惊心。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膳食、营养与慢性疾病》(2003年版)中建议，反式脂肪酸应占每天总能量的1%以下，即每人日均限量2克左右。而多种国内市售食品均超过这一标准。根据傅红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在共计167种被检样品中87%含有反式脂肪酸，包括所有的奶酪制品、95%的洋快餐、蛋糕、面包、油炸薯条类小吃等。约90%的冰淇淋、80%的人造奶油和71%的饼干中均检出含有反式脂肪酸。”此外人们还知道，滥用科技，导致猪肉、鸡肉含大量激素，蔬菜农药残留超标严重，饮食业“一滴香”之类的有害添加剂无孔不入……。因而有人惊呼，今天还有什么食品是安全的呢？
2010-12-11健康网“女子卖服装被衣服中染料熏倒休克”的消息说：“16岁的服装营业员刘玲玲(化名)站在一堆漂亮的衣服中间，忽然休克了。原来，她对服装染料中的苯胺过敏。……两天来，该院已抢救包括刘玲玲在内的两名过敏性休克的服装营业员。一天前，一位60岁的营业员也因出现过敏性休克住进医院。经检查，原来是服装染料的问题。刘玲玲对苯胺过敏，苯胺又从何处来？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冯霞说，苯胺是一种化学物质，它的应用范围很广，主要用于印染、照相显影、溶剂、制药辅剂等，苯胺导致了刘玲玲过敏。”此外人们还知道，滥用科技，导致有害装修充斥住房与汽车之中，一旦失火，人不是被烧死，而是被有毒烟气所熏死。因而有人惊呼，今天还有什么处所是安全的呢？
《福州晚报》记者谢充灵报道：“福建多部门联合发文禁止转基因大米在省内销售。福建省粮食局、福建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福建省农业厅和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转基因大米监管的通知》，通知称今年来我省陆续接到市场销售转基因大米的报告，目前社会各界对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及潜在风险存在争议，我国尚未批准转基因水稻进入商业化生产，为确保人民群众大米食用安全，我省要求各环节严查转基因大米。我省要求各地增强转基因大米监管重要性的认识，转基因大米是指利用基因技术生产的水稻加工而成的产品，目前社会各界对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及潜在风险存在争议。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转基因水稻生产需要获得农业部颁发的转基因安全证书，并通过品种审定，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不过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组织转基因水稻品种鉴定，尚未批准转基因水稻进入商业化生产。私自种植、加工和销售转基因水稻及加工制品的均属违法行为”。
2010.12.7《福建老年报》报道：“转基因大米会杀死雄性的精子，导致不育。这一点外国一家研究公司已经证实。转基因的研究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却明确规定转基因食物不准进入人类的粮食市场。”转基因大米会杀死雄性的精子，导致不育——帝国主义可怕的种族灭绝的生物技术战争的魔鬼就站在你眼前！(《我省禁售转基因大米》)
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评论说：“仅仅几周前，在中国买办集团和美国生物资本集团操纵的武汉推广转基因主粮大会上，那些执意要把中华民族推向灭绝深渊的法西斯魔鬼还在疯狂叫嚣：‘转基因主粮是总理批准的，不食用转基因就是对抗总理，干部要撤职’。”
“不食用转基因就是对抗温总理，干部应该撤职”这是最近在武汉市召开的推广转基因研讨会上提出的口号，文后附有这个研讨会的报道。武汉召开的这个专门推广转基因主粮的研讨会，聚集了全国几乎所有转基因领域的著名专家，就其与会人员而言，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级研讨会，如此规模宏大、专家齐整的研讨会，让人想到了一直与转基因和方舟子站在一起中国科协，特别是当研讨会对地方官员发出“不食用转基因就撤职”的威胁时，更加让人感到了该研讨会背后的巨大势力。研讨会的宗旨很明确，就是研究如何推广和传播转基因食品，为美国生物资本开辟广阔市场。与会专家认为推广和传播转基因食品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干部，扣上对抗温总理的帽子，进行撤职查办。这个做法让人们想起了改革初期，邓小平、胡耀邦在强制贯彻家庭传承包时的那句名言：“不换思想就换人”，今天仍然是沿袭这个旧有做法：不食用转基因就摘乌纱帽。这可真是虎父无犬子、老子英雄儿好汉，中国科协在推广转基因时的强硬作风，丝毫不亚于当初老爷子推广家庭承包制的狠劲。如果举办研讨会的只是华中农业大学，即便是借给他们一百个胆子，他们也绝不敢威胁地方官员。现在这些基因专家胆敢威胁地方官员，其背后政治势力之大，可谓是惊天动地。（红网论坛，张宏良：《“不食用转基因就是对抗温总理，干部应该撤职”》）
这样科技祸害民生的问题就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上去了，它成了美国殖民化中国奴役中国人的最可怕武器，也成了中国汉奸出卖民族卖国求荣的最可怕手段。在美国航母和揭底的恫吓之后，中国的一帮官僚没有退路了，不得不冒死加紧在中国推行转基因大米，以满足美国用粮食问题卡着中国人的脖子，“彻底解决中国”的迫切需求，以挽救美国资本主义危机严重化所带来的危难。中国的这一帮官僚们的卖国行径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在印度就有前车之鉴：“在没有评估其安全性的情况下，转基因农作物就在印度商品化。市场向嘉吉和康尼格拉（ConAgra）等美国商品交易巨头广泛地开放。印度在华盛顿的鼓励下进口小麦，而不顾印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麦生产国。印度的国内谷物市场被美国跨国公司所占领，粮食安全被瓦解，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饥饿和营养不良显而易见；因为印度有全球三分之一营养不良的儿童。美国跨国种子公司进入印度，导致资本密集型的美国农业生产模式的输入，印度农民越来越多地使用化肥、农药，从而产生债务。因此，即使是小农户的生存都有问题，其中许多人自杀了……”
因此，张宏良教授高度评价福建省委省政府禁止销售转基因主粮的决定。他说：“再次证明了……中国***仍然具有选择历史的政治能力，只要我们党想回头，就完全有能力回头！在**院农业部在全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情况下，在美国军演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在‘对抗转基因主粮就是对抗总理’的政治威胁下，福建省委省政府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如果没有对中国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如果没有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是不可能敢于主动承受如此巨大压力和风险的。”无私者无畏，福建的干部、广大党员和民众不愧为英雄的中华子民。他们敢于捍卫民族的生存权！
对比之下，不顾民族安危的方舟子之流，专为美国与孟山都转基因科技辩护，甚至把怀疑美国阴谋都当成了逆天大罪，堪称民族败类。“在转基因商业化推广过程的论战中，方舟子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之一，从2001年开始，方舟子便发表了多篇文章力挺转基因。在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论战中，方舟子经常给对手作政治定性，例如，方舟子称‘绿色和平组织就是一个热衷于制造基因恐慌的反科学组织’；‘反科学组织和人士猛烈抨击基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制造对基因的恐惧。’（《“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作于2002年12月8日）3月方舟子在接受《时代周报》（见3月11日《时代周报》文章《转基因粮引发激辩：两会前百人上书反对》）时污蔑质疑转基因主粮推广的人都是对美国有成见，认为美国不怀好意，在中国推广转基因是美国的一个阴谋，美国要通过转基因使中国断子绝孙，而政府又不顾人民的死活。这完全是胡说。”方舟子本人的身份非常可疑：“2001年6月15日，《科学时报》发表《直面中国学术腐败：在溃疡处撒“盐”》。其中说：“方舟子，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在生物学领域，这是方舟子本人的专业，而且至今他在美国从事的也是生物学信息咨询工作，因此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fzz_jxy.txt）。 ”“2001年8月10日，新华社记者熊蕾在《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生物化学家发动反对道德败坏的网上战争》，其中说：“今年34岁的方在美国受的训练，是一家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询顾问（the 34-year-old Fang is a consultant to a bioinformatics company）”。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science_report.txt）。 ”（民心，《综述：转基因主粮问题的真相与危机》）然而，在美国却出现：“2009年05月，美国科学与环境医学会以相当强烈的语言发表声明、向所有成员医生提出建议，说：转基因食品对病人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为病人治疗安全和公共健康安全，我们（该机构）号召成员医生不要让他们的病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我们号召成员医生特别注意食用转基因食品的病人的临床记录，做好数据收集整理；我们要求所有食品都标明是否是转基因食品或含有转基因食品。该机构还要求美国政府尽早实现所有食品标签都遵守法规、都明确标记是否为转基因食品，不能对所谓传统食品严格要求标签标记、而对转基因食品特殊照顾、让其逍遥法外。 （消息来源：美国科学与环境医学会（AAEM）网站http://www.aaemonline.org/gmopost.html） ”这更印证了方舟子之流推广转基因的歹毒和丧尽良心。
让社会控制科技，不能让科技危害政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无疑极度助长了科技的为所欲为。而促使它危害社会，使之成了替代“神”或“上帝”统治人类社会的可怕政治工具。
诚如凤凰论坛网友“说理论道”所指出的：“马克思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的因素即劳动者，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是首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诸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者和使用者。物质要素只有被人所掌握和使用，只有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才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即使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有效率的生产工具，如果不为劳动者来掌握、来使用、来发动，也不过是一堆不产生任何生产力的废物。”（《这种说法不妥——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网友“一阳生”概括说：“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一语中的。而把“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篡改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目的无非是要否定人及其劳动的根本性作用，以便用“科技”来加以取代，而在科技的背后隐藏着的则是垄断资本或官僚资本。
恽仁祥发表的一篇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章，阐明了三个覌点：第一是有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仅是生产力三要素中居第二位，即工具类，而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是劳动的人；第二是有些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而且永远成不了生产力；第三是有些科学技术不仅不是生产力，而被帝国主义用作破坏生产力的工具。(《再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列宁说过：“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这种认识也符合中国文明传统的中道哲学。也就是“物极必反”的哲理。孔子也说是“过犹不及”。不重视科技的巨大作用是错误的，把科技的作用夸大到了极端，成为凌驾于人及其劳动之上的所谓“第一生产力”必然走向错误。即使是伟人邓小平推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它也仍然是错误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的创始人并不是邓小平，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的创始人“哈贝马斯的科技理论，主要集中于1968年为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所作的长篇论文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另外，在他的其他论文和著作中也有所补充和深化，如 《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生活世界》、《科学化的政治和公共领域》等论文以及《合法性危机》、《交往行动理论》等著作。哈贝马斯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统一的科技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四个层面：1．科学与技术的日益密切结合使科学技术成为潜在的第一生产力，即理论上的第一生产力；2．制度化了的国家干预，既是科技发展的结果，又是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的中介力量；3．科技成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后，科技进步成了剩余价值的一种独立来源；4．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与科学是一种隐形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哈贝马斯科技理论的这四个层面相互交织，彼此渗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宋霞：《哈贝马斯科技理论探讨》）
其中关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与科学是一种隐形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这一点非常重要。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技术与科学将代替西方近代的神学和上帝等“意识形态功能”的统治功能，或代替中国近代朱熹理学等的“意识形态功能”的统治功能。“科技成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后，科技进步成了剩余价值的一种独立来源”的理论可以打破马克思劳动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的“魔咒”，让资本的统治成为永恒。也就是垄断资本的统治，在包装上“科技”的炫目的外衣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明火执仗地掠夺整个人类社会。可以麻醉被掠夺的劳动者，包括被掠夺的科技劳动者，而巩固垄断资本、官僚资本的统治。
按理说，既然把科技当成“剩余价值的一种独立来源”，那么在理论上这些科技劳动者就应当享有这些剩余价值的所用权，成为当今世界绝对的财富拥有者。然而，事实却是，垄断资本成为当今世界绝对的财富拥有者，而不是科技劳动者。这就是个中的秘密：科技统治人类社会的幕后主宰是垄断资本、官僚资本，而绝不是理论的逻辑结果——科技劳动者是幕后主宰。“科学与技术的密切结合，并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进而统治整个社会和人类”论的真正目的依然是让垄断资本或官僚资本“统治整个社会和人类”。而不是让科技劳动者“统治整个社会和人类”。
人们可能不知道，人们每天离不开的电视技术，由美国法恩斯沃斯在贝尔德机械电视发明的基础上研制出机电式彩色电视系统。按照哈贝马斯的科技理论，法恩斯沃斯本该是个大富豪——他的“科技进步成了剩余价值的一种独立来源”，它理当拥有这些剩余价值而成为特大富翁。但事实是，他是个穷光蛋。他还是被资本盘剥得一光二尽。
有关资料这样描述道：“当美国专利局终于认定法恩斯沃斯应该是电视的所有主要专利的持有者时，已经到了30年代后期，这对法恩斯沃斯已太迟了，他的资金差不多耗尽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联邦政府不久即宣布暂停发展电视工业。这样一来，不得不推延到1946年，电视才有可能合法地开始制造，到那时法恩斯沃斯的专利已超过了保护期限。法恩斯沃斯历经艰辛发明了电视，自己在个人收益上却一无所获。1969年7月，已近高龄的法恩斯沃斯与妻子埃尔玛在他们缅因州家中看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的实况。他平静地对妻子说道：‘你知道，为了今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久后，费罗·法恩斯沃斯患了肺炎，于1971年6月去世。”
电视机电系统发明者法恩斯沃斯不可能拥有理论上属于他的财富，对于他来讲只有被“高尚”的一句辛酸的话语：“你知道，为了今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终于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死去。因此而暴富的却是那些垄断着这些“剩余价值”所有权的资本。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完全不一样。科技巨人“袁隆平回母校参加校庆期间，提到自己的财产时，袁隆平说：自己每月工资6000多元，还有股份分红、稿费、咨询费等“额外收入”，每年总共有30多万元收入。”（长江日报）还有另一位科技巨人，激光照排之父王选，据报道：“1998年，王选把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2002年，王选用获得的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及学校的奖励金共900万元设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他们的获得的财产都在万元的数量级。比较一下2010中国首富，香港的李嘉诚财富210亿 ，哇哈哈的宗庆后财富70亿，财富都在亿元的数量级以上。就是中国最丑陋的演员小沈阳也腰缠万贯。据报道：“小沈阳在2009年的蹿红，不仅超出了赵本山的预料，也让各大演出商始料未及。2009年小沈阳马不停蹄，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有消息称小沈阳全年商演创造了1个亿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主演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暴富的不是所谓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创造源”的科技劳动者，而是那些垄断着这些“剩余价值”所有权的权力与资本，还有参加分赃者。这在中国也是无情的现实。
段媛发表在《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的论文《邓小平“第一生产力”与哈贝马斯“第一位生产力”之异同》这样说：“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对此邓小平、哈贝马斯都有所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按：不可回避的是哈贝马斯也直接使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表达方式）尽管在表达方式、理论来源、转化机制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由于邓小平和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义、社会作用、历史实践活动主体的不同理解，二者最终没有形成一致的世界观。”
论文的目的无非要人们把邓小平与哈贝马斯在“第一生产力”问题上划清界线，明确两者的区别。但却把两者的同一性描绘得一清二楚。而两者的根本性区分却成了一笔糊涂账——何以二者最终没有形成一致的世界观？
张伟东在《邓小平理论中的西方思想渊源》就更加卖力地寻找两者的具体区别。他论证说：“哈贝马斯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明确提出当代社会已是一个‘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社会的思想家。……邓小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借鉴并超越了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1988年9月5日和12日的两次讲话更是都提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在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也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它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第275页、第279页）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在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邓小平又超越了哈贝马斯。因为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在生产力问题上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只有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并紧密与之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显然，张伟东先生的区分依然停留在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面，也无法提出更具体的区别。至于“认为科学技术只有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并紧密与之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的所谓具体区别，还不如说是两者的共同点来得更符合实际：“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历来对社会生产力有着影响、制约和推动作用，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科学技术渗透到了每一个生产环节，它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中起主导、决定作用的因素，它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作用已经明显地凸现出来。首先，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已完全依靠科学技术去武装。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于科学技术的依赖已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只有掌握了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能动因素。其次，劳动工具成了科学技术的主要凝结者。现代科学技术向劳动工具的渗透，不仅提高了现有劳动工具的效率，而且涌现了许多新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劳动对象也已主要靠科学技术去开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开发劳动对象起着重要作用，使人们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科学技术促成新的资源和劳动对象的发展利用，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总之，现实生产力的发展，在于生产要素的提高，而生产要素的提高，于生产力主要内在源泉和动力——科学的推动。”（和讯博客：《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只有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和“科学技术渗透到了每一个生产环节”表达着同样的意思，他们的观点能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文人们强词夺理，发着高烧拼命吹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难怪恽仁祥先生这样指出：“科学技术是不是第一生产力？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解放后中学政治常识课本就讲清楚了：人的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类自己。沒有劳动的人何来科学技术？然而，只要一个‘大人物’岀口一句话，就能把一些‘院士’、‘教授’……忙得不可开交，把它拔高到吓人的高度。这究竟是马克思‘理论创新’、还是‘皇帝的新衣’天天见？在此我又一次呼吁，全民动手，打扫垃圾理论！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占领这块阵地！以净化我们的空气。”（《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为尊者讳是中国一向的传统。但即使是伟人，他的过失也当如日月之食。论语子张第十九，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其意思是：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的时候，人人都仰望着。”邓小平并没有独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他只不过说了两句重量级的话，“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意在提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如何就成了整个与哈贝马斯不同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理论呢？这样的夸张着实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但邓小平仅仅这样做，其结果就是使哈贝马斯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几乎统治了中国的理论界和官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官僚资本有恃无恐，制造了中国惊人的贫富差距。这种严重后果，邓小平在晚年已经有所反思——错了就是错了！“更也，人皆仰之”，又何必为尊者讳呢？
经验教训终将使国人明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已经成了当今中国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论总依据。国人必须痛下决心将其抛弃，而不管是什么伟人说的话。中国的劳动大众必须让人类社会控制科学技术，而不能让科学技术控制人类社会。劳动者需要现代科技，但必须做科技的主人，而不是做科技的奴隶。必须重申，科技是人创造的发展生产力的工具，科技不具有独立于人之外的神圣地位，任何政治家都没有理由用它来做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来统治整个人类社会，以图谋私利。
《庄子》曰：“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益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注］警惕当今世界也为之科技以益之，则并与科技而窃之。何以知其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科技存焉，则是非窃科技圣知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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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译文：圣人不死，大盗也就不会中止。即使让整个社会都重用圣人治理天下，那么这也是让盗跖获得最大的好处。给天下人制定斗、斛来计量物品的多少，那么就连同斗斛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秤锤、秤杆来计量物品的轻重，那么就连同秤锤、秤杆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符、玺来取信于人，那么就连同符、玺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仁义来规范人们的道德和行为，那么就连同仁义一道盗窃走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偷窃腰带环钩之类小东西的人受到诛杀，而窃夺了整个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之门方才存在仁义，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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