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纪念刘湘波兄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纪念刘湘波兄　　

李风华　　

　2011年3月24日　，刘湘波因为车祸在天津去世，享年才43岁。

湘波是我的兄长，我的朋友，更是新乡村建设的一个旗手。他有一个新乡村建设领域人皆知晓的名字——刘老石。人们用各种名号纪念他：“中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之父”、“农民之子”、“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一块奠基石”、“ 2006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当代农村合作社运动的先驱”、……

我以为，湘波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

湘波兄1968年生在黑龙江，做过外贸，比如去俄罗斯做过倒卖生意。1997年来湖南师范大学读伦理学的研究生，2000年毕业。我因为1999年入学，在他快毕业的时候，和他有过一些交往。并且很幸运的是，他为我做的媒，我非常感激他给我带来的这个缘分。

湘波一生，改变了更多我想可以说是数以万计的青年的命运。他还在湖南师范大学读研的时候，就与几位研究生创立了一个社团，叫“哲学与现实”沙龙。因为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影响非常大，有几次可以说轰动整个校园，甚至引起了校方的关注与干涉。后来，不得不改变方式，让几位本科同学出现组织一个伦理学沙龙，并且将这一影响扩展到社会上去。

这里引述邓赛的描述：

他在湖南师大只待了短短的三年，1998年到2000年，却掀起了一场思想的飓风，仅创办哲学与现实沙龙一项就可以说空前绝后，从96级到99级，各个院系几乎都有学生参加，每次讨论活动，几百人的阶梯教室都被挤爆了，所讨论的话题“从女生宿舍的栅栏应不应开打开”、“大学生应不应该逃课”等引发了激烈讨论，在看似简单的问题下面其实隐含了并不简单的思考。沙龙的报纸一印就是数百份，在各个院系和各个宿舍广为流传，可以说，深入其中的人们，思维每天都在爆炸，血脉每天都在贲张。思考并关注现实就是这个沙龙最大的特点，但也正因为此，引发了校外诸多关注，在与校方多次交涉之后，结论是这个沙龙以某一课题的开始而开始，以这一课题的结束而结束。之后，大家重新创办了《追日》报纸，再之后走出校门，走向了广为广阔的天地。　　

湘波影响了一大批湖南师范大学的“沙龙人”。一个朋友这样写道：

 初见到湘波，他就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因此而彻底改变，我追随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也慢慢懂得：人，除了关心自己，更要关爱社会，关注未来！[①]　　

这次参加追悼会后，他与其他的沙龙人交流，才发现，原来湘波影响的不止是他一个。10多年后再回首，我以为，湘波影响青年人的，可以归结为一点：独立思考，跳出个人的得失来关心国家与社会。

我因为来师大较晚，与沙龙的接触较少，到了沙龙的最后阶段才接触核心。当时湘波临近毕业，其实希望我参与沙龙并且协助邓赛、刘春梅等一些沙龙中的骨干继续沙龙的事业。而我天性惰怠，又懒于组织协调，再加上沙龙中的原有骨干因为毕业求职而奔波，沙龙事实上就停下来了。

二

毕业之后，我们一家与湘波还一直保持联系和接触。

我02年来北京后，与湘波联系上。他当时在《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任兼职编辑。地点是在北京交通大学附近。我曾去过两次，听他讲农村的故事，如何办杂志，如何北京、天津两地奔波。深深地被打动。还有一次，我爱人来北京，一起去看望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请我们吃东北菜，那天留下的记忆是东北菜的慷慨份量。当时我们要了一个东北拉皮，直到今天，我看到拉皮都特别亲切。

我住在承泽园的时候，他曾来过几次。那时我家里，经常是几个老友聚会吃饭的场所。因为来者大抵是单身汉，而我是已婚人士又没有孩子。于是经常有空叫上一些朋友来吃饭。那时做饭也简单，经常就是一个火锅对付。买菜就按人头算，一个人头两斤菜。到头来把每个人肚子绝对都填饱。湘波那次来我们家吃饭的具体情形，我已经忘了。看到黎明的记叙，才勉强有印象。当时等了很久，才等到他。记得好象是当时他在地铁中，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不知是谁在地铁中受了伤，他帮助处理了，所以担搁了时间。

接下来，过了一些日子，我们几位又去了他在北京西北部的中心看了看。对那里住所的简陋有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对他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做这么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敬仰。这期间，我们时有往来，比如黎明过年回家前在家聚餐，比如替他交手机费。2006年的2月，他和嫂子带上孩子看望当时已经怀孕的李安，中午就在承泽园旁的向阳屯餐馆吃饭。还记得那时闻渠的模样：安静，漂亮的3岁小女孩。2006年我们生下女儿后，他特地和胡克祖夫妇从天津赶来看望。

2010年年底，嫂子借调到长沙工作，湘波带孩子过来。与他及林华家、叶玉泉大哥家吃过一餐饭。当时我把自己的一本书《中国经济崛起的10大秘密：读懂中国模式》送给他。他翻了翻，说有些意思。并建议下次到北京多带上几本，在他中心搞一次讨论。这就是我们与湘波的最后一面。

还想说说他那可爱而聪明的女儿闻渠。因为嫂子在长沙借调了一个月，孩子放假后也来到长沙，其间在我家小住了几日。过了4年，闻渠已经长成一个聪明的小姑娘。她的识字能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几乎没有字能够难倒她。这让我们夫妇大感惊讶。问嫂子，说是因为受到湘波读书的影响，从小就爱读书。

三

湘波兄实实在在地改造社会。

他开创了一个社会运动——大学生支农。自2000年到天津教书起，他在大学就自发组织了大学生下乡调查。根据湘波的概括，这次的大学生支农运动它归属于五四以来的第六代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它产生的背景是农村的衰败和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毕业群体）在城市里没有出路，自身的生存遇到问题。这个运动有很多表现形式，有的来自民间，有的来自官方，有的结构完整，有的表现松散，偶尔为之。其中有官方的新的“三支一扶”，官方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但是主导力量来源于民间。其中以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这 是这个时代的下乡运动的主体。这个主体运动以大学生支农社团下乡为主，如今参与学校约二百多个，二百家社团，十万志愿者，影响波及面达到百万学生，骨干分子达千人。国内主要的城市的大学都有类似的青年运动。[②]

作为一个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湘波这样描述他开始大学生支农计划的初衷：

虽然2000年的农村村村抗争，乡乡点火，烽火遍地，但是是不会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到农村去关注他们，更不要说去调查。于是只好打着“农村文化旅游”的名头，在校内招到了六个同学，到山西左权县麻田镇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地方。只有一个星期，也只是观感式的做了一点调查，但是从此这些同学没有办法脱离农村了，其中四五个人在以后多次下乡，并成为校内学生活动的骨干，有些人直到大学四年级还在下乡，直到今天毕业近十年了，他们还和我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此心中有了农民，有了善良，也有了人。这种试验更多的还是对青年人信心的激励，我相信这种方法的价值。当那些愚蠢的心理学家们期待用什么心理辅导员来把社会问题内化成心理问题，以此来解决学生跳楼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青年人其实已经被他们的学科和狭隘绑架了。从此，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的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们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③]　　

湘波带动了许多有理想的大学生参加支农计划，深入农村，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去组织农民去跳秧歌，去组织合作社，去切实推动生态农业，………支农计划对中国的农村建设起到了切切实实的推动作用。湘波曾跟我说，当时政府的新农村建设，一些做法就是学习他们的。湘波是一个实干家，对于类似问题的看法非常中肯，比如他对大学生“村官”的政策实施出现村官无所事事的情形提出了建议：一要有成熟的试验试点才行。前期要有培训、中期要有跟踪指导, 结束前要有后续安排。二则不可片面强调农村经济发展，而应当发挥大学生们的优势，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和文化改进；三要有促进的措施配套。[④]文字简要，抓住问题核心，具有战略眼光，同时操作性强。我读过一些有关大学生村官的文章与论文，未见有如此简要而能兼具战略眼光与实操性能的文字有如此者。

湘波所领导的支农计划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更有意义的，它是一个青年的自我救赎运动。这种自我救赎，所针对的是目下青年理想的丧失、个人主义的泛滥。湘波一篇文章中指出：

现有的教育指向是个人成功的，教育理想是“美女、靓车、豪宅”，获得这一切的就是成功，在这种理念之下培养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几乎都是带有强烈的个人目标的，是为己的，哪个人说为了自己的发财以及幸福生活而奋斗是非常正常和受到赞赏的事情，但是如果哪个人说自己是为民族的、团体的，其实是很不正常的，非常令人猜测的。我们近二十年来的消极自由主义的教育、灌输的伟大成绩就是我们的知识精英已经几乎完全原子化了，完全个人主义了，消极自由主义原则已经浸入他们的骨髓。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总是需要有千百万不在乎自己的得失安危的人，去勇敢承担民族和国家的使命，他们从哪里来呢？尤其是在如今整个世界局势和国内局势大格局已经重大逆转的时候，没有了大批去承担历史的人，我们的民族要走向哪里？[⑤]　　

支农计划组织上万次的大学生下乡，组织青年公社。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乡下、在田间、在工厂中读着自己的大学”。他们跑步、唱歌，读书、争论，他们下乡调研，与农民结成深厚友谊；他们宣传中央政策，撰写调查报告，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关建议；他们创办农民夜校，评“十佳儿媳”；他们开展帮助成立了农村基层文艺队，援建了农村图书室和农村广播站，成立了各种合作社；他们向社会各界宣传乡村建设的状况，引发广泛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他们帮助了农民，也事实上改造了自己。他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逐渐改变原来的颓废迷惘，而呈现出质朴、坚韧和积极向上的风貌。他为这些学生非常骄傲。他说：“我的团队都是志愿者，他们用最低的报酬做着我们时代最壮丽的事业。”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克服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化。在阶级社会中，分工与阶级对抗，使得每个人局限在自身的领域中，或者成为局部的、片面的操作工人，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阶层则专门发展了管理、控制工厂与社会的技能。要克服这一与阶级对立相联系的片面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每一个人都还应当尽可能学习和熟悉各种行业、技能。几十年前，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应当“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湘波所践行的这些举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助于青年的成长。他去世后，众多的感人肺腑的文字中展现了湘波所领导的这一支农计划对于青年的影响：

这几天，一直沉浸在痛失老石的悲痛中，几乎什么也做不成，一直止不住的流泪，也不敢打电话咨询，怕“帮倒忙”，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想想自己真的很没用，只知道哭，那种痛彻心腑的感觉让我发现老石竟然对我的影响竟是如此之深！……我们每次下乡都住在村里的老乡们的家里，男生和女生都各自睡通铺，有时还有老乡们和男志愿者们为女志愿者们守夜“放哨”，保证女生们的安全，我们志愿者一直坚持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若想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临别时大家都发明了五花八门的留钱方式给老乡，有很多时候被老乡发现，追赶很长时间的乡间土路，甚至一直追到火车站，也要把钱还给我们（村里到镇上，再到县城的交通非常不便，基本靠走）。还有的老乡们根据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的地址把钱再邮寄到北京……被老乡们称为现代的“红军”。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何谓“鱼水情”，纯真激情的大学生和质朴善良的老百姓，号召新时代的大学生们向农村“反哺”，了解农村的现状，农民的生活。大学生们从中重塑自我，反思生活的意义……那是我人生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⑥]　　

　刘　老师何以让如此多的青年、学生、农民以及社会各界的很多人所拥戴、敬爱和挂念，我觉得其中之一是因为他真正是一个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为弱势群体殚精竭虑，为三农，为理想，为正义和公平忙碌奔波，不知疲倦不图回报地付出，老师真的很辛苦啊，他的真诚付出，他的专门为人，他的一片赤诚，他切切实实推动三农事业的发展、为青年学生的成长所做的一切都深深地感染、感动和激励着和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⑦]　　

是支农让我介入了自己灵魂的深处，而又是刘老石开启、指导了我们的支农活动，要是没有刘老石，也许老杜、贾岩、杨雷不会去参加见培训，也就不会开启西安大学生大规模下乡的历程。没有支农，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苍白，没有支农，我们的学习是多么幼稚，没有支农，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肤浅。而全国的支农可能都离不开你日理万机的指导。[⑧]　　

…………

无法一一列举。湘波说：“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他终究牺牲在这为培养青年成长的这条道路上。他的去世，让我们这些老朋友很伤悲。

一种普世价值的说法，以为生命平等，活着至上。其实，有些人死了就死了，若世间尘埃。有些人，还活着，还不如早死呢——谁让他这样对待底层呢？有的人还活着，也许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大抵属于其家庭罢。唯有的人，他们的去世，让千千万万的人伤悲，千千万万的人怀念。

当年创办沙龙的胡克祖师兄这样说：他虽然死了，可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记得他。他的追悼会和追思会，有无数人惦记。如果我们谁死了，又有谁会纪念呢？湘波君的同道李昌平在纪念湘波兄的文中说：

你走过无数的学校和乡村，走了比长征更远的路，建立了比共产党更多的根据地，培养了比黄埔军校更多的骨干。……你是当今乡村建设的棋手！你做的比晏阳初、梁漱溟更多，当今中国，你是最值得尊敬的乡村建设的践行者。你不是教授、甚至副教授，但比无数的教授更有学问和成就，全国各地无数的学生敬仰你，追随你；你从来不称自己、更不接受别人称你为专家，但你比无数的专家更有专研和方法，无数的农民尊敬你，邀请你。老石，你才是学生和农民心中货真价实的专　家　教授！[⑨]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湘波的逝世，让我们感到泰山的沉重。

四

湘波是我们的兄长，是朋友。但绝不仅仅是朋友，他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追问者，追问我们生命的意义，昭示人生的理想。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活着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并往上爬。

我曾经在工厂当过工人，深味这个世界的阶层分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但是现实中的个人，又有谁会想到社会的解放呢？或者想到了，又能够如何呢？随波逐流，与世沉浮。我们所斤斤计较的，是多一些收入，是职称的上台阶，是等级制中的较高阶位。

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爬上去的。引述乡建中心人才计划的一个学员在社会底层生存的话：

这样的时间每天都有4个小时浪费在挤车和等车上，真是一种莫大痛苦。其实更大的痛苦在于未来的彷徨和无知，屈指可数的收入和庞大的生活成本比较起来，永远都看不到出头之日，这个城市能给你的只是维持你最低的生存条件，所有的梦想和努力都会是泡影和徒劳。　　

在这个资本控制的社会，生存是第一生产力，活命才是硬道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是资本家说的），每个人都只是挣扎在生存线上。谈什么未来和理想，有什么前途和希望。[⑩]　　

世界如此残酷，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选择的机会，他们必定要沉沦下层。当然，少部人是有选择的：因为种种因果，他们可以在社会阶级分化完成之前，跻身于这个金字塔的中高层。

2000年，湘波兄硕士毕业时，他是有向上选择的。10多年前，硕士毕业还是很吃香的。湘波去了高校，这算是一个较好的平台。接下来，如果他愿意，他大可以像我们这般考博士，发论文，弄职称。最后，凭教授混上吃穿不愁舒适闲逸的日子。若再上往走，扬个名，弄上领域的专家，然后到处卖讲卖对策，可以说名利兼得，善其身更兼善天下。后面这种最高境界，是我辈高校老师所梦寐以求的。而以湘波兄的能力，如果说他做不到，谁能做到？

在可以向上的当口，湘波却选择了朝下。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总是强调个人追求一己幸福的权利。是的，个人权利真有那么重要吗？当世界原子化，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其实就是彼此自由竞争，自由践踏的时候。在这个自由的社会中，表面上大家都是自由的，表面上我们最多只需要政府维持自由秩序的时代，其实是弱势群体，如小农、工人，如贫穷化的知识青年被自由地挤压的时候。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资本已经成为主导逻辑的人间世，湘波走入我们时代的地狱。

五

湘波走了，媒体说他是一个田埂上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湘波给我们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追求，更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立场选择问题。

这些年来，阶级的分化、小农的破产，已经日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强大。在资本的逻辑下，真正的阶级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不再是一个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成为一个现实，一个极其牢固的现实。这其中，农村的农民——不，更准确地说是小农，因为农民早已经分化了——构成最弱势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小农在资本主义中的悲惨命运，并试图扭转这一格局。还在恩格斯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合作社的主张。此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帮助小农，可以说也没有谁能够做得比列宁和毛泽东更多，更有成效。土地公有化、建立合作社、将教育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发展农村工业，纵观数百年的社会运动史，还有那一种历史实践能够比得上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实践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它必然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因为为底层的运动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资本的势力日益扩张之际，农民的出路最终只有一条，组织起来，走合作社道路。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湘波也更为明确地指出当代农民的组织需要。他还在《中国改革·农村版》任编辑的时候，就明确引用毛泽东的话：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办合作社。他挑了几个当前合作社搞得很成功的例子，希望对广大农村有所启示。在实践方面，湘波也走在了众多人的前面。经他直接推动建立的合作组织试点已经达到30多个。2006年，在他推动下，全国各地七家优秀的合作社组成合作社联盟，取名“国仁绿色联盟”，推动生态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年在农村的实践，他摸索出一条用文艺队与合作社共生共建的路子。

在建合作组织过程中，不断有农民问我们，搞合作社又不是搞公益组织，我们搞文艺队干什么？后来农民自己找到了答案：文艺队和合作社互为补充。合作社借助文艺队给自己扩大影响，增强凝聚力；而文艺队则可以借助合作社的经济优势，持续发展。像合作社这样的需要高度合作精神和信任感作为基础的组织，虽然可以在现有的农村村社建立起来，其基础却相当脆弱，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信任和道德教育，只靠金钱和利益维系，用不了多久就会垮掉。合作社需要形成一种文化纽带。[11]　　

刘老石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是“文化切入，精神培训”。他的这一思路在许多地方获得良好收效：

山东鱼台县姜庄村曾经是著名的问题村，村子冲突很严重。当地村民为了反对税费征收，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对抗，村民围堵并扣留了来抓人的警车，也扣住了跟车来的乡里工作人员和警察。从此，这个村成了死角村。虽然罢免了旧村长，但是村子却成了无人管理的烂摊子，到处都是残破不堪。　　

2004年5月，当地的几个农民带头人接受了新乡村建设的培训，随后新乡建设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者一道进入这个村，利用5天的时间，一边对村民代表进行培训，喊口号、唱歌，一边帮助村民建立基本组织。此后不久，姜庄村的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就建起来了；暑假有一批支农志愿者到来，再次进行培训，这样，合作社也跟着办了起来。不仅如此，当地还建立了文化大院，组织了近百人的秧歌队，每天晚上到大院里去扭秧歌，唱歌、宣誓、喊口号，参与者大部分是妇女。合作社也开始了经济活动，集体购买化肥农药种子。暑假的后期，这里又举办了一次村民骨干的培训，这次培训后，妇女协会建起来了。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唱歌跳舞编排节目，学习文化课，还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手工产品的编织；养兔协会等协会也建起来了，开始了集体购买兔种、集体技术服务的活动。现在，从精神生活、到经济生活，再到文化生活都有了新的开始，整个村子洋溢在歌声和笑声中。　　

这种变化连当地的基层官员都始料未及，他们惊异并盛赞这个“刺头村”的变化。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用钱、用行政的力量很难以达到的。有人甚至说这是个”奇迹”。[12]　　

湖北房县三岔村也是湘波试点的一个成功经验。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推动当地建立起了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文艺队，板栗协会、土鸡协会、魔芋协会、养猪协会等协会，还建起了合作社，办起了夜校，讲授技术、卫生保健、法律政策知识，还办起了广播站、报纸。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湘波及所带动的大学生的推动。[13]湘波认为，经验在就在于利用文艺鼓动起农民的精神：

农村文化里有许多落后的东西，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绝对不容许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合作社。成为我们的社员都要经过考核和审查，看有没有黄赌毒的嗜好啦，是不是法轮功成员，有了这样的入社机制，农民成为社员之后非常自尊自强，认为自己是这个村子里文化精英人群，是村子的一张脸。社员自己提出不学习的合作社是临时的合作社，要求合作社组织定期学习。前不久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专家们来考察时，非常惊讶地发现文艺合作社的成员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现在进入这个合作社，还要考核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程度，程序还相当严格。我们作为旁观者都觉得非常有意思。[14]　　

学习《毛泽东选集》这一“有意思”的自发事情说明了在农民的合作运动对于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需求。湘波对此作了总结：

农民们把文化分成三种：灰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灰色的是指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没有好处，但是也没有很大的坏处；黄色的就是色情文化，现在在农村开始泛滥；红色的文化，就是有利于农村进步和农村文明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的是农民自己创造的，有的是经过对灰色的文化改造的。　　

我们要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要红色的文化。红色的文化也应该是进步的文化，应该是合作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出来的特点应该是本土的，进步的，生活化的，真实纯朴的，体现群体合作的。本圭的要求是为了保持本地文化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应性；而进步性、真实纯朴性则是为了和旧文化和物利文化相对抗；它要求返回到本真生活中去，恢复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而群体合作性则更是体现出今天农村发展现实的要求。[15]　　

六

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分析力量已经为中西方理论界所证明。我在读博士的期间，基本上读的全是西方政治学中有关社会契约论的书籍，至今我所发表的文章，大抵都是西方政治学的内容。而时代，却总是向我们昭示阶级分析的力量。确实，最近的中国学界，又有回归到阶级分析传统的呼吁了。[16]

只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退回到解释世界的书斋中去了，在西方是如此，中国也开始着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一方面深深感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量，与时同时，面对资本的现实逻辑，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正如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书斋对资本主义的逻辑进行批判——也只是批判。有的甚至认为，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解释世界的逻辑。[17]

但是，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如是说。我想给这句下一个转语。其实，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或多或少都是对世界的改造。资本何尝不也是改造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呢？为资本为虎作伥，也算得上是一种改造。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不仅仅是是实践，而更在于立场的底层。湘波，就是这样站在底层的立场上改造三农与知识青年。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湘波也实现了对自身的改造与转变。10多年前，我认识他时，他更多的接近于自由主义或者说民主主义者。所批判的锋芒，大抵局限于政府的管制与腐败。但此后，湘波愈来愈多地对于底层表达了关注，也更多地对于资本的警惕与防范。还记得有一次，湘波来我们暂寓在西北三环一个小区的住处，两人聊起当代某些为资本家说话的经济学家，都不免痛骂的情形。我想，在这一过程中，湘波已经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我无法肯定，因为湘波很少空谈主义与理论。看到沈友军师兄博客的话：“他很相信《资本论》的观点，很反对资本主义，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8]这印证了我一直的看法。

湘波去世后，我找来他的文章学习。我这才发现，他的文字如此明白、晓畅，对于问题的把握如此准确中肯，对策建议如此切实可行，而眼光又如此高远——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选集》。我辈因为经过多年学术规范的训练，已经习惯于那种偏离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风，而长于欧化西化的句子与表述。而湘波，则真正地实践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风。这些征引一段他的一段讲义：

我们的家乡怎么会变得这样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感觉到奇怪，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家乡原来就是这样的么？就是在十年前我们的村庄不是还是很好的么？那时很富裕，村里的好房子差不多都是那时候盖起来的，那时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再往前看，毛主席那时候，我们刚刚解放，摆脱三座大山，我们还很穷，经常不够吃，条件比现在也差远了，但是我们就是凭着我们“战天斗地”的勇气，一点点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现在地沟渠、水坝、塘堰、道路，基本上都是那时候修成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条件改善了，生活好了，反倒是什么都干不成了？路坏了没人修，水利设施坏了没人管，油瓶倒了，只要不是自己家的就不扶。　　

水没变，地也没变，家乡还是那个家乡，但是为啥什么都不一样了呢？　　

真正的不同是人变了。原来的社员想的是大家齐心合力，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今天呢？大家想的是怎么往自己家里拿；原来大家能够团结一心战胜困难，今天是实在不行就往城里跑；原来想的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但是今天是依靠政府，依靠扶贫。[19]　　

这类文字是农民能够懂的文字，也是战斗的文字。文风一事虽小，但却可以令人窥见的气度与精神。

刘湘波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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