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刘老石同志的缅怀

刘老石的文化复兴思想的起点是青年大学生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他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心的思想者。但是在社会地位上，他是一个弱者。他系统地对社会精神的运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为了改造这个社会的腐朽文化他寄希望于农村。他和学生一起凭着自己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开始了农村建设与支援的实践。他的实践与历史上梁漱溟的农村建设交相呼应，开辟了我国社会进入新的文化、思想、建设的时代的篇章。然而在这个运动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倒下了。　　

作为一名哲学家，他探索了我国社会运动规律和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内部原理，这些原理写进了他的著作。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建设合作制经济组织的热心人来说，他的思想是我们实践和探索的指南。　　

一、          社会思想运动的矛盾运动　　

刘老石对我国当代历史上思想、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进行了再认识。从而形成了他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观点。　　

1949~1980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前三十年是一个过分强调整体性和精神性的时代，忽视了个性和物质性的合理存在。而我们一般认为所谓的人性应该是精神性和物质性的有机统一，整体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人少不得合理的物质需求也少不得精神需求；少不得个性，也少不得共性，即团体性。只强调个性，不要共性；或者只强调物质性不要精神性都是极端，都是错的。　　

1980~1990　　

八十年代是解构和思想解放时代，解构前三十年过分的整体性和精神性，八十年代寻找到了人的感觉，恢复和解放了人本和人性。因此，八十年代文化的基本判断是积极向上的。　　

1990~2000　　

九十年代的文化是自由和解构过度，这种解构把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继续前推，形成了所谓“彻底的人性”，甚至推过人性的底线，人也被解构了，人性的底线已经开始被打破，只不过是还羞答答地犹抱琵琶半遮面，人在底线上下徘徊着。　　

农民在建国以前一直保持着集体式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种活动成为在小农状态下维系农村群体存在的精神纽带。但是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分田单干却成为真正的分家，没有任何公共财产，没有任何群体活动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公共事务，没有任何公共权威，又加上掠夺性的税收又打倒了唯一可以做为公共权力来源的基层政府。于是农村就再也没有合作的基础了。　　

2000~2010　　

九十年代末期一直到现在，文化已经没有任何底线了，人性完全被物性取代，一切统一为对钱的追求，只剩下购买和交易，真正的人性消失。可以打破底线的追求金钱，金钱追求已经有了道德性。如果说还有底线，那就是把金钱和享乐、欲望和情绪变成了底线。　　

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周围新的文化也在悄然兴起，新的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回归人性，其基本特征是尖锐流血，具有鲜明的派性。　　

资产阶级的文化成为主流。无产阶级由于失去了文化而失去了话语权。　　

穷人发不出声音，失语了。从此，整个社会就剩下了富人的声音，到处都是美女香车，莺歌燕舞。整个社会也就被这些观念引导着，本来还有同情心的一般民众，就终于变的冷峻和残忍了。所以当我们发现有讨饭的人却不再想给零钱的时候，分明是因为有人说过，那些讨饭的人都是假的，很多人靠讨饭成了万元户。　　

于是偷盗、抢劫、杀人、造反就成了最后能用的语言了。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个同样的声音取代了，那就是钱的声音。表面看来的动听的歌声，真诚的表演，永世的眷恋，其实都是在表达着一个字：钱！　　

那些年轻人已经把富人的情感、富人的爱情当作了自己的。　　

向往安逸和城市，他们因此形成了一种认识就是城市代表了进步繁荣和尊严，而农村则是相反。到城市是一种进步，而到农村却是一种落后。往日以谦恭自居的学家们开始以做妓女傍大款做汉奸出卖良知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义和良知分明已经成为了奢侈品　　

二、为什么人们能够合作？需要合作？　　

发展合作运动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合作运动　　

1、            解放前的合作运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工合”运动。这些风起云涌的合作运动都对解放前我国社会产生了影响，并取得了成就。台湾省目前采用的旧“中华民国宪法”体系中就包含有比较全面的合作社法。台湾的以“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就是以这部法律为基础建设起来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原有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儒家伦理关系），这是中国民族的根本。如推家人父子之情的广之，亲亲而仁民；把原有的父子、兄弟、夫妇的互敬互让的亲情关系进一步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仁爱礼让，这种关系贯穿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礼俗等各个方面。　　

资源禀赋上我们也很不同，不顾这些具体的差别去套用别人的发展模式，是不会获得正确的方法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尤其应该知道，我们的发展的主体是谁，我们是为谁在发展，这就是立场问题了。那种一定要抛开不同的民族特点的发展思路，硬性地对民族政治和文化的改造，甚至要改变国民的性格，即使能够获得经济乃至政治上的些许“进步”，其实最后也不过如同香港澳门一样，沦为文化殖民地。　　

但是梁漱溟也并没有就此停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踯躅不前，他非但没有排斥西方文化，相反，他在坚持文化的民族立场基础上，下决心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西方的优秀文化的根本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所以贯穿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始终的就是用组织团体和科学技术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革新。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线就是文化重建，手段就是以综合运动为内容的教育运动。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　　

梁漱溟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可以利用更多的、更丰富的我们社会现有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资源来为我们服务。　　

利用这些社会的公共资源，形成一种属于微观的活力的组织力量。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的特点是自下而上、由点代面的。是由知识分子、觉悟者发起的，劳动者接受启蒙的运动。　　

2、毛泽东时代的合作运动　　

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公平观念和状态已经深入农村人心，尤其是那些中老年农民的头脑中，这使得中国农村社会非常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中央政府也因此非常在意社会公平问题，在宪法、一些基本法律上，都承诺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在宏观环境上就为农民的基本利益要求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农民建立各种组织和维护权利的依据就是中央政策。这其中包括了妇女的平等地位，“妇女是半边天”。妇女的地位曾经是很高的。所以，今天妇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并没有非常悬殊的性别差别。　　

毛泽东时代的遗留下来的另一个重大遗产是良好的农民组织意识和状态。从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以后，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大量的农村组织化工作。建立了大约80万个合作社，建立5万个左右的人民公社。组织化程度之高甚至最偏远的乡村也都有了农民的基本组织。每个合作社里都有妇女联合会和儿童、青年团体组织。　　

虽然目前这些组织已经很弱，但是对于农村占主体地位的中老年人而言，这种运动式的教育让他们对组织化记忆犹新。这就使得农民很容易组织起来，那些妇女组织、青年组织马上可以恢复起来。在农村中最多的人口是中老年人和妇女，他们对几十年前的农民合作、文艺团体、妇女团体互帮互助都非常的熟悉，这些人很容易合作，很容易团结。　　

3、我们这个时代的合作运动　　

我认为，毛时代的合作运动是自下而上，然后自上而下的。是整体性的。也是过度的。过度地否定了个体，强调整体。这种过度，导致了制度对社会微观层次的破坏。也是改革开放私有化运动过度的根源。我认为2010年前后和谐发展观的提出是对这两种过度思想的总的反思。　　

合作是人类先进文明的发展方向　　

合作是人类发展自己的文明的一种方式。根据我的理论和信仰。人类的文明发展的目的，也就是每一个人发展的目的都是统一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要减少宇宙中的熵。这种熵的减少，是通过人类的劳动实现的。我们所说的合作，指的就是劳动合作，而不是其他的合作。劳动合作是一切合作社形式中的本质。资本主义法律之所以不承认合作制中劳动的本质地位，就是因为“按劳分配”制度将动摇“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中，合作社法律是分散的、零碎的、破碎的、没有联系的、不系统的、肤浅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做的还有欠缺，缺少基本的合作社法，这将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人类是一种信息动物。信息动物之间能够共享信息。信息的复制所消耗的能量是呈现几何级数的方式降低的。因此，信息共享的成本在降低。信息的共享能够实现人类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发展壮大之前人类的智力成果。　　

人类还能够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创造智力成果。这和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创造包含有智力成果的劳动产品是同样的过程。　　

人类越发展，对信息的产生的发展模式就越依赖。人类要制造信息机器，通过控制信息来控制物质机器的运行，从而实现生产的自动化。　　

信息越发展，就越需要信息的共享。信息不共享，就不能实现信息的丰富。一个人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增高整个人类的身高。而信息共享的成本是很低的。因此，在创造信息的过程中，人们要进行协作。　　

根据时代的发展，根据生产力水平的增长情况，人们进行信息协作的规模要不断地增大。人们在一个组织内部建立信息协作机制，分享信息，同时按照自己对信息增大的贡献分享利润，结成劳动-权利共同体。　　

当大同世界到来的时候，整个人类就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到那时，任何技术与诀窍都将自觉地分享给整个人类，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最高程度的发达。由于大同世界，人们的需求是理性的，并且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即使你不分享，你的生活水平也不会提高。而你分享了一个原创技术，你的生活水平将因为整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提高。　　

因此，合作精神和文化是人们对于人类生存模式的理想追求。　　

合作实践能够促进社会的组织与团结。而社会的团结是增强社会发展力量的途径。合作组织是通过合作精神与按劳分配制度的结合而组织起来的，是高级的人类社会的自觉组织。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组织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基础是按资分配，劳动者在其中被剥削，这是其固有矛盾。由于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存在较多的自发性，较少的自觉性。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只有内生于劳动合作的平等团结才是和谐的开始。　　

因此刘老石得出结论：“组织化、全民组织化、组织起来才有未来”。　　

在乡村劳动合作的实践中，刘老石发现各类合作组织实际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起推动着整个村的发展。其实差不多所有村民都已经被组织起来了。　　

他们认为，合作运动也是一种教育。是一种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和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同，它主要是通过参与开会、讨论和各种活动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正是在这种民有、民治、民主的会议和讨论之上，合作组织得到了发展，劳动者自身也得到了提高。　　

在实践中合发展出了自己的制度。例如犯错误是要惩罚的，办法是背棵大树在草场上跑几圈。学校把孩子组成互助小组。学校会上乡土课和农技课，他们有自己的果园和菜地，都是孩子们自己守护、耕作、收获，他们以此来培养孩子们的乡土热爱，学会农业劳动知识。　　

他们认识到发展其实就是再造出有新文化的人来，以及农村文化重建从农民组织化开始。　　

农民劳动者的组织化有赖于农民的合作文化启蒙，而农村文化建设则从农民组织化开始。这说明了，组织化的合作劳动形式是文化发展的需求和动力，是人类先进发展的方向。　　

用信息与熵理论可以这样地进行解释：人类的合作与分散是信息的两个极端，代表了光明与黑暗。合作能够让人类社会繁荣，分散能够让人类社会萎缩。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物质和技术的限制，在繁荣与萎缩之间保持平衡。合作劳动文化即促进劳动者组织起来的文化是一种光明的信息。这种信息在促进了劳动者的组织之后，还能够激发劳动者创造新的信息，从而实现社会中熵的降低。　　

在批判现实的痛苦文化，与歌颂理想的美好文化之间的对比、反差、不平衡。是这种不平衡产生的驱动微观上的人们为之而奋斗的动力梯度。这种梯度促进了人类群体中自组织有序耗散结构的产生。从而使得社会产生了生命形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最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活的”关系。　　

人类不但能够制造出为熵的流动提供贡献的物质循环运动。而且能够制造出新的熵[1]。这些新的熵的集合就是两极。在人类系统中，传输熵的运动不但不会因为熵的梯度的降低而减弱，反而会由于人类自身所创造的新的熵的梯度而不断地扩张。　　

能够扩张的只有生命。因此我们发现了生命的3个原则：　　

1、        生命是一种耗散结构。　　

2、        生命能够制造和扩张熵的梯度。制造新的熵减小的两极。　　

3、        人与人的社会组织就是一个生命体。　　

资本主义的生命组织也是一种生命体。但它是不健康的生命体。资本主义造成了利润这种资源的错误配置。利润应当正确地配置给利润的源泉——劳动。而在资本主义中，利润却配置给了资本。　　

合作制是保证利润正确地配置给劳动的制度。如同列宁曾经说过的：“劳动合作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发展合作运动是人类先进文明的发展方向。　　

合作运动的发展具有曲折性和波动性　　

合作是历史上反复出现，不断推进的历史波浪。　　

与他们当时的社会环境相比较，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要优越得多。因此，历史上，包括现在的这些合作社运动都是以递进的形式展开的运动，他们在精神、思想、制度上具有联系性和创新性。他们既有共性，也有时代特性。总体来说，发展的趋势是从弱小到强大。　　

在这些一波一波的合作运动浪潮中，合作运动总是按照兴起、衰退、再兴起、再衰退；而每一次兴起，都将合作运动推动到新的高度。从空想社会主义，到苏维埃；从工合运动到人民公社；合作运动的每一次浪潮都波及更多的人类个体，包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每当合作运动壮大，资本主义势力恰好处于最虚弱的状态。　　

从2010年代开始，人类历史又将经历一个合作运动浪潮兴起的时代。全世界劳动者们将在拉美、非洲、亚洲、欧洲、美洲结成联盟。中国的劳动者们则将经历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合作运动的发展是曲折的。这种曲折性的根源在于劳动者的素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成长。资产阶级的联合充满顽固性。但资产本制度正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为新社会制度的实现创造社会财富。成长中的劳动者们将是资本制度的终结者。　　

合作推进社会的整体成长　　

合作运动的进行能够在多方面推动社会走向成熟。在实践中刘老石和他的同仁在多方面得到了这方面的成果。在金融方面，合作社可以为农村提供担保贷款。在行政方面，合作社的发展促进经济活动和行政管理的分开。合作社的发展，成为进行公共行政的资金保障。这一点证明了制度本身是有成本的。　　

在民主决策方面，村民大会就是这样一个推动机构，凡事要经过大家讨论，一起做，同时注意带动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　　

在综合的社会发展层面，合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过程是综合的社会推动力　　

例如：“不久，镇里召开批判会。本意在于批判“6.2”事件，打击付海江罢免活动。但是，会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批判会变成了大家声讨村长的会议。多数村民要求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重新选举村长。在这种情况下，镇里不得不答应了村民的要求。于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开始了。付海江的经济发展政策无疑也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我不是在给村里的富人当村长，而是给穷人当村长。富人不用管，凭他们自己的本事就行了，对他们只要给予宽松的政策就可以了。但穷人却不行，需要扶助，不然，就无法改变他们的贫困。“　　

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当村民在合作劳动在经济上组织起来以后，通过在政治上自发地组织，就会形成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发展模式。　　

历史和现实证明不合作将导致绝望，人类无法实现个体生存　　

面对农村的情况，刘老石反思到：与此同时，我们以为城市里面可以实现个体生存（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而不需要别人的协助），于是我们就以为农村也可以如此。结果发现在农村宣传个体竞争文化的结果就是让农民死路一条。农民就是在这种等待和孤寂中变得越来越麻木，走向“绝望”。 失去组织的农民个体在市场经济和强大的政府面前是无法做到自信的。失去了自信的农民不再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一旦遭遇困难，理所当然把责任推给了政府。　　

为了脱离这种个体竞争文化，刘老石认为首先就必须在这些村民中找到当地的能够带动农民精神成长起来的农民带头人。这些人是精神成长的火种，也是现有的村庄中让村民能够重新焕发起斗志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也可以扩展他的这种思想。同样是劳动者，农村的劳动者无法依靠个体文化进行生存，那么城市的劳动者可以依靠个体文化进行生存？我们城市的人，难道不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最终走向“绝望”吗？通过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人在城市中并不是个体生存。在我国解放前与建国初期，城市也兴起过消费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合作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成果，并非农村独有。　　

那么我们如何摆脱个体竞争文化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在许多大媒体都已经被资本家控制的情况下，劳动人民要不择手段地自发地进行文化革新。通过自己的语言、歌声、文字、行动，将符合劳动人民大团结所需要的合作文化带入到社会主流文化之中，从而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消除自身面临的绝望。　　

是什么阻碍了人们的合作？　　

党和人民的文化记忆　　

我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统治的国家。在古代，官员是皇上的代理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人民没有多少为自己的基本权利说话的权利。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缺少对社会的责任感。而官员则是一切的主人。这就是文化记忆。　　

虽然经过革命，人民当家作主，但由于文化记忆依旧深厚，腐败一旦滋生，旧的文化就会死灰复燃。残存在党内的旧文化一旦发现了合适的机会，就要行动起来，用罪恶的方式消灭限制自己的属于农业官僚制度的权力限制和制约。消灭一切民权和民主制度。恢复他们所习惯的官僚独裁统治制度。残存在劳动人民思想中的旧文化则与官僚文化相呼应，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甘愿成为了官僚统治的奴隶。　　

党和人民自己思想上的旧传统束缚了社会的发展和合作的进步。只有人民做主的社会才真正会有希望和未来。　　

大学失去了对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教育与理想主义教育的功能　　

刘老石老师一直工作在大学教育战线，对于大学文化的不合理之处有着自己的理解。他通过自己的行动，为了给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劳动者而努力探索。　　

他认为：因为大学代表了人类现阶段几乎最先进的知识进展状态和学术研究成果，所以人们一般也会以为大学也应该成为人类精神的发源地。一个社会之中不再拥有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人，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种精神贫困主要原因在于落后的、缺乏责任感的、机械式的教育体制的影响。这种教育体制弊端表现在：　　

一是封闭式的教育。说得好听一些，就是象牙塔式的教育，说的不好听就是书呆子教育。中国的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被装入铁罐子中，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在被罐装着。没有机会走向生活，实践社会。本来到了大学阶段，终于有机会出来走入社会，但是刚刚换口气就被重新装入铁罐子中——太大的就业压力和学术传统的惯性。这种罐头产品可想而知其新鲜度极差，罐装食品又怎么可能和时代保持同步？　　

另一是机器教育。在封闭式教育的同时，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更为令人不解的机器教育理念。本来有血有肉的人却一定要被培养成没有理念的动物。单纯的技术教育，缺少最起码的人文关怀，这样的生产过程所得的产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螺丝螺母，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人。后来兴起的所谓的素质教育更被一些人简单地理解为能力教育，他们以为教给学生一些学习方法、生存技巧就是素质。其实这不过是告诉这些螺丝螺母如何扣紧，不脱丝而已，只是机械教育的另一种表达方法。还有些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唱歌画画；更有些学校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文科，开几门文科课程！　　

我们看到，在刘老石对大学教育的控诉中，大学已经与社会官僚体系融合为一体，学术已经不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科学技术，而成为了为个人升官发财的职称和论文培训班。　　

而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学生，则成为了官僚学术文化的最终受害者。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岁月花在了没有任何希望的腐朽文化的学习之上，失去的不仅仅是这4年，可能将是整个人生。大学生不但不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优秀劳动者，掌握专业的劳动技能，反而可能成为一名对社会有害的学术官僚，掌握着专门为获得职称而订制的技巧，成为官僚腐朽文化的散播者，称为资本家的帮闲。　　

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未来必将与官僚文化进行彻底清算，因此，刘老石的所作所为是出自对学生深沉的爱。　　

只有当党和人民最终走到一起，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我们的主流文化才能够改变学校的这种混乱状态。我相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人们在合作中遵循怎样的规律？　　

要进行合作文化建设　　

刘老石通过总结许多次乡村调查的实践经验，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文化将在两个方面对农村的发展起作用。　　

一、农民依靠文化达到自身的精神砥砺、思想教育　　

一方面是农民依靠这种方式来达到自身的精神砥砺、思想教育。文化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在实践中，发展出了多种文化切入方式。例如：文艺切入、公共事物切入、道德切入、宗教切入、政策宣讲切入等。所谓切入方式，就是指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发展的合作形式，切入之后，带动其他方面共同发展。但不论采用何种切入，都不能够离开合作文化的建设，否则就会形成实用主义的短期效应。　　

二、合作文化建设能够形成农村的公共空间、公共舆论　　

同时这也形成了农村的一种公共空间，村庄的公共舆论、公共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它是整合分田分心的大包干后果以及和解农村冲突的的重要手段。　　

我认为，这些实践说明了以下几点。首先富裕不可以取代其他社会指标的发展。物质富裕不是农村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其次，合作运动体现出领导——组织——教育三个阶段。最后，文化与物质、技术相比较，更能够让农民群众接近和理解先进的人类文化发展趋势。　　

要具有优秀的品格　　

刘老石在领导大学生支援乡村建设运动中，对大学生志愿者提出了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号召。要求他们正确地对待恋爱、具有职业精神、具有社会公德。并依靠自己的美好品格生活。　　

由于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志愿运动，所以没有办法指望依靠平常的管理手段去实现工作目标，我们的管理更多的是一种人格激励和带动。同学们做作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牺牲。对理想主义战士而言，则是毫不犹豫，当仁不让。甚至完全不应该考虑是否更好地为自己活着。他认为大德足以铸大业，小德足以为人杰。要求队员们牺牲个人维护集体利益。　　

我认为，个人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集体利益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公有制就是维护集体利益的一种制度。然而，如果为了某些人的私利而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是错误的。我认为公有制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也有其合理的地方。公有制的合理之处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论人是否有劳动能力。只要是人，就应当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土地的公有，说明了每一个人都有权取得一片土地。而且是无偿地取得，从而利用这片土地进行耕种、劳作。或者将土地租给其他的劳动者。对于农民来说，生存的平等就体现为土地的平等。而公有制的不合理之处则在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领域实行公有制，或者公有制成了某些人剥削他人的借口和工具。　　

劳动合作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制度的消费者，也就是制度的受益者是全体社会成员。因此，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且能够觉悟到合作劳动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们就会努力向社会提供这种先进制度。因此就对参与到其中的人员提出了个人品质的要求。　　

要在合作社成员之间建立信任　　

刘老石认为不容易形成合作的原因在于农民缺少基本的信任感。能够产生信任感的手段并不多。　　

我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大规模的培训，相互交流，自我教育，然后再跟进大学生志愿者的奉献精神的感染，初期的效果都是不错。这样做其实是一种道德教育，也可以是个小规模的道德运动。但是这种办法要投入比较大的人力资源，而且也要有一定的工作办法。所以没有经过训练，一般也很难以达到目的，现有的社区组织基本缺乏道德组织可以利用　　

利用宗教资源也是比较好的手段。民间一般会有些宗教团体，一些不是邪教的团体也劝导大家向善，强调奉献意识，这些团体可能有比较好的合作基础。但是他们的问题普遍是缺少“入世”视角，他们一般都很难像西方的新教一样和现实的需要结合，一般会把农民的现实要求导向了“禁欲”的层面。　　

有些地方是用当地的历史传统资源促成了农民的合作。历史上的农民、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并非不会合作，相反合作的很好，所以其实整个农民的历史就是一部合作的历史，其实合作更能代表农民的利益要求。所以农民文化的主题是促进合作的，传统习俗的主题也是促进合作的。在一些传统资源尚存的地方倡导合作，把原来的习俗和传统以及今天的合作组织结合，既推动了这些美德的彰大，也促进了今天农民的新的克服困难的思路的产生，确实是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推动生产发展、组织创新和社区治理。　　

解决供水系统往往成为大多数农村合作建设的第一步　　

刘老石总结了印度一些村庄的成功经验。　　

集水区内不许砍伐，不能放牧；同时也规定不能酗酒，要计划生育和村民互助等五个文明原则，这样集水就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环保手段，它是以集水为起点，来推动整体社区的发展，这个集水系统和中国西部的一家一户的集水方式完全不同，无论是基础理念还是管理和使用上都不同。水利用和管理本来是最需要合作的，但是我们连这个最基本的公共事务协作都没有了。我在想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差别。　　

这一住不要紧，住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开始商量怎么能够养好牛，后来就把话题扩展到怎么建设好村子，讨论来讨论去，大家就决定建立合作社。　　

在养牛户推动下，村民大会就召开了。　　

于是村里就建立了多个水协会来协调水的使用。这种协会不仅仅管水的供应和分配，也让村民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助，产生配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来去推动村里其它方面的发展。　　

我认为，这证明了应当从公共品开始进行合作社、合作组织运动的建设。因为水、教育这些都是公共品。水也带来了生产的发展，解决了其他类型的生产发展所必需的基础问题。　　

社区在为公共品的提供共同劳动与计划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公共空间、使得思想得到砥砺。社区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教育、金融、卫生、等社会事业就能够得到带动和发展。同时，公共生产设施：水利、道路等的建设，为进一步进行生产提供了物质保证。物质生产的利润进一步激励了合作组织的壮大，最终形成了良性循环。　　

建立培训机构 培养合作人才　　

刘老石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认为要组织大学生学习合作文化和技能成为未来的合作干部。并亲身组建了正规的培训机构。　　

首先，刘老石对当前的大学教育状况进行了批判。他面对今天的大学几乎绝望。认为伴随这种浪费又加之以“南辕北辙”的人才培养思路。最后结果就必然扭曲了人才，把那些本来不进入大学可以正常生长的人才最后变成了畸形的人才，变成了废材。　　

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成熟的志愿者行动传统可以依靠，而我们能够看到的NGO队伍又过于职业化和幼稚，很难依靠他们完成农民的教育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寻找一个真正具有奉献精神并且数量庞大的志愿者队伍。　　

更多的大学生已经把奔赴到农村去当作自我实现和能力锻炼的手段。　　

大学生支农最好的方式是抓住大学生自己的精神贫困和自己现有的奉献优势，以及农村的精神贫困和农村对自己潜在的教育优势，进行互补式的精神扶持，达到大学和农村精神的双向成长。我们应该意识到：大学生精神贫困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拯救农村的精神贫困来达到自我拯救；拯救农村的精神贫困的行动正好也同时拯救了大学生自身的精神贫困。双方正好互相补足，互相增长。大学生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根据农村的需要，把相关精神增长信息传播到农村，激励农村精神的生长。　　

这种活动是建立一种非盈利的信息交换机制。　　

大学生志愿者无偿地提供给这些负责人精神激励和相关信息，再让这些信息站的负责人把这些信息免费地向农民发放，同时反馈农民的信息需要；通过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工作，寻找专家和研究机构为之找到答案，然后再把这些信息反馈给农户。信息的传播必须有信息的内在的接受和扩散者，这个载体必须是一个很有公益心的农户，这个农户将会逐渐形成农民的一个信息中心，同时也是个精神生长点，是一个农民有可能粘结在一起的核心。　　

让那些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农民会因为这些富有献身精神的大学生的作用而产生一种崇敬感，得到一种精神传输，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可以凝聚的可能，这种精神可以传播、渲染，最后被农村中的一些先进群体或者先进分子接受，以此为契机，农村就有了一种合作。　　

在此以后，如果能够获得大学生行动、社会团体和社会各个阶层的继续关注和呵护，这些初步建立的农民团体就会进一步发展、扎根、扩大。这些就是农村精神的真正生长点。获得了凝聚好处的农民从此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团体，他们会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组织。农民的理性、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是足以信赖的。　　

创立独立的训练机构和训练方法　　

这既是刘老石的理论成果，也是他的实践成果。他将农村建设与大学生的成长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生支持农业的运动。并建立了培训机构。取得了社会和官方支持，进行了不断成长壮大的大学生下乡运动。　　

人民教育人民办，人民教育为人民。大学教育必须按照劳动人民的需要进行调整，增加专门的学科为劳动人民培养急需的社会工作人才和技术人才。这才是大学的宗旨。刘老石响应了时代的呼唤，牺牲了自己，艰苦奋斗，创办出了我国第一个系统性的、正规的农村建设大学生人才培养基地和培养体系。　　

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经验：　　

第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必须组织起来。　　

第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自己说话。　　

第三，要完整理解村民自治的内容，自治不只是选举一个内容，全面进行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第四，农村的最大贫困是精神贫困。要提高对农村的精神支持，增加信息流入。输血——造血——精神成长　　

第五，解决精神贫困要有一群具有牺牲精神的志愿群体，大学生志愿队是农村精神扶贫的主导力量。“大学生是红军”。　　

第六，所有既定的项目都要经过一定的改造，与当地基层政府和村民的需要结合。　　

第七，农村发展要多种支持结合：外界强大的精神支持+宏观制度上保障+必要的物质支持（最好可以再生）。　　

第八，做农村发展要有合适的切入口，现阶段要重视个体精英的推动力量。　　

第九，解决农村的问题要少花钱，多劳动投入。　　

第十，高举三个代表，坚定不移地和中央站在一起。　　

合作社制度的形成　　

制度可能更多是一种社区事务成长后自然而然的生长结果，而并非是用外力施加一个制度就可以解决既有的问题。　　

社区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一如既往的非常重视社区中带头能人的作用。而这些带头人如果有足够的奉献精神和工作能力，则不仅可以推动社区的重建，而且也能够不断的推动社区组织的成长。　　

其中比较好的配合是，知识分子提供智力支持、民间组织或志愿者负责推动操作、社区带头人是主体、基层政府提供外围支持，这样就会发挥出综合优势　　

案例　　

山东鱼台县的姜庄村原来就是干群关系非常紧张的一个村，后来在外来的大学生的帮助下，当地一个叫马宜场的带头人的带领下，建立了自己的社区文艺队。文艺队一建立起来，马上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以文艺活动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公共生活氛围，村里终于有了歌声和欢笑声。接着当地的农民带头人就不断的扩大战果，又请我们为村民做了多次综合培训，在培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社、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养兔协会、养猪协会、图书馆，原来的干群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干部愿意参与当地的建设，给予了比较多的支持，这样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始筹建农村互助金融。这样，各种组织互相起作用，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乡村局面。　　

另一个案例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位于山西永济的寨子村，那里号称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农会，他们是用另一种方式走过了自己的七年的新乡村建设历程。　　

这个农民协会是从农业科技服务开始的。七年前村上学校的教师郑冰，业余开了一家小农药化肥物资店。98年有一次一个供货商联系郑冰说要请两个西农大和运城农学院的老师到寨子村做报告，郑冰听了特高兴，忙前忙后张罗，等老师来了，才发现供货商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郑冰就和老师商量能不能多讲农业知识，别做产品广告。但供货商不同意，郑冰一急，干脆自己把老师来的费用给付了，一次就花了一千多块钱，但那次活动的效果特别好，结束以后乡亲们都问什么时候再办这样的活动。看到乡亲们这么有需求，索性又办了几次类似的活动。慢慢地她的小店成了周边地区的农业技术交流中心。　　

　　以后这个科技技术交流中心不断地向前延伸，越做越大。后来又让农户入股，成了股份合作制店，大家可以入股，也可以从中贷款。　　

不仅如此，还开始了文化活动。2001年7月郑冰联系周围的妇女，到妇联找来了老师，教大家跳健身秧歌和交谊舞，最初是十几个比较熟的姐妹一起学，还有人风言风语说闲话，可没过多久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寨子村妇女除了年纪比较大的，80％的都加入的进来。村前的空地上每天一到傍晚，几百个老老少少的妇女一起跳舞，景象颇为壮观，有些人一天不跳就好像少作了一件事一样。跳的人多了，光跳没意思，还把大家分成九个组，每天晚上比赛谁跳的好，优胜组成员，奖品是小红花。大家热情分外高涨，居然有一天因为争高低酿成了“跳舞事件”。看来，光让大家跳舞还不行，还得让大家懂道理，长见识。　　

恰巧那时电视里在放大学生辩论赛，郑冰灵机一动，要不组织大家也来搞辩论赛吧。大家就来辩一辩自己身边的事情：婆媳关系不好，婆婆责任大还是媳妇责任大？生男好，还是生女好？大家就吵得不可开交，不过好在吵完以后，总能总结出一点道理。搞了辩论赛，大家就感觉自己的知识水平不够了。这样寨子村的妇女又进一步组织起来学习，大家分成小组，每天晚上读书讨论，从天下大事到家庭教育，不断总结经验，什么生产生活技术交流；家庭教育研讨；政策法规学习，课堂中还为了增加趣味性涉及一些娱乐项目，通常是说笑话和猜谜语，他们管这叫“开心一刻”和“脑筋急转弯”，渐渐村里的大老爷们儿也有人加入了进来。　　

就这样寨子村的妇女在七里八乡都出了名，2002年三八节，大家想到市里展示一下寨子村妇女的形象，郑冰去联系了妇联的支持，组织周边500名妇女到永济市表演秧歌。到2003年正月十五又组织了1000多名妇女，从早上走到下午三点，没有一个人掉队，兴致特高。据说邻村来串门的都议论：“看这些寨子村的婆姨，真是没白活。”　　

　　从最初的办讲座到现在村民自发组织学习，都是水到渠成的发展起来的。　　

不仅如此，他们开始发动村里的人修路。前后花了七十多天，全部完工了，几届村委会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被村民们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了，又把村前的荒地平整出了一个篮球场，而且加起来总共只花了三万块钱。接下来在村里的卫生整治方面也搞的有声有色，一举解决了垃圾随处堆放的问题，还组建了一只由村里老年人组成的义务卫生监督队。　　

他们又进一步搞起来经济合作社，组织了一个纺织工艺品生产小组，一个蒸馍作坊；集中380亩土地，规划了小麦良种试验基地，统一种西北农学院的新品种；还在全村集资，用股份合作制建了一个环保涂料厂，专门派出十个青年人到北京“学技术，学管理”。与此同时，农民协会组建通过吸纳骨干，寨子村周边村子也被带动起来，目前已经全镇已有六个村设立了农民协会分部，有一些村子也模仿寨子村开始办学习班，培养乡村建设骨干，真有星火燎原之势。　　

就这样，从一开始的农民科技服务开始，一步步的向前推进，最后实现了从科技、金融、文化、学习、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再到乡镇工业的综合发展。一个崭新的新农村展现在人们面前。　　

口号　　

这个新的时代，是顶着烈日、冒着暴雨、引吭高歌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是骑着单车，苦行僧式宣传和行动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是和农民兄弟姐妹同吃同住同舞同劳动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是大学生建立农村合唱队，就是向六合彩宣战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是自己掏腰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重塑“红军精神”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是唤醒自身良知，重树民族尊严，挺起民族脊梁，叫做“理想”的时代！　　

四、合作事业的未来　　

农村建设的人才需求　　

合作事业的发展在其它社会环境的配合下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衰败，实现农村的快速发展。农村将由人才的流失变为人才的吸收。可能将出现一波城市人才向农村回流的潮流。使得目前人才在大城市集中的情况转变为人才向发展快速的小型城市集中，最终带动小型城镇周边的农村形成良性的整体性发展。从而彻底扭转大型城市与农村之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刘老石认为：首先看，农村对技术的需求，包括种养殖技术、市场拓展和信息服务人才是非常缺乏的；　　

其次，农村的医疗卫生、防疫治病技术人才是缺乏的；　　

再次，农村社区治理需要好的乡村组织人才，这也是真实的；　　

最后乡村教育人才和乡村文化人才也是大量需求的。　　

所有这些内在的需求在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战略口号的推动下已变得实实在在，变得非常迫切了。　　

刘老石建议大学生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之中：变消极打工为积极创业。比如到农村去做村官和发育各种农民组织。　　

我认为对于市民来说，农村的土地如何获得？产品如何销售？产品销售往何处？乡村互动能否变成乡村生产与消费联合体？这些方面还有许多方式等待我们去探索。　　

对新的社会生存方式的探讨　　

合作事业的发展可能引申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城市当前的这种生存方式、生存模式是否是可以持续和复制的？是否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等待我们？　　

有可能这种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即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生存方式可能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需求。　　

也就是说，这种生存方式对于人类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制度发展的需求就会自发地将人们引导到这种生存方式之中。失业、生产过剩、金融投机过度、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增大等等现象就会必然地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对于社会财富的配给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因此，一种新的社会生存方式可能将成为我们下一步探索的方向。例如，否定贫富差距。肯定缩小贫富差距的共同富裕。将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为社会的发展目标。否定单纯发展物质的发展模式。肯定按劳动能力和时间分配利润，否定按资本分配利润。肯定公有制存在的合理性。等等。但是，如何让这种发展避免曾经陷入的或者是左、或者是右的歧途？这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合作事业的未来是一个广博、曲折、漫长的过程　　

一代一代的合作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和理论经验，然而合作事业仍旧没有成功。这说明了合作运动是一个历史性的、长期的社会建设运动。人们应当能够从中得到物质的正向回馈。　　

然而，我们仍然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些困难真实地阻碍着我们的前进。包括来自于政府的。政府手中的许多资源是失控的资源。这部分资源没有被用于社会的建设。　　

对于个体来说，合作创业的成功，也不是一种急切能够实现的事情。更多的，在初期，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说，有计划的，合理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合作社运动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不是一个个人运动。合作运动的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我国的综合合作社立法将成为合作社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五、启发与思考　　

我们经济增长中科技的贡献率太低　　

软环节指的是产品设计、包装、批发和零售等环节，　　

很多到农村去的学生回来后一致认为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总体上来说是这样。但对于我这种专业化比较强的人来说，我应当发挥我已经具备的优势。不是英语。而是设计、包装、零售。　　

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发展　　

城市与农村的差异　　

农村的合作运动的过程可以归纳为：首先通过广泛的文化领导建立共同的思想空间，形成公众舆论，在这个空间中宣传合作文化。然后在合作文化的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能够盈利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乡村建设和经济。最后是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包括教育、医疗、政治、道德、经济等等。它的环境特点是：资本主义的触角还没有控制乡村的劳动人民。乡村人民没有参与到任何经济组织之中，处于停滞、绝望、麻木的分散状态。　　

用信息与控制论对这个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具有这样的规律：依据存在于农村的天然居住聚集环境与内部组织。在这个环境之中制造信息的两极。然后在信息的两极之间形成信息和物质的流转运动。建立信息与物质流转运动的正反馈机制。当这种正反馈机制建立成功以后，形成了一个运行起来的，能够向外部散发负熵和物质能量的微观组织。　　

我们考虑在城市建设劳动合作经济组织，就要面对城市的环境与现实。　　

在城市中，劳动者的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困难的。　　

21世纪初叶中国城市的现实是精神的荒芜。物质主义、金钱至上、功利主义、官至尚思想在城市中横行。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在党的12大报告中也认为“文化的发展”应当符合“市场的需求”。私有化横行过度。因此，我认为城市中的精神是贫乏的。个人竞争文化、个人奋斗文化占据了青年人的头脑。城市人虽然身处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分工之中，却用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　　

从合作文化的角度来看，城市中人虽然居住密度大，但流动性强。在居住小区中，劳动者之间难以构成充分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天然的、历史的信任。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组织化的历史思想财富——旧的公有制企业——已经悉数被破产。原来的具有合作思想的劳动者们被下岗，成为了资本能够任意摆弄的待就业人口。而且他们年岁已高，逐渐地退出了劳动力大军。新生的劳动者很少能够继承下这笔历史思想遗产。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实的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沃土。资本主义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居住在城市中的劳动者。首先，存在庞大的失业人口。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供给。而且劳动者具备了“个人奋斗”文化。在这种文化的作用下，劳动者之间互相竞争，让工资向社会规定的最低工资和“一般均衡”的工资水平竞赛。　　

现实的城市尤其适合垄断资本的发展。面对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垄断资本通过一小撮资本家控制大规模的资本与信用资本，借助劳动者自己的存款剥削劳动者。城市成了劳动者的梦魇和垄断资本家的天堂。在官至尚文化盛行的中国现实社会，官僚、黑社会、垄断资本、投机资本正在短视而疯狂地将城市改造成为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的乐土。他们的勾结所形成的主流文化也在通过各种主流渠道暂时地压制了劳动者的文化声音。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在社会全部领域向劳动者与其历史文化遗产的疯狂进攻态势。但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此，城市是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占领区与基地。　　

因此，未来中国的合作运动的发展势态可能会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城市中在资本主义控制区进行地下游击斗争，逐渐建立根据地，最终形成胜利会师的局面。我们要在农村，这个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痛击资本主义的势力，占领农村，形成根据地。要在城市中宣扬劳动合作文化，开展隐藏在资本主义外壳内部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建设。深入到基层，建设熟人社会、宣扬劳动合作文化，提高劳动者的思想觉悟。增强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控制区的势力。　　

我们要推动综合的《劳动合作法》的立法进程。　　

互联网是合作劳动文化向资本主义大本营——城市社会——进行渗透的有利工具。虚拟空间能够缩短劳动者之间的距离，形成一种新的劳动合作形式。我们要利用好这种新的形势，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我们的思想建设工作。　　

城市与农村的联系　　

提倡和组织城市向乡村赞助实用技术　　

如果在城市中从事科技工作的劳动者能够利用自己掌握的实用技，采取义务劳动的方式费资助农村的市场、信息、农业、机械、化学、医疗、体育、文化等等方面的建设，对于自己是一种没有什么难度的科技活动。对于农村来说，简单、成熟、容易实施的技术能够改变乡村生活的状态，为乡村经济组织的起飞提供一股强大的推力。城市科技工应该能够通过赞助技术劳动，同农村结合到一起，与农村共同成长，并享受到农村成长带来的喜悦。　　

实际情况是，中国农村也有大量的科技需要——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西部集水）。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里的科研院所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却无人问津。　　

下面以印度的一个乡村为例，观察城乡之间要形成良好的互动。印度一个村的副村长本人就在电信公司里面工作，是个很好的工程设计人员。他将适用农村的科技――中间科技。带回到乡村，解决了乡村的集水等难题，从而逐渐用乡村合作组织推动了社会整体成长。　　

用先进的合作文化、和谐发展观改造城市的竞争文化　　

提倡一种适用、适度、舒缓、人性化、环境友好、低碳、人道的生活方式。　　

城市的文化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性。　　

资本主义的文化是一种人为的文化。但这种人为并非是人类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彻底自觉。资本主义是从私人拥有的资本增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构建整个经济系统的。为此，他们可以无限地放大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的欲望，从而为生产提供理由。而不考虑消费行为对于整个社会与环境带来的伤害。这种制度发展到极限，就可能出现污染整个星球来满足个人的某个无意义的私欲的程度，只要这个人有消费的能力。资本主义毫不排斥财富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想方设法地开发奢侈品以满足富人的消费能力。然而，在这种两极分化中，许多对整个人类有意义的科学研究、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却萎缩并且停滞。社会的发展也随之停滞了。如果人类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会走到将人类星球的所有资源浪费干净，却无法开发出足够的科技拯救这一切的危险地步，最终导致人类这个物种的灭绝。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是一种彻底的自觉地人类自我设计的社会制度。　　

只有与人类内部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社会形态才能够在人类整体均衡增长的同时，不断发展人类未来成长所需要的高技术。这个责任，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承担起来。因为资本主义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他们局限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伪科学的假设文化的钳制和强大的制度约束之下，被一小撮资本家统治而无法自拔。我们将看到，劳动合作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子集。我相信事实也将证明这一点。　　

合作劳动文化的原则，就是以发展每一个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提高其社会地位为目标。随着劳动者的技能与地位的提高，社会总体的创造力、创新力、科学技术水平都将得到提高。并且，在提高的同时，维持在一个保持社会发展均衡性的水平之上，财富的两极分配所导致的财富配置的低效率由于偏离了根本原则将得到根治。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冲突将得到化解。因为人类不再追求占有和无意义地消费自然资源，而追求自身内部的素质技能的提高，人性的升华。我相信一个个人人性得到了升华的人一定是一个对地球负责人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人的人性得到了什么程度的升华。　　

一个人的人生存在，如果在获得了金钱与名利之后，停止了对社会的劳动与创造，开始走向吸毒的道路，请问，这个人的存在还有什么高尚的意义？这只是我们社会中一类极端的例子。人生目标的缺失，在整个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由其严重。当人生目标缺失之后，他们必然会将资本主义主流媒体所宣扬的拜金、拜官、拜黑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这种人就是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资本主义文化正在腐蚀劳动人民。甚至于企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这些罪恶的文化当做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当认同并捍卫的文化。难以想象这些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现象幕后推手的内心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已经走上了反人类的一条道路。　　

或许这就是所谓“文化要适应市场的发展”的现实结果。然而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是一群拥有神性的民族。不是能够随便地被“市场”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随意摆布。人类自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他有高尚的人类文化，如果连文化都要放弃，而甘愿充当市场的奴隶，恐怕他的一生能够体会到诸多市场给他的苦乐，却终究难以感受到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什么滋味。究竟是什么力量驱动着他们进行“削足适履”运动呢？——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歧途改变人性的程度，我想它也就该碰壁了。　　

我们需要在乡村的劳动合作组织建设中发展出属于我们民族的合作文化、和谐发展观的文化，然后依靠这种先进的文化向城市进军。有志于城市思想建设的人，应当像刘老石一样，将自己的觉悟与技术通过技术劳动方式的赞助带到农村，发展农村，发展和谐文化，然后再将和谐的文化带回到城市。　　

城市的思想建设问题　　

1、在城市中建设熟人社会的尝试　　

我认为熟人社会是最成熟的社会结构。一个组织的发展，首先要发展到熟人团体的程度。然后再从这个程度继续向前发展。熟人社会能够自发地遴选内部人员的意见，将富有意义的意见遴选出来。　　

熟人是人与人互相的了解从表面深入到理念的程度。熟人之间是一种互相承认的关系。这种互相的承认，也是其存在所必须的条件。因此在熟人社会中能够产生真正的、持久的信任。　　

农村是熟人社会，传统的社区就是依靠熟人关系的存在，从而构成了道德社会，这是农村社区存在的基础。精神文化生活和经济组织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文化的匮乏使得农村变得难以协作，失去了可以合作的基础和纽带。　　

原来道德是通过熟人起到作用的。如果不能在城市人之间进行文化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熟人社会，也就不可能形成道德和舆论。没有公共空间。就不会形成合作文化。因此，在城市劳动者之间建立熟人社会的尝试也可以从共同的文化活动开始进行。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活动是适合城市年轻人的呢？　　

2、自由文化与制度文化　　

我们的社会中不缺乏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就是一种外来文化，是被充当为制度自我运行需要的一种工具。　　

例如酒吧文化、餐饮文化实际上都属于制度文化。酒吧文化是外国企业带入中国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的需求。而餐饮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权钱交易与寻租之需要。　　

TV文化也是一种制度文化。电视新闻基本上已经成了“作假的艺术”。电视新闻不但没有承担起为终日劳作的劳动者提供无产阶级思想与运动的最新进展，沟通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的目的，反而成了阻隔人民群众了解真实世界，令人的头脑变得愚钝扭曲的工具。　　

主流网络文化也属于一种制度文化，他们是一种满足于大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媒体工具。其所宣扬的基本理念就是大资产阶级希望劳动人民所具备的思想、价值观。　　

这些制度文化都不属于自发文化、自由文化。他们都不能够担当起形成属于劳动人民的公共空间的责任。甚至他们会恶意干扰劳动人民建设自己的文化空间、话语空间。他们更无法容忍劳动人民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什么是自由文化呢？　　

自由文化的几个共性特点是：自发性、参与性、形成公共文化空间、自主性、可持续性、扩张性、生命力、非精英民众性、普及性、劳动人民为主体。　　

某网友发展出来的以异地打工者为主体的兄弟连，应当属于人民自发的文化。这就是一种兄弟亲情的文化为纽带形成的组织。现代人缺少文化。文化是一种由精英提供的，老百姓的消费品，还是一种人民自发的行动？前者还是否属于文化？没有了文化的创造，文化就不是文化了。文化的自发性与文化的资本制度性。自发的文化更为持久。而制度性的文化却被各种剥削阶级当作工具加以运用，统治人民的思想空间。　　

红歌会，应当属于自由文化。自由文化的特点就是民众自发性，原生性。是人民自由思想的展现。但是我们很难在遍布于公园的红歌会之中发现年轻人的身影。因此这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城市中的青年人缺少自由、自主、自发的文化空间。　　

由于缺少自发的文化空间，城市的青年之间的团结、青年工作都处于低谷。这直接导致了城市中大龄未婚青年的增多趋势。由于缺少自发的、自由的、持久的、普遍的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文工团”之类的群众文化运动空间。青年人没有可能在这种空间中自然地结实，自然没有可能形成稳固的恋爱伴侣。这种扭曲，自然催生出了婚姻市场经济。这可以作为市场改造人性的一宗恶果。　　

自由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例如，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即使在退休之后仍然会组织到一起排练当初年轻时代曾经排练过的节目。因为自由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是符合人性发展的方向的。年轻一代缺乏自由文化的亲身体验，已经体验不到做一个完整的人应当体会到的高尚情操与感受。年轻人沉迷于色情、暴力、网络游戏等等腐朽文化中难以自拔，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悲哀的事情。很多年轻人由于受到市场原教旨文化的侵害过深，几乎没有机会体会到做人的真正高尚感觉，处于这种境地的年轻人的内心极度痛苦，这成为他们轻生的一个原因。市场原教旨主义磨灭了人性，将年轻人变成残忍的怪物。由于这种非人类的文化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力，受这种文化影响的青年人自然也就会出现生命凋谢的现象。其丑恶简直令人发指。其危害已经没有语言能够形容了。而人性对市场的妥协竟然出现在我们政府的报告之中，这说明了撰写这份报告的团体对资本主义的迷信程度达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3、设想中的城市自由文化　　

虽然，我们很难在城市中寻找到属于年轻人的自由文化。但我们能够凭借理想主义的精神，为未来的城市自由文化进行一些构思。这些构思将成为未来行动的初步指南。　　

首先，文化建设具有教育、舆论功能，创造了公共空间。　　

文化建设的教育、舆论功能，创造了公共空间。用街头剧、唱歌、快板、戏曲等形式达到教育目的，农民会把法律政策、道德风尚、表扬批评，溶于这些具体的表达形式中，让农民高高兴兴的接受。不仅如此，这种娱乐也造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并进一步形成了公众舆论。舆论空间的形成，是农村社区真正形成的开始。在此之上，农村的公共生活才得以恢复，社区的整体性才会体现出来。　　

与之类似的，我们在城市中很少见到这种形式的表演，更少见到青年人主导的、自发的、普遍参与的这种文化形式。因为现在的城市都是大型城市。一个人工作与睡觉的地方可能距离30公里。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延长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显然是延长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些超空间的手段，例如“虚拟空间”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从而建立起稳定的公共空间。然而虚拟空间的匿名性由造成虚拟空间难以形成真正的信任基础。而且虚拟空间也并非完全稳定。　　

显然，不论是虚拟还是现实，在城市青年之间构造公共空间是困难的。这也是现实中缺乏这种公共空间的原因。　　

但为何毛泽东时代并不缺乏这类空间？　　

4、通过建立消费合作社建设和丰富城市劳动者的文化空间　　

与农业生产者直接对接的消费合作模式，能够帮助处于市场上弱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避开中间商的控制，直接进行消费，实现消费的计划性、稳定性、人性化、合作化。并且，在消费者之间能够结成利益共同体。促使了共同空间的形成。　　

消费合作社通常由居住在一个地区的消费者，主要是家庭消费者组成。参加者多为中青年家庭主妇。这些主妇中的一部分是全职主妇。、　　

成立消费合作社，需要固定的运营空间。这些空间作为取菜点，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加入社员要交纳约几十元的会费。成为股东则要交纳几百元的股金。合作社要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成立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聘用总经理。总经理聘用工作人员展开工作。　　

所购蔬菜直接与农村农民建立联系，以保证菜品供应的高品质、低价格。　　

这种模式能够在台湾和其他国家成功建立起来，我相信也能够在我们这里建立起来。　　

目前社会上的各种团购团体，应当自觉地吸收消费合作社的合理制度成分，尝试向这个方向进行转变。　　

消费合作社作为一个消费者联合的公共空间，有责任倡导适度、合理、理性、环境友好、和谐的消费文化。培养社会成员理性健康的消费习惯。开发出符合社员需要，普通商场渠道难以提供的新产品。　　

为何在国家规定了药品的最高零售价以后，很多药品出现了“降价死”，也就是说，经销商和生产商因为药品利润低，而停止生产？这就是追求利润的结果。常规药品已经没有很多创新的空间。但整个供应链却充满了对于扩张的需求。那么这种扩张就演变成了针对消费者与劳动者的合谋，合谋形成垄断，垄断形成剥削。　　

小农，作为最初级的末梢生产者，也是被大集团剥削的对象。因此由消费者形成消费合作社，由生产者形成生产合作社，二者结合形成供销系统，就能够最大幅度地降低中间商对两端的剥削。　　

不仅仅是影响中间商，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改变消费习惯，通过消费者的联合，将这种消费习惯传达给生产者，让其生产朴素的产品、质朴的产品，而不是那种添加了瘦肉精、色素、增味剂、防腐剂的产品。杜绝奢侈浪费、华而不实。杜绝刺激人的不良欲望。　　

要提高生产的计划性，杜绝投机。消费合作社能够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稳定的供给关系。这就能够为生产者提供生产计划。从而变盲目生产的市场波动变为计划生产的市场价格稳定。这对于提高小农的生活水平和心理健康程度是非常有利的。　　

建立起合作文化。我们建设消费合作社作为城市劳动合作运动的第一步实践，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合作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中的传播。人们通过消费合作，能够切身感受到“联合起来，一起干”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不论是从产品的品质、价格、与生产者的关系，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还是与自然的关系中，参与其中的人民都能够感受到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人类崇高的精神。人们从此远离了欺诈、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公共文化空间，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亲密的供销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不再依靠农药、化肥、食品添加剂作为中介，人类能直接地接触到大自然的真实味道。这一切都将给参与到其中的人民一种重新做人的感觉，一种成为真正的人的感觉。　　

实际上，消费也是一种劳动。人们虽然天天消费、必须消费，但消费并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的目的是将产品中的使用价值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变得更加美好。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就要进行商品的选择、购买、侃价。这些就是消费。消费难道不是一种劳动么？消费合作社就是将每一个消费者的个体的消费劳动集合到一起，通过民有、民主、民享的方式实现劳动的合作，增加劳动的力量和效率的。　　

这就是为什么通过消费合作，人们能够用更少的价格，更便捷地获得质量更高的产品。这也是消费合作存在的理由。　　

这种合作文化将带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　　

5、劳动合作社的创立　　

城市劳动力是按照专业的匹配组合起来的。并不是按照居住的距离组合起来的。因此，城市的劳动力的聚集的初始运动，就需要一个专门以创业为目标的组织加以推动。并从社会再分配领域吸收资金。或提供金融支持。这可能是与农村不同的地方。　　

因此，城市劳动力的聚集，首先应当聚集具有这种觉悟的人。之后形成一种通用的，孵化劳动型合作社的组织。再用这个组织的力量建立以专业为单位的经济组织。然后再用金融支持，将这些组织联合在一起，形成合力。　　

6、建立科技劳动合作社为农村提供技术赞助　　

科技人员需要在与农村的科技互动中吸收发展科技事业的精神力量。进入到振兴农村建设的事业之中，科技人员将发现一个广阔的对科技有着广泛而深刻需求的大空间。这种需求能够振奋技术人员的精神，为他们开发新的技术提供方向。科技人员需要向具有合作精神的农民、工人提供中间技术，提供技术劳动赞助，与基层融合在一起，技术人员就拥有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7、形成遍及城乡的劳动合作舆论，推动综合性《劳动合作法》的确立。　　

综合性的《劳动和作法》的确立将成为劳动合作运动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合作思想的启蒙运动　　

从梁漱溟到刘老石，劳动合作运动人的共同感悟是：首先需要一场合作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一种劳动人民自主的思想启蒙运动。走思想启蒙道路，通过散发太阳光芒的合作劳动的思想引导，启发劳动人民对合作文化的向往、学习与实践，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启蒙是蒙昧者对真理的自发追求过程　　

启蒙既不是外部的物质利诱，也不是外部文化的冲击，而是自发的学习、探索。文化的改变和新文化的创生，物质利益的诱导是基础；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须有足够强烈的外力冲击；如果这两种东西都没有，那就一定要使之成为一种让群众广为接受的自愿性的行动。如果这两种东西都没有，那么文化的变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为了避免我国社会走资本主义的“奢侈中的停滞”的老路，提升社会内生创造性，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学习合作文化，进行文化上的变迁，消费与生产结构的质的变迁，从而求得更好的国际生存空间。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学习合作文化以获得人性的升华。这就是启蒙运动能够存在的理由。　　

2、通过多种途径，包含多层次内容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文化的载体是丰富的。文化的形式是多样的。文字与博客只是一种形式。多种形式并存，文化的影响力才能够实现。文化不仅仅存在抽象的影响力。而且存在着需求者的个性差别。　　

梁漱溟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可以利用更多的、更丰富的我们社会现有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资源来为我们服务。因为解放前的人民大多是文盲，因此采取演文明戏的方式进行宣传。但现在的情形有了很大的转变。人们能够识字、能够上网。只要我们讲我们的主张放到网上，就能够有人来看，看过之后如果转载，就能够扩大影响。一年以前，微博也没有流行。时代在发展，要根据人民和时代的特点选择文化传播方式。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具有特色的文化需求。面对信息的海洋，每一个人都会加以取舍地进行信息消费。利用这些社会的公共资源，形成一种属于微观的活力的组织力量。　　

3、在多个层面扩展和交融　　

刘老石从一种比较单纯的“大学生支农”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上寻找和探索整个运动的合理性。我们应当从政治、技术、社会、经济、道德、法律、城市等多个方面分析对于劳动合作运动需求。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统一体，因此对于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必然存在多方面的共同需求。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些阶层中劳动人民对于合作的需求，就能够发动新的力量从各个方面支援合作运动，最终形成会师的态势。　　

4、个人要走向社会　　

个人要走向社会。只有走向社会，社会才属于你。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个人有需求，同时也是一种源自于个人自身的觉醒和自我建设。这就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每一个阶段和类型的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责任。任正非40多岁被下岗，还能够白手起家，形成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可见关键在于各人有没有能力站出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不抓住机会锻炼自己，对于个人来说就没有希望了。　　

5、要取得政府、执政党的理解和支持　　

劳动合作思想的启蒙运动是与社会成长相互统一的，是整体社会运动的子集。是民众自发、自由、自觉的联合。应当获得当代先进文化的支持。合作运动是一场符合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增强社会民主法制程度的运动。将成为党与人民的密切结合，形成人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6、将立法作为运动的阶段性目标　　

要争取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合作社法》依靠法律保护人民的合作社运动。　　

7、要从公共品的角度对合作制度进行研究　　

劳动合作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制度在理论上是公众制定、公众遵守、公众获益的。制度能够无成本的分享。制度的制定与推行却需要成本。这种成本，需要具有奉献精神的合作运动参与者共同合作加以克服。合作运动要给社会提供一种公共品、制造一种公共制度和文化。　　

同时，通过研究公共品，对公共品与非公共品进行最恰当的分类。然后分别地在社会、组织、个人这三个层次上，正确地安排这几种公共品的供给方式。通过实现这种合理的公共品的供给方式，来确定我们的制度的最终形态。　　

现实中，制定制度也是可以谋取私利的。因此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对制度的制定有清醒的认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参考文献　　

刘老石遗著　　

蒋玉珉《合作社制度创新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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