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堪称“孤篇压倒全唐”的改革纪念文章
——点评《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素称“孤篇压倒全唐”，令人叫绝。无独有偶，似乎伟大的人物和事件都好出现两次，21世纪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唐代诗人才遇到自己的知音：茅于轼先生的一篇宏文堪与比肩，在《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面前，那铺天盖地汗牛充栋的纪念文章，相形之下顿失光彩。
茅先生乃回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避不开的一位人物，“主流经济学”翘楚，改革开放经济智囊之一，他本人自诩、“南方”报系也他许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胡适”。茅先生还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法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诸多大学的教授兼职教授。茅先生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的文章，来头比《炎黄》《南方》《学习时报》之类要高得多。如果说大学评估一篇外刊文章事件要胜国内“核心期刊”文章30倍的话，那么，《金融时报》的这类文章的身价要相当于“炎黄”之类300倍——那是洋老板看中、是“普世价值”、是言论自由的产物，那可是先进文化的发祥地哪！
“孤篇压倒全唐”现象千年不遇，奇观再次出现不易。奇文自当共赏，可圈可点之处太多，特为点评如下。
1，“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全文最精彩处，核心灵魂所在。不信，请看标题：“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题目即文眼。黄钟大吕，一字千鈞。点睛之笔在“准确”二字，“准”在何处？曰“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茅先生现身说法，统统的斯拉斯拉的——“老子就是右派，资产阶级右派，你们划对了，一点不错！”
30年来永远做不完的“反右”文章，血泪控诉，忆苦思甜，在茅于轼面前黯然失色，笔勾销了。
反右扩大化具体人的甄别平反是一回事，全部推倒整个翻案是另一回事。茅氏谓：“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事实上是天翻地覆历史颠倒。比如丁玲也是“右派”，受委曲最大平反最艰难的“右派”。然而就因为她不识时务，信仰“九死不悔”所以他的对手周扬能够与时俱进依然不改其红，而她却被时代抛弃，在文艺界主流中被污为 “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30年来，正是茅于轼们处要津，掌控话语霸权，把握着中国的方向，领着时代潮流。
如今，“右派”“牛棚”云云早成为新“阶级路线”，没有帽子，要千方百计找一顶。网上揭露张×ד假冒伪劣” “右派”——原来是以刑事劳教犯！。
“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 辛子陵、徐景安以及赵紫阳们，都曾气壮如牛。盖为大气候产物，先锋且风险无大，远比买雷曼期票，高得多的政治期货投资也。
右派阶级性体现得较为露骨，少一些遮掩，往往超前将玄机说破，比如“打左灯向右转”之类，都很可爱。所以，毛泽东说“我比较喜欢右派”，茅于轼就是一个明证。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当年还很难深刻领会，经历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反覆，由茅于轼们现身说法，人们对“反右”的认识，才算完整。
思想解放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右派”“走资”云云乃毛泽东“整人”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乃“冤假错案”，第一个否定；我们就是“右派”“资产阶级右派”， “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这是第二次否定，用辛子陵的话将，叫做“指鹿为鹿”。 这次否定即智囊精英们说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任务，尚未完成，正在由“炎黄”“南方”谢韬、茅于轼们举着大旗，在中外富豪买办势力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行进着。
不过，他们所谓“资本主义道路”云云也不够准确，他们极力将中国引向的，乃是四分五裂的殖民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
茅于轼们也不要高兴过度：“指鹿为鹿”之日，他们固然得到“正名”，而毛泽东也就同时由他们给“平了反”——他们苦心积虑加给毛泽东的污蔑之词也将不攻自破。不是吗？茅于轼的这篇文章，就等于给“反右斗争”平了反。
2，“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所以我更关心的是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
茅氏的这段话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诠释，反映的是买办阶层的“政改”冲动。这段话露出了杀机。值得注意之处有二：
一，“走资”也好，“政改”也罢，茅氏的旨归乃是彻底颠覆至今“还保留在宪法里”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势天翻地覆，茅氏自谓“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而这改革也“是自由派主导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如此“关心”呢？话虽说的闪闪烁烁，但稍加留意也不难看出： “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未如俄罗斯彻底颠覆也。
“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共产“图腾”一天不倒，社会主义就阴魂不散。“无产阶级专政”不从宪法彻底颠覆，他们打着“法制”旗号颠覆宪法的行为，就不能彻底名正言顺。用套话说，就是依然“心有余悸”。右翼买办不乏远见，他们30年所取的的一切，只有贴上“国家”和“法”的符咒的时候，才算最后成功。
二，为蛊惑群众，茅氏玩弄了“普世”手法，“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云云就很有代表性。茅于轼们自称资产阶级右派，乃是资产阶级的极右代表，在现实上还是官僚买办阶级的极右代表，他们的得势，就是最广大的老百姓沦落之时，你有什么资格代表“老百姓”？
在右翼的词典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是“普世”的，是没有压迫专政的国家。相反，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以前的苏联和东欧，都是“专制”的。为取悦洋主子，他们笔下的社会主义都是十分可怕的。
看看珠三角的“普世”的狼狗保安呵护下的包身工、每年的四万断指，包括富士康的12小时日工作制，这都是最“先进”；看看华北西南的黑窑奴工和频发矿难，这是次“先进”的，你就知道茅于轼们所设计的“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的普世社会是什么样子了。——富豪的天堂，劳动的地狱，就是他们的自由的普世社会。
3，“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与谢韬的描绘异曲同工：“共产党的统治，王安石的“保甲”运动没有做到，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变成二重人格。”
毛泽东时代乃中国历史上最辉煌伟大的时代，稍有爱国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感到骄傲，这连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都不否认。中国剥削阶级的代表，被失去天下的仇恨扭曲了心灵，一个个都变成了仇视毛泽东的偏执狂。自然，也不排除人为激烈一些，是向洋主子邀功请赏的需要。他们对新中国仇恨之激烈，超过其主子多倍，往往使正直的西方学者感到不解。鲁迅说，奴才之于奴隶，特别是翻过身的奴隶，比主子更凶狠，亦一证也。
“老佛爷”和“蒋委员长”的“宁赠朋友不予家奴”和“亡于日本人，犹可做亡国奴；亡于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名言，反映的都是这种心态。
因“反右”而有着仇共情结的精英，从来不提美国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的历史。麦卡锡主义肆虐的受害者远比中国“右派”为多。中国的火箭之父钱学森体会最深，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瑞士，连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同情中共的成员谢伟斯，都锒铛入狱。
遭受非美委员会所谓“调查”迫害的先后有2000多万人。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自然，麦卡锡主义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反共”。是法西斯化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的迫害。——在茅于轼们的词典里，那是“普世化”的民主政治。
4，“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
“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一，学生告密云云乃莫须有，右翼媒体别有用心造谣，澄清之后还要“重复一一千遍”，这就是自由派的品格！
二，美国的乃是大资产阶级当政的国家，毛泽东时代中国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乃是中国人民革命最为辉煌的时代。“到美国发动不起来”，乃小儿科常识，茅氏之言所传达的，不过是一种炫耀洋主子以蔑视自己祖国的买办奴才的心态。
三，茅氏是健忘还是无知：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曾震荡欧美日，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区形成一场红色风暴。
中国右翼精英除了黑猫白猫和阴谋史学之外，难得见到一点历史意识。
上世纪60年代，红色风暴席卷全球，美国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和黑人反对种族主义斗争也空前高涨。
1960年代是美国黑人运动高涨的年代，也是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黑人最频繁的年代。
1967年7月下旬，美国当局为镇压底特律的黑人运动，出动了警察、国民警卫队在直升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之下，运用轻重武器，向黑人群众发起进攻。特律市成了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里斯勒汽予公司设在底特律市区的工厂全部停工．市内银行、商店、饭店全部关门。学校全部停课。军警的镇压遭到黑人群众的顽强反抗。全国各地纷纷声援，形成更大的黑人群众的抗暴风暴。24日，林登·约翰逊总统授权联邦政府国防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底特律市恢复“法律和秩序”，并命令约翰·思罗克莫顿中将率领联邦正规军的一支为数5000名的空降兵特遣部队到底特律，加强镇压。总统还任命前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万斯为总统特别代表前往底特律，现场统筹镇压事宜。下午3时，思罗克莫顿与万斯在底特律附近的塞尔弗里奇空军基地集合。下午4时许，特遣部队的第一批伞兵即抵达这个空军基地。当晚11时20分，约翰逊总统正式签署公告，命令这支联邦伞兵特遣部队立即开进底特律，并将已在底特律的密执安州国民警卫队部队划归联邦政府指挥。25日凌晨，思罗克莫顿中将率领这支联邦军队入城，分别进入指定阵地，并指挥州国民警卫队统一行动，对黑人群众展开围剿。
从7月23日到29日，军警在底特律市共逮捕抗暴群众7200人以上，打伤数千人，打死黑人、白人群众40人。这还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实际伤亡数字是多少，谁也说不清。由于逮捕人数众多，监狱容纳不下，许多人被关押在公共汽车上和地下车库里，没有食物，没有饮水，没有厕所，有一些被捕的群众受到象牲畜般的对待，男女混杂地关押在一起。不少人被捕后受到严刑摧残，伤势严重，被送进医院。
美国资产阶级还使用暗杀手段杀害黑人领袖：美国著名黑人领袖梅德加·埃弗斯、马尔科姆·爱克斯和马丁·路德·金都是被暗杀的。毛泽东主席为马丁·路德·金遇害还发表过震撼世界的声明。
美国青年学生的反越战运动更是声势浩大波澜广阔，这也是压逼尼克松复旧北京以求结束战争的动力之一。1969年5月9日至10日，十万示威学生直捣首都华盛顿，在白宫广场遭到开枪镇压13位学生躺在血泊里。爱丽笙和其他三人被打死，丁卡乐和另外8名学生被打伤。5月8日，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全国各地437所大学和学院因学生罢课而关闭。哀悼活动在全国上千所大学举行。威斯康星等7个州相继发生学生放火焚烧军事建筑、包括兵工厂的事件。当年反战者的言论迥异于“普世”精英：“美国的民主是表面的和形式上的，而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集权社会。”在美国侵略伊拉克时说过“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的著名语言学家反战人士诺曼·乔姆斯基当年也说过：共产党的越南是最民主的国家，而美国最糟糕。
傅立叶说，妇女解放的程度乃是人类解放的一般尺度，遥想1960年代，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美国女权运动风起云涌，曾经在世界女权运动史上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叶。而如今，随着“历史终结”与资本普世化的张狂，中国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女性为生活所破，也沦落为三陪二奶与“鸡”。世事沧桑，实在令人扼腕浩叹不已！
在日本，1960年代有过为今天中国右翼称为“恐怖组织”的“赤旗军”运动，曾经严重搅破了大资本世界的美梦。1968年，法国学生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五月风暴”。运动的口号五花八门，从反对校规到反对越南战争，从要求绝对自由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名目繁多的“新左派”群众组织应运而生，法国学生们游行示威，占领校园，与警察武斗，工人们也举行了罢工。这场横扫一切的风暴，几乎造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垮台。
1960年代勃兴于世界的红色风暴，不是毛泽东蛊惑的结果，它是阶级斗争的自然产物。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不是谁可以认为鼓动起来的，革命只有高潮低潮之分，永远不会“终结”。“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茅先生尽管会糊弄百姓，但心里也不是一点不明白，最得势的富豪精英，也都怀揣西方护照，就说明他们不够自信，在他们表面上气壮如牛的时候，心底里却准备随时开溜。
与当年的敦煌学一样，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却繁荣在国外。美国学者施拉姆说：毛泽东一直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不管人们如全何面评价“文化大革命”，着实令人叹服的是这位《民众的大联合》的在半个世纪后，仍然以年轻人般的火热激情孜孜不倦确信中国人民的改革事业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深刻、确信中国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辉煌灿烂。
信手拈来一位年轻人关于同一题材的小诗，作为本文章的终结。相形之下，我们的衮衮诸公不感到问心有愧吗？
古老的真实
我无法否认这个先进的年代，一如
我无法相信
乞丐穿上了ADIDAS
和尚唱起了My heart will always go on
所有的真实，已经
被时间砸得粉碎
手捧一段历史
我不禁怀疑
70年代的红色风暴
80年代的信仰危机
因为
至少，他们是真实的
包括精神
包括早被否定的信仰
那位南巡的老人
很确定的告诉我们
改革，开放
然而，他忽略了
因之而起的
腐朽，堕落
于是，这个都市的每一个角落
都是行色匆匆
都是灯红酒绿
走进荒芜的黄土高坡时
我双脚颤抖
我无法相信，这是土地
这是生命，一如
我无法否认
所有的真实都已经古老
附：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1978：平反之年
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强之路。
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所以我更关心的是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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