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普世价值和我们的民族观念
茅于轼先生的博文，初期的大致见于2007年始，那时的人们对于茅于轼先生并不敏感，这原由大概有3点，一，虽然那时的QQ在80后们已经盛行数年，但由于80后对于政治的见解并无深刻的理解，他们大多对于表面文章采取附和歌颂或极端疑惑的两种对立状态中，而当代经济学著作又在诠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青年在共产主义的思绪中与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继续痛苦着，“无病呻吟”着，可以认为，所有当代流行的经济学观点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涂上了庸俗的色彩，人们实在已经厌倦；二，由于茅于轼先生并非职业的经济学者，又不是最早的庸俗经济学者，故而在洋洋大潮里，他的并无建树的后来者声音只好忍受被淹没的命运，无人理睬；三，由于这种庸俗的经济学声音还未与某种政治势力形成公开的合流导向，青年在那时对于政治的冷漠，自然不会去深究茅于轼先生的政治背景。
经历了多年的平淡生活后，茅于轼先生终于耐不住老年的寂寞，于春夏季节发表他的政治宣言《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究竟是多年预谋的结果，还是因为在这途中遭遇了某个偶然的元素而被催化着发生了变异？对于那些喜欢追究事物源头的人们来说，偶然的东西向来都是由那隐藏着内在的某一必然因素推动的。同样地，当我们决心把这一事件弄个清楚，就应当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即发生、发展过程。
百度记载，茅于轼先生生于1929年，卒年未有，掐指一算，茅先生活到今天已82年有余，离去的日子不远，他何以还有这样的精气弃民族国家不顾，敢于直面人民的唾骂？难道他认为2011年是最佳发表时机？亦或他本人已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需要拿一份政治遗书向他的上帝讨赏？
百度记载，茅先生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挨了批斗。这说明茅先生发表这篇宣言是对旧恨的不忘，他是有理由附和这个时代，发出他对毛泽东时代的切齿声音的。但这三十年里，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不少，为何他要选择在2011年发个噱头，表明他的正身呢？
百度记载，茅于轼不是正经的经济学专业出身，他的父亲茅以新是铁道专家，共和国的铁道功臣，在毛泽东时代作出过许多奉献，受到过党的重用。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是世界闻名的桥梁专家，是许多80后从小就熟知的大名人。这两位长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和民族复兴事业所作的贡献已经永远的载入史册，我们不会忘记，将来的人们也不会忘记。然而历史将无情地记录下茅于轼先生对于先人的背叛，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亵渎，和对这个养育了他的民族的无耻出卖。
百度记载，茅先生是自从受了美国基金的资助去了美国进修之后，才获得了一系列的不属于中国颁发的头衔。于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基金的多重身份，同时也就考虑到了茅先生本人在行程前后的所作所为。坦率地说，茅于轼先生在踏上西方乐土前是没有建树的，他的津津乐道的《择优分配原理》是前人已经阐述过的理论。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倒可以视为他回国后所鼓吹的主要资本。然而茅先生的忧心忡忡也并未获得政府的特别提拔，于是发奋图强，在他安稳地退休后建立自己的天则公司。不管中国政府如何看待他的理论修养，美国留学的经历还是为他赚到了借以夸耀的资本，毕竟在他背后还有多种国际势力的潜泳，不论民间与政府都要对他高视几分。我们也注意到和茅先生相交往的一批类似的经济学家和房产富贵们，张五常、张维迎等没有一个是为百姓利益着想的专家学者，同是一帮将国家私有化的推手，却都一致地将自己妆扮成关心国家命运的热心人士。在这些狐朋狗友里面，厉以宁先生大概是位不事张扬注重隐形名节的经济学家，作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厉以宁君仿佛还不愿意与茅先生这等无名无份的野人并排就号的。
茅于轼先生在华尔街是着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感动”，和他盛赞美国的国民素质与法制观念相反，他不愿意拿他的个税修中国航母，他还反对中国保留必要耕地，同时反对仇富，要求穷人像做惯了奴隶那样遵守已经存在的财产现状。所有这些言论将不得不将他的所谓“良知与思考”装饰成另一种形象。美国人爱国，而茅先生爱国吗？美国人民为拥有最多的航母和最先进武器装备而自豪，而茅先生呢？美国的人口数量和他的耕种技术在经济学上的比例，茅先生是否思考过？美国政府用负中国和多个国家的债富裕了本国人民，而茅先生将中国的仇富思想放在了过高的地位，难道茅先生的智商是在留学后被阻断了吗？美国人民因为有了强有力的政府，因而沉浸在国家与民族的优越感中，而茅于轼先生将这些所有视而不见，他留学只学会了在中国卖弄美国文明，在他的骨子里大概是以为有中国人血统而蒙羞，又以留过洋而高高在上的吧。
茅于轼先生曾经用他的“良知”言论迷惑了观众，使人们只感到他那保养的很光鲜的有着80岁高龄的有些幽默的容颜。而今，茅于轼先生抛出了这篇政治宣言，更多的人们只有在这时才算彻底地看出他清晰地面目-------他不是一个纯粹地经济学者。同那些直白的陷入西方自由主义不能自拔的后生相比，茅先生更加通过一个委婉的漫长过程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这是他的战术，他深知经济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毛主席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茅于轼先生也没有走出这条规律。经济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为政治服务的一套思路，关键只在于这一套经济思路是在为哪一阶级服务的。很明显地，茅于轼先生是铁了心的要为富人服务的，而问题还不止于这一点，茅于轼先生是接受过美国基金资助和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我们不说这里有无雇佣关系，单只说他与袁伟时先生所吹嘘的普世价值观是一致的，袁伟时教授的普世价值一经推出就被辩论者和观众骂为卖国贼。其实，普世价值在中国和所有落后国家的推广都具有同一性，即承认200年来，西方世界对于各落后民族的侵略与奴役不是侵略与奴役，而是文明的教化，因而今天所有的落后民族都应该放下自己的民族感情，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与这一观念相适应的，是必须篡改过去的一切正统资料，用新的昧着良知的伪学说充斥互联网络，一切落后民族与西方列强抗争的历史都被他们诬蔑为反抗上帝的异端，在他们眼里，历史上一切落后民族曾经出现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人物，都在他们的作品里占据了邪恶阴险的章节，一切领导本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美帝国主义对抗的人物，在他们的杜撰里都成了人类的公敌、上帝的逆子，而他们所要得到的无非是无产者对资产者的永久敬畏和被驱使。
在2011年的春夏，我们的小丑茅于轼先生纠集他的同伙们继续三十年来他们的前辈们没有达到的目的，发表他们的政治宣言，与这个国家和民族决裂。这个政治宣言以极其卑劣恶毒的语言辱骂人民领袖、民族英雄，擅自篡改中国革命史，使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全部光辉历程葬送在他们的杜撰里。我们深知，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实际上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艰辛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在那些公正的人们或组织看来都是绝无仅有和无比光辉的，污蔑领袖的光辉形象，实际上就是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然而茅于轼和他们的同伴们却要极力否认这段历史，所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不禁要问，茅于轼，你们究竟想干什么？然而我想这个政治宣言并非茅于轼最后的决裂，这或许是试探，因为他和他的同伙究竟还留在这个他憎恨的国度里，他们自以为这个民族经历了三十年的精神毒害，已经可以用转基因的办法作最后的摧残。然而事与愿违，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忍耐，然而骨子里却始终不与苟同的坚强的民族，这个民族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同任何一个民族不同，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愿意融合一切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愿意同那些怀着美好愿望的善良的各族人民一道举起正义旗帜驱赶邪恶魔头，以期平等的进入大同世界。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只要世界警察的警棍还没有自觉丢下，那些先觉的人们就绝不会甘为奴隶，绝不会任那些鹰犬们的阴谋得逞。
而今，正义的人们终于发出他们的怒吼，要求审判茅于轼等贼子。这怒吼发出了人们正义的感情，它比一切神圣的资产阶级法制要纯洁，要神圣，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广大人民的正义感情得到合理的伸张，社会才能沿着它正确轨道前行。这怒吼的意义绝不仅是对茅于轼个人卑污灵魂的谴责，而是要使所有如同茅于轼卖国者之流的心灵震撼，使他们切身感到背叛这个伟大民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想，或许茅以升和茅以新两位先人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睁开眼睛再来看一看他们的不孝子孙茅于轼竟要亲手玷污茅氏宗族的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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