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您睡着了吗?
夏雨晨
我的这篇文章,可能会发表在《》,因为除了这最后的一块领地,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哪里能容忍真实的或略带刺耳的声音。好在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中央提出意见建议,倾吐心声心曲,原本是党员的权利,也是义务,惴惴之心方才安妥下来。
本人是国家公务员,参加革命工作20多年了。我的工作历程,是伴着“改革开放”成长的,因此我的思想、思维,无处不打着“改革开放”的烙印。2008年开始接触网络,先是写诗歌散文,后来发表评论文章。我的时评文字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愤怒阶段。当时正值“邓玉娇事件”发生,联系到身边的点点滴滴、自己的酸甜苦辣,深感反腐刻不容缓,因此笔端所流露的,全是对管理体制、监督机制、组织路线等的不满。第二阶段是观察阶段。通过接触网络,我才日渐发现这个地方绝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说,大批高官、富豪的资产离境人口外迁时,网络上很有一批“这个国家谁还留恋”的声音;比如说当藏独、疆独泛滥时,网络被“民主、人权、自由”的口号所充斥;比如说任何一桩个体事件发生或雷人言语出现时,网络上都无限扩大,把矛头指向整个党、整个政府,我以为这是别有用心的。因此我的所思所写,倾向于“左”“右”之间,提倡公平、秩序之下的个人奋斗;第三阶段是思考阶段。直到茅于轼、辛子陵等人的疯狂反党、卖国、诬陷毁谤的言论出现以后,我才突然觉得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太需要沉下心来思考一些什么了。因此有了下述三点,权当是建议吧。
一、对反党之论,不能视而不见
茅于轼的反党、分裂国家、出卖领土主权、鼓吹贪污腐化、恶毒攻击诬陷诽谤开国领袖的言论在主流媒体刊发以后,全国群情激愤。然而,时至今日,除了一篇不知所指的《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以外,再也没有在主流媒体上看到过有关批评甚至哪怕是评论该言论的文章。党中央的态度,可以用不闻不问、视而不见、袖手旁观来表述。我以为这个态度很值得忧虑。
1、茅于轼的言论,已触犯了我们的政治底线、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
我知道“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基本作风。容许不同的声音,并通过批评来检验自己的得失,是一个政党发展、完善的重要方法。然而,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线的,言论尤甚。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底线,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政治底线的支持与否,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和方向问题,绝不能含糊其事。然而,茅于轼之流对我们的政体、国体大放厥词,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建设成就,胡说“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他带头签署刘晓波等人起草的《零八宪章》,公开鼓吹要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开放党禁。连德国学者塞巴斯迪安•卡伦斯都认识到《零八宪章》的巨大阴谋和险恶用心,难道茅于轼要中国共产党下台了、要颠覆我国基本的制度和国家体制了,我党还熟视无睹?至于我们要始终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更是被他极尽攻击、谩骂、诽谤。我不理解的是,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8000万党员,难道就能容许他这样为所欲为吗?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爱国史,可以说,中华儿女心中最神圣、最崇高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就是爱国主义,这条底线是不可逾越、不容侵犯的。可是,茅于轼们弃民族的大义于不顾,肆意践踏国人的感情,叫嚣什么“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战死是因为上了战争罪犯的当,而且大多数是被迫送死的。我们要纪念战胜国的阵亡将士,同样应该纪念战败国的阵亡将士。”(注:让中国人年年纪念侵华日军的“阵亡将士”),等等等等。这样颠倒是非、扭曲真理的言论,难道不是一种对中华道德的极端挑衅?
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尊重法律,坚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的行为底线。但是,茅于轼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疯狂叫嚣“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一个丑恶的走狗、无赖的嘴脸跃然而生。可是,为何我们的党、我们的法律就不去追究他的非法言行、去审查他的财产来源呢?难道中国的党纪、国法,就只能惩治老百姓吗?
2、茅于轼的猖獗,是我党长期姑息纵容的结果
茅于轼之流的猖獗,绝不是一朝一夕、也绝不是偶然形成的,它的形成和存在,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也与我党三十年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失控、失衡、失语大相关联。
说失控,是因为在舆论界,已分不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什么是逆流。一方面,我们的党章里、宪法里、国庆的方阵里、领导人的讲话里,还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可是,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电视里、报纸里、网络里、乃至各类会议、政策里,已经很难听到毛泽东这三个字,更遑论他的思想和路线,相反的是,各类谩骂侮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却尘嚣甚上,这个局面,让国人基本的价值判断凌乱不堪。与此同时,各类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思想意识却占领了舆论的主阵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被称之为“允许争论”“言论自由”,各类黄色、消极的图文充斥在整个网络;电子游戏已经让的绝大部分网民如痴如醉、玩物丧志。民众被愚弄、红色被讥笑、黄色受追捧,成为当代的流行色。总之,任不良思想、风气自由泛滥,不能高扬主旋律、树立主心骨、把住主脉膊,才成就了茅于轼的猖獗。
说失衡,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对前后两个三十年截然不同的政治定位出现严重失衡。后三十年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哪怕她发展再快,也有基础的奠定和价值的传承,怎么能够把后三十年捧入云霄、而让前三十年堕入地狱?第二,是对舆论阵地的资本控制出现严重失衡。宣传舆论阵地一直是党的喉舌,她承载着国民基本政治、道德、价值倾向的教育、宣传重任。可是今天,全国哪一个媒体没有外来资本的控制?就连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也摆脱不了广告商的勾引诱惑,更遑论其他了。事实上,一批媒体已经肩负着颠覆传统价值观、让国旗变色的使命,例证就是,我曾经在国家一个最主流之一的网站上发了一批爱国的文章,却无一不在一分钟之内被打入回收站,相反,一些攻击党和政府的文字,却赫然在目。第三,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宣传阵地的取舍出现严重失衡。可以说,当前全国唯有一家网站——,是宣扬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的,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支持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反对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反对伪自由伪民主。可是,又有怎样的待遇?一方面,她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右派所控制的舆论阵地的攻击、嘲弄,另一方面她还得为自己能否继续存在而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一个支持党中央、支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媒体如此弱势,同时折射了茅于轼们的猖狂。
说失语,是对正确的思想不支持的失语,是对反动思潮不批判的失语。有人反党了、反社会主义了、分裂国家藐视法律了,我们的上层却还在按兵不动,这无疑是对爱国者的打击、对卖国者的姑息。因此而形成的乱象,已初现端倪。
3、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和茅于轼之流作坚决的斗争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最能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我党的纲领、章程,我党的形成、组成,我党的目标、方向,无一不是源于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任何一个政体,有中国共产党如此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因此,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坚决打击反动的思潮。一个国家,可以容许不同的政见,但绝不能容忍这个政见的目的是为了颠覆政权、分裂国家、挑动内乱,举目世界,莫不如此,追溯历史,莫不如是。因此,我党要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茅于轼之流做坚决的斗争。要牢牢把住宣传的主动权,迅速占领舆论的主阵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广大人民群众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不让一切反华、排华、渗透和变色的图谋得逞。
二、对民心之争,不可置之不理
我暂且可以认定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里有三种思潮,或叫三股势力。一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右派,主要人群包括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或受命于某些国家指派的专家、学者;二是代表社会主义的左派,主要人群包括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良知、清正廉明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三是在左右之间摇摆的中间派,主要人群是当代陷入腐败和反腐败漩涡的公务人员。
值得重点表述的是,这三类人无时无刻不在谋取政治支持,这个政治支持主要指对民心的争取和笼络、收买。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尽管左右两派有对立的政治观点,但在一个领域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反腐败。
右派无疑在“反腐败”中获得了更多的民意。因为他们的政治表述是“腐败的形成来源于监督的缺失,而一党执政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这个表述蒙蔽了大部分民众,也因此让右派迅速占领政治高地。令人痛心的是,因为腐败问题,真正提倡清廉政治、公平正义的左派却陷入两难:一方面他们反腐,而另一方面,他们却要苦苦守护心中神圣的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可叹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政党、政权,却变成了这场斗争的旁观者甚至是受审者?
我们急需一场大辩论来揭穿右派的阴谋、来证实到底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消除腐败。只有解决了腐败的体制性问题,民心才能找到归依。
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当今的腐败,不是因为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而是因为一批走资派混进了党内,他们的掌权,颠覆了党的信念、破坏了党的纯洁性。对这个观点,至少有下述论证。第一,毛泽东时代,我们也是一党执政,为何党内、干部阵营里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第二,当代的贪腐者,哪一个不是思想腐化、意志消退且有着西方享乐价值观的精英们?第三,如果右派全面掌权,这个国家将远不是当前的腐败状态,那时候的腐败,绝不仅仅只是金钱的,而且更是国家利益方面的,出卖国土、出卖主权、出卖资源将成为常态,国人将不可幸免地成为奴隶;第四,茅于轼之类的右派们,永远只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的反腐,纯粹是一种愚民策略,否则他绝不会放“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之类的狗屁了。
因此,争取民心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而争取民心的关键点,在于我们扎扎实实地反腐,绝不能满足于出台几个文件,发表几通讲话,而要在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几大领域打开新局面。三公消费是当前民愤极大的,难道我们的干部少喝几杯酒、少几趟游山玩水会憋死人吗?财产公布尽管呼声很高,但确实存在操作上的难度,但我们应该鼓励清官们的申报,并对新提拔的领导干部提出公示要求,因为这一代领导才是与反党势力做斗争的坚强力量。
三、对国家之路,不要徘徊不定
对茅于轼之流的纵容和宽容,同时折射出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正在面临着一场“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是全盘否定共产党、毛主席所确定的人民当家作主和公有制经济、启用“精英治国”的方略,还是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领域出现的各类问题,也许是焦点之争。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要当机立断。
1、正确审视和评估“后三十年”的成绩和问题
当前一致认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国富民强,而前三十年却贫穷落后,但实际情况如何,不能给民众误导。
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抛出来:这个社会只有三种人,一种在创造财富,一种在管理财富,一种在服务财富。创造财富者包括工人、农民和科学家(含教师);管理财富者包括国家管理体系;服务财富者包括提供精神食粮的文艺工和保障生命安全的医生等等。在这三种人里,物质的原生形态或者说物质的存在,全部都是工人和农民创造的,就连科学家,他们也只是间接创造。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毛主席时代,90%以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工人农民,工人和农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努力的劳动;而今天,公务人员达到5000万人,卖艺的、卖笑的、卖淫的、经商的、策划的、办电视报纸的、上网的……所占人数不下40%。那么,要说今天的物质丰裕,它又是怎么来的?
不要说这是什么管理的差异,商业运行尽管能创造价值,但不能创造物质。因此我们需要深度考虑的,应该是它与国际资本有关。在自己的劳动并没加强但物质反而丰盛的情况下,唯一的原因就只能是外来资本的充盈。然而,在国际主义精神已经成为狗屎的情况下,外来资本会无缘无故地援助中国的老百姓吗?傻子都不会这么认为。
因此,最需要弄清楚的,是我们在和国际资本的勾连里,到底是盈是亏、是否背负着庞大的“子孙债”?国家的资源,到底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我们的子孙,到底还有多少田地可以耕种、多少油煤可以开采、多少干净的空气可以呼吸。并因此发出质疑:用后代的千秋幸福而换取一时虚假的“繁荣”,值得尊崇吗?
只有澄清了这个事实,端正了这个观念,民众才会发现毛泽东思想依然是那么伟大、光荣、正确。
2、精英治国之路在中国行不通
精英们总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但实质上,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是伪民主、伪自由。
首先,精英们所控制的国会、议会,是财富的代表,而绝不是大众的代表。精英社会是议会社会。而在国民素质相对低下的中国,国家的基本权力来源——选举,将会全部被资本所控制,而并非受理性控制。这一点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里可以得到全面的证实:贿选、暴力选举可以说充斥在各个角落。而一旦精英治国,选举将变成财力、暴力这个形态下形成的权力,那么普通民众就将永远成为权贵的掌上之物。
其次,精英是借民主之名,而行利己之私。这在茅于轼的两段讲话里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示。一方面,茅于轼说“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初看起来,似乎茅于轼很有民本情怀,但随后他又表述说“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平等的,住房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集中反映,不管你什么社会形态,这是改不了的。”、“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你自己置不起房产,还要政府帮忙,这对吗?”、“政府是不是还需要帮助穷人买房,我看不合理。全世界你讲不出这样的理由!”通过这些言论,我们完全可以看清楚这些精英的嘴脸:民主、民生只是他们挂在嘴上的政治口号,他们当权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已“先富起来”,然后再让子孙“也富起来”,至于大众,永远是他们手中的玩偶。
再次,当代中国的部分精英不是真正的精英,他们之成功,是一种剥削,而并非能力使然。当代中国,绝大部分财富向绝少部分精英集中,这难道是精英们真的能力过人,值得敬仰?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一,精英之发迹,所依赖的莫不是国家的(全体人民的)的资产。无论是国有资产的改组、变卖,还是银行的贷款倾斜,或者国家机器和国家资源的使用,形成他们的原始资本都是大众资本;第二,精英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利于自己攫取暴利的政策路径,如国有企业垄断后的利益分配、房地产的政策迷雾等,莫不如此;第三,变形价值观,为自己的利益制造舆论氛围。说几段小品就可以买私人飞机、唱几首小曲就拥有别墅无数、几秒钟的广告便可以获利亿元,而真正劳力劳心的工人、农民、科学家、作家的所得却不及其之万一,这个社会被他们颠倒如斯。如果真是他们掌权,还会有民主、民生和民权吗?
第四,治国离不开精英,但治精英离不开党。不可否认,在知识化、全球化的今天,知识分子成为国家发展和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真正的国富民强,需要的是有良知、有信仰、能牺牲、能奉献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队伍里,我们不排除有一大批正义之士,但更要防止一小撮卖国求荣、见利忘义的伪精英攫取国家权力。而对他们的制约、监督、管理,按我国的国情,是不能依靠他们的财富代表——议会来完成的,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有气魄、有坚强的力量来约束他们、管制他们。
3、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一切为了劳苦大众,是让劳动的价值得到公平的分配。精英社会,是偷奸耍滑的社会,是上智下愚、玩弄公平的社会。让真正的劳动者获得公平的回报,既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责无旁贷的使命,更是这个世界得以奋发向上、发展前进的动力之源。因此,要说普世价值,绝非是茅于轼之流所念念不忘的伪民主、假自由、依靠剥削的价值,而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阶级差异的价值观。
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陷入低谷,但我们绝不要因为她陷入低谷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信仰。只要是我们认定的、并通过了历史、时代和科学检验的主义、思想,我们就应该坚持到底,永不回头。这个坚持,既是对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缅怀,更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负责;既是对真理的守卫,更是对全世界劳苦大众、对全世界反帝运动的支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在共产主义的世界,奋勇前行。(201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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