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建路上失去一双奋力前行的脚——纪念我的支农引路人刘老石

乡建路上失去一双奋力前行的脚

——纪念我的支农引路人刘老石

（马永红2011年3月26日西安）

一场幻想中的激辩

上周我因事在北京停留十多天，离开前夕曾专门赶到老刘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所在地，京郊的温泉镇某村落小院。在路上我向同行的朋友玲玲提起刘老石，那是怎样的一个老师，我当时只用了一句话，他是我们大学生支农的引路人，我们习惯叫他老刘。每次路过北京，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前往中心拜访，哪怕老刘本人不在，我也想去那个被他们命名为“西山雨舍”的小院子里转转，看一眼那些与我曾经并且正在同一个方向上奋斗的青年人，感受一下那些久违了的理想团队的战斗气息。像我这样选择支农走向底层的大学生都是从这里吸取精神和思想营养，进而获得在田野间继续前行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老刘就是我们的精神导师。

那一天老刘不在，有人说他在外地出差未回。于是我就只有和张斌等人坐在小院子里闲聊，当时阳光明媚洒满整个小院，李昭还在旁边挥汗如雨地清理着地上堆积的垃圾，马雪霞从我们眼前走过，并讶异于我的突然来访，并随机向我打招呼，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和温和。我们的话题还是围绕着老刘，围绕着全国的乡建动态，并聊到了他的读博。我们还说博士毕业后他将会带领他的团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多的资源，走向一个新的领域。并且当时我在想，要是老刘恰好在这里的话，我们是否会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激辩。

我想他会说我做事不注意策略，而我会反驳他运用策略不能够失去原则，我想他会说我不应该把乡建改良和民众启蒙结合起来，而我会反驳他这正是乡建需要突破的瓶颈……我想辩论结束后，他会说你怎么还是这么瘦，我会说你不是也一样吗，我想然后他会想我微笑，并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啊。

这一天阳光持续时间不长，到了下午整个北京的上空即布满了乌云。我和玲玲在百望山的望京楼上向四处望去，顿时想到孙恒的歌词“北京好大好大，北京没有我的家”，再联想到这几日在京拜访的“各派”朋友，回想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从接触老刘那一年到现在，我和陕西的团队已经走过了整整六年，而目前又在一个新的征程上，所谓“突破非易事，唯韧在心间”。当晚即有一种莫名的情绪萦绕在心头，使我久久不能入眠，右眼皮也跳个不停，临走前和马阳一起吃饭喝了没有两口酒就异常头疼，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如此异常的反应。在回西安的火车上，我接到常竹青的信息，问我在北京是否见到老刘，并说老刘出车祸了，深度昏迷。随即我问白亚丽，白亚丽回复刚接受二次手术，已有好转。我当时还在想一切都会没事的，但是哪知道就在那个晚上，老刘竟然离我们远去了。

一个人生拐点的引路人

与众多青年学子和老刘结缘一样，我也是在大学的迷茫期碰到的他。当时我对现实中的大学充满失望，但是又找不着出路，自己初次尝试走出校园但又无法协调支农和学业的矛盾，后来我就直接休学回乡支农并且加入了老刘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已毕业或者休学的大学生聚集到北京，也是那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老刘”，我以为他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年纪很大的大师级人物，哪知道他很清瘦，穿着件不新不旧的衬衫，并且也是和我们同住，每天午饭时候他和我们一样蹲在办公室外面的小道上，大口大口地吃着萝卜白菜，感觉特像一个一个朴实的农民。我是一期人才计划培训班班长，来之前我就给老刘说好培训结束后我要回老家驻点，老刘不但答应了，而且还给我派了另外一个叫鄂小明的学员，我认为这正是他对我在陕西工作莫大的支持。

原来我以为我们陕西的大学生可能是全国最早自发性走向农村的，我们所促成的农民协会可能是全国最早的农民合作组织，但从老刘的叙述里我才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京津塘的学生已经很多次下乡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同时才知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有那么一些如晏阳初、梁漱溟式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那一次北京之行，使我意识到自己如同井底之蛙般的浅薄，使我意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促使我不断地思考，从此之后我不再把去农村实践当做简单的体验，而是当做一项有责任感的事业。

我总在想，假如我能够为占中国区域面积最大的农村、为在国民经济中起基础性地位的农业、为占中国人口比重最多的农民做事并且获得他们的支持，那么只要我们足够坚持我们就可能再造一个新的社会。假如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农民过上幸福而又尊严的生活、使农村变得富裕而又和谐、使农业能够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推而及其他弱势群体领域，一个新的社会将由此诞生。假如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五年，我们就会在这一领域有着自己的影响力，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假如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坚持十年，那么无论成功与失败，我们都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这一受到老刘启发的想法支撑我在陕西走过了六年的支农岁月，在面对各种困难挫折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位在我十字路口的引路人，于是我就告诉自己，老刘都在坚持，陕西的我也能。

一个富有激情和责任感的好人

老刘比我们这些大学生年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远远比我们更有激情，好几次在乡建中心，我都看见他吆喝着我们睡觉，说要拉闸限电了，而他却还在电脑旁忙碌到深夜。其中有一天晚上我和老刘同住一个房间，当时下雨屋子上面还时不时滴一两点水，我和老刘聊了一会他就不再接话，原来他实在太困就先睡着了，但是我却听到屋子外面传来有节奏的咚咚的击打声，我感觉是贼在砸外面大门的钥匙，于是一阵紧张，随即小声地喊老刘老刘，但是叫不醒。而我又不敢大声或者开灯，于是借着窗户外面透进来的弱光起身去推老刘，老刘哼哼了几下就被我给推醒了，我给他说有贼在砸门，老刘忽地起身，并问在哪里。我说你听声音，然后我们就都屏住呼吸，那种击打声还在有节奏地响着，于是老刘也披了衣服，然后开了灯，迅速地从墙角摸了个木棍子，让我跟着他去看看，我们高度警惕地冲出去竟然什么也都没有发现，而敲击声竟然也不想了。于是老刘在门口故意剁了几下脚咳嗽了几声就回来关灯继续睡觉，但是没等我们睡踏实，那种敲击声又响了起来，我们就想这深更半夜的谁在砸门，又怀疑小偷是在砸旁边别人家的门，但又不敢确定是小偷，也不敢黑里咕咚地出大门去找，干脆我们就把屋子的灯再次开着，于是敲击声就不响了，老刘还故意在屋子里的墙上用拳头敲了两下，和我高声说了几句话，之后给我说没事了睡觉吧，但是我经此折腾睡不着，老刘却又呼呼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依然给我们上课，一笑就会笑出声来并且露出洁白的牙齿。他时不时挥舞着右手，还喜欢拿我们在座的学生举例子，显得特别幽默。在他的课堂上我们总是能够听到国内最新的乡村建设动态，如某地的大学生支农有什么创新，某地的合作社有什么教训。他常说，青年人活着要有激情，更要有责任，而青年人中的大学生更应该如此。人要是没有了激情，就没有创造力，人要是没有了责任，就没有了良心。谈到当前文化的衰败，许多大学生的沉沦，国家未来发展的困境，他竟情不能自禁，扼腕叹息。

有一次他来西安给这边的大学生做演讲，从北京到西安，硬座来硬座往，席间听说我们村有个叫周娅的小女孩得了白血病，他毫不犹豫就捐了二百块钱。在我2005年竞选失败并在一段时间内致使在村工作无法开展，且外界对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的行为颇多非议时，老刘选择了对我的包容，每次面对我在陕西实践的新调整，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句——你真是能折腾啊，然后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在老刘眼中温铁军是他十字路口的引路人，他总对我们说是“跟着温老师不会走错路，因为温老师对国际和国内局势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时至今日，许多后来的支农大学生都以为最后我被开除出人才计划班了，毕竟我在陕西所做的的新农村实践与温铁军他们所倡导还是有所区别，虽然我也在组织大学生下乡、也在推动农民组织建设，也在培育基层文化因子，但是在此期间，我也曾前后两次竞选村主任、三次提起对当地政府的行政诉讼等等，于是在许多乡村建设者眼中，我还是走的太快太急了些——他们认为乡村建设是改良，只谈经济或者文化，莫要介入左右主义之争或者底层政治漩涡。

而即便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老刘依然选择对我的包容和支持，他继续接收我所推荐的王飞龙、杜继文、杜凤翔、殷本涛等在陕青年参与他们的培训。记得自己大学本科毕业后去北京见他时，他依然在给我做思想工作。他说我们这边可以给你提供更大的平台，你来北京我们可以一起来推动全国的大学生支农，不要总呆在陕西，去全国其他地方走走。而当我告诉他我想在西安创办自己的机构，并且希望能够得到乡建中心的资源支持，他说我们这边本身就很艰难，境外敏感基金会的钱我们不敢要，国内过左或者过右的学者我们又不敢请，几乎是没钱又没更多的学者参与，要是你想要我们这边的书，《中国改革·农村版》还有些你可以自己去挑，要是你想要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我得好好想想。最后，他很严肃地说，我再问一遍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要想想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他就转身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空空的宿舍。

在我眼中，一个人的成功就在于要最终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这种实现因为社会环境的制约或者个人能力的限制则有两种不同的层次。第一种就是能够直接地在最大的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他们多是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大英雄，有的甚至被同时代或者后代冠以伟人，但是这种成功毕竟只是少数人才能够达到。而另外一种成功，则是能够间接地在底层或者中层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尽管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小的社区或者生活圈，但是他们对父母孝敬，对妻子忠诚，对孩子呵护，对朋友忠义，对弱者同情，并且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以弱者帮助，也许他们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和惊天伟业，但是他们却是这个社区或者小圈子里的脊梁，当他们有一天离世时，会有更多的人在心底默默流泪，默念“世界上又失去了一个好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老刘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好人，一个富有激情和责任感的好人。

一次不欢而散的毕业聚会

我很少见到过老刘流泪，而他也总说自己是扎在农村的石头，石头就要坚强。当我们那一期人才计划毕业总结时，整个讨论充满了火药味，有几个学员借着提意见的机会诉苦，并且质疑乡建中心和老刘的某些做法，老刘在前台坐着，默默地听并且时不时地做些笔记，偶尔他会对学员们的提问做些回应。当晚的毕业聚会，老刘当然也在场。我们放肆地喝酒，一杯一杯的下肚，并且说着各自的真心话，其中提到詹玉平的离开，提到游丽金的离开，当时老刘显得有些委屈，但是他并没有争辩什么，只是陪着我们喝酒。也许是最后一次学员聚会，因此我喝的比较多，最后竟然醉的滚在地上，当时聚会还没有结束，老刘一个人就把我抱着，连背带拉将我带回了宿舍。当时在路上风特别大，我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他连给我说了几个难，我说你流眼泪了，但他说“没有，我是老石，我能流眼泪吗？”后来他给我脱了鞋子，我就一直昏睡。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知道当晚老刘并没有再去聚会现场，而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默坐，再后来其他学员们回来，他和其中一个人还起了口角，并且一怒之下将办公室的门踢烂，之后背上那个小包扬长而去，谁也拦不住。第二天正好有一个重要的论坛，按理他要要出来做一个讲话，并且要亲自在结业大会上给我们发毕业证书，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已关机，发信息他也不回。

我们当时都在揣测，老刘当天晚上去哪儿了。深更半夜的，没有公交车，郊区出租车也很少，他要是到了北京西站也不一定有开往天津的火车啊。但是老刘后来连续一周都没有在北京出现，我想他一定是联想到学员们在会上的发言，联想到最近中心出现的人员变动，联想到他这几年在乡建路上的付出，进而感觉到付出似乎未曾得到应有的回报，人才培养计划在他眼中如同“乡村建设的黄埔军校”，而整整一年下来，能够四散出去独当一面的人在哪里？我想那一刻他如同一个受伤的孩子，试图去寻找没有风的角落。

这些年来，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抱怨生活，很少在我们面前谈他的家庭，我竟然不知道他是否有孩子，孩子多大叫什么。普通人所常有的假期和周末，他几乎全部是在北京和天津的火车上、在大江南北的农村里、在黄河两岸的学生中度过，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已有家室且身为人父的男人来说，必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反思一下自己这几年所走过的路，在面对家庭和事业的矛盾时，在面对爱情与生活的选择时，自己显得是多么的矫情和渺小。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应该拿得起放得下站得住，最重要的是能够把将痛苦独自承担却将快乐与众人分享。老刘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没有家，而是因为他已经走出小我开始走在实现大我的道路上，这其中必然会碰到这样或着那样的困难与挫折，尝尽人世间的苦辣酸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到他说放弃乡建，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公开流泪，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是什么使得他变得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抛弃人世间的浮华与繁杂，而依然能够掩饰自己内心的悲凉与悲壮，在乡村建设大路上微笑着前行。

非大师，胜过万千学者

他本是天津科技大学的一个很普通的老师，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完全可以和诸多在校的老师们一样，照本宣科混工资，但是他却不满意于从课本到课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教学，于是他带领一部分学生走了出来，从此之后他把他毕生最多的时间和心血都投放在了乡村建设之上。

假如说温铁军是北派乡村建设的大脑，那么老刘则是乡村建设的手脚，没有老刘的实际操作，温铁军所主推的乡建建设怕是书上空谈，十年来，老刘做成了三件事，第一，主推全国大学生支农，从2000年发动京津唐大学生支农开始，到非官方的大学生支农烟火燃遍整个中国，一直到现在的上百个高校成立支农社团，老刘以及他的团队均起着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而正因此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农村，重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并且在此基础上重建自己的理想和人世价值观。第二，主推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自2005年以来，老刘和他的团队以“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为依托的项目培训，通过每年四期的理论学习和一年的基层实践，以非官方的形式吸引了上百名的乡村建设骨干，现在他们已经分布在非政府组织、合作社等涉农领域，成为乡村建设的后起之秀。第三，主推农民合作组织，老刘和他的团队以培训农民骨干、派驻大学生到合作社、建立合作社联合社等形式，在全国建立了十余个新乡村建设试验区，上百个合作组织，而正是这些工作重新点燃了中国农民再走合作道路的热情，尽管在目前看来，这些试验点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没有他们的推动工作，中国的合作社进程将减速或者缺乏更为多元的探索。

但是多数人可能会忽略的一点，那就是老刘开始关注并推动新文化的建设，因为在这近十年的乡村建设探索中，无论是推动大学生支农还是乡村建设骨干人才培养，抑或农民合作组织，老刘已经逐渐意识到乡村建设的局限性，那就是我们共同从事的本质上为改良的事业何以还会引起既得利益的惊恐、反对甚至阻挠，在当下中国，民间乡村建设的空间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所创造和争取的点滴进步与强势集团的片刻挥霍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号称乡村建设运动而农民不动”更莫谈改造社会而依附于政权了，所有的问题都集结于我们如何摆脱这个上世纪乡建先贤就已经意识到的“乡建两难”。老刘指出了一条和当前左派不谋不和的道路，那就是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资本主导的强权主义、与奢靡享乐的灰色思潮相反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成为乡村建设工最为强大的思想支撑，用以消解和对抗当前社会的不公，用以激发和激励同仁们奋力前行。

中国向来不缺空头理论家，但却身体力行者，与其坐而论道，不如低头实践。老刘以他所主推的实践诠释着他的带着泥土气息的思想。在这一生中他并没有自己的学术专著，也未曾获得博士头衔，更未被冠以学者的名号，但是作为他的一个学生，我从心底佩服他，放眼望去整个中国学界，有良知的学者本身不多，而如此关注国家命运、关注青年成长、关心底层生活的学者更少，特别是能够如同铺路石一般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直接身体力行去推动底层实践探索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个意义上说，老刘虽不是大师，但胜过万千学者。

让新文化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

十年来，正是因为如同老刘这样的乡村建设者的不断奋斗，再加上有良知的学者和有责任感的媒体人的共同努力，民间自下而上的新乡村建设方才和官方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如果想持续执政，就必须践行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就必须在这种理念指导之下走向底层去倾听民声，同时将民声诉求汇聚到自己的行动纲领中去实践。

作为乡村建设团队的一分子，我深深地感受到这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十年前我们提出建设新乡村，国内响应者寥寥无几，但在2005年底国家即出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六年前我休学回家开办农民夜校创办农民协会被视为非法，2006年国家出台合作社法允许农民成立自己的限于经济领域合作的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允许农民工成立自己的仅到县一级的组织——农民工工会；六年前我休学回家作为一个民间志愿者参与农村建设，2008年国家出台了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一级任职助理的政策——大学生村官计划；六年前我们赋予农民协会对村委会的监督制约功能在基层阻力重重，2010年国家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允许基层农村成立相对独立的村民监督组织——村民监督委员会；六年前我们提出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使农民过上幸福而由尊严的生活，2010年党和政府将这一提法列入新年致辞和政府工作报告——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每言及此，老刘总是显得异常兴奋，说现在新农村建设已经不是体制外的探索和实践了，我们做的就是共产党将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因此在国家出台新农村建设规划后，我们也算是体制内的力量了。说完老刘又是哈哈一笑，仿佛国家政策调整后，日子会渐渐地好起来，但是他的机构——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却为了找到更为便宜的办公场地，一次次从北郊搬到更北郊。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改初衷，在乡村建设道路上乐此不疲，在他眼中，他所过的是“有意思的生活”。

曾经的万千大学生支农队员已经渐渐走向社会，曾经上百的乡村建设骨干已经渐渐走近新战线，曾经上百的农民合作社组织已经渐渐走向市场，开始直面现实的残酷和市场的无情，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眼看着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民间乡村建设高潮正在孕育中掀起，而还有更多的大学生和农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等待指引，老刘却在骤然间从此远行。

最后一次和老刘见面是在年前11月，当时他和他的团队在北郊聚餐，恰好我也赶上。他依然是那么清瘦，依然笑呵呵地向其他人将我介绍，并坚持团队晚餐前的集体学习。记得那一天他们学习的是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老刘坐在一旁静默地听着主讲者的发言，时而迅速地发问，还是如同以往那样充满激情与活力。聚餐结束后老刘让我去他们在北郊的办公地点住，说顺便还能叙叙旧，而我因第二天早上有会就谢绝了。回想上世纪乡建先贤，无论晏阳初还是梁漱溟，最后均在高寿中安享晚年，曾经我们还在一起以此激励众人，谁曾料到从此一面竟成永别。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重读老刘这句话，依然让人的心灵感到震撼，我们这些人何尝不是受了他的指引和帮助才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斯人已去，乡村建设道路上从此失去一双奋力前行的脚，空留一行长长的脚印。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唯有沿着老刘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让新文化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并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社会。我相信若干年后，乡村建设路上走下去的人必然会出现一些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们将会不同层次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往事如烟，长歌当哭。

春风寒，十字路口莫凭栏。当年引路人，骤然不复还。曾在漏屋同住，夜半共捉贼，皆成笑谈。聚散时节必醉酒，君曾抱我回旋。

秦岭深处独奋战，嘘寒问暖话重建。乡村改造非易事，十年踏遍南北，尽尝苦辣酸。一行脚印，空留人间。借问谁家有火，清明陪我同祭奠。

桃花开，柳絮飞长天，乡村大道铺路石，任后来者往返。不争左右，只低头挥汗插秧，待到稻花飘香时，君在云端微笑，散聚成星火。

非大师，胜过万千学者。十年征途不知渴，散沙农民争合作，天渐变，却远行，从此阴阳竟两隔。且看天马行空日，你我再相约。

2011年3月26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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