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做事及钱
大海
茅于轼老先生多有奇谈怪论，这是当下许多所谓的精英的惯用伎俩，颇有诗圣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犟劲。近来，老先生愈发的变本加厉，有辱斯文的恶骂文章、言论益加层出不穷，自然也不值一提；但还是有可以一议的，如他斩钉截铁地认为“一定不错的”要“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的高论，初看似乎言之有理，且用心良苦，细想却不尽然了。
堂而皇之地把说话与做事严格区分开来，足显老先生的艺高胆大，与打左灯向右转的人比，显然要光明正大一些。然而，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对于凡夫俗子来说，却并非易事，如同人格分裂一般的痛楚；大概只有像汪精卫那样宁可“自己下地狱”的人才能演得。老先生不愧大师称号，愿意万劫不复，一面要“一心为穷人着想”、“为穷人做事”，一面又要“为富人说话”，个中滋味，谁人识得！他比孔老夫子年长，却比老夫子更能忍辱负重。老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老夫子而言，言行不一庶几做不得人了，面对老先生的说话做事论，想必一定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感叹的。不过，老夫子毕竟是圣人，他没有武断的判决无信者不是人，所以他又说：“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观其行。”这与断言不尊重老先生就不是人的三国教授一比，高下立现、优劣即分了。
老先生的说话做事论与他独断的恶骂文章的最大区别是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堆理由：为穷人说话不得罪人，为富人做事有钱进账，因此芸芸众生都好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他对此愤愤不平，于是决意反其道而行之。言下之意是，明知为富人说话及为穷人做事都无利可图，却偏偏在所不惜，真可谓高风亮节：一是不怕千夫所指；二是不屑富人钱财。
老先生不畏世人唾骂的气概是令人佩服的。他说过，中国穷人占95%，富人5%，这大抵不会错，因为他与搞计划经济的人不同，他是自由派，因此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也因此他的穷富人口比例估计是严谨的。他甘愿义无反顾地为5%的富人说话，不惧95%的穷人的谩骂，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凛然模样，在他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民公敌、把主权领土还原成毫无意义、把无私奉献还原成恐怖主义及把汪精卫还原成民族英雄、把倭寇还原成无辜者、把贪污5000亿元还原成小事一桩、把犯法还原成法律之错、把高利贷还原成资金优化配置、把高学费还原成穷人上学的法宝时，已表现得一览无余了。
然而，只遭骂名不求回报的傻事，老先生是不会做的，须知，他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投入产出及高风险高收益的基本道理他是懂的，尽管据称他的最有名的经济学论文是抄袭前苏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因此他说，“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义务为别人做好事的人却是在鼓励别人做坏事”，“损己利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估摸着老先生是用“为富人说话”去交换富人的钱财，因为他早“悟出”了“交换创造了财富”的“真相”；所以他“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既然政府、老百姓的钱难拿或太少，据此“根本活不了”，便只好去拿外国人与资本家（大约都是富人）的钱了，虽然钱是小事，哪怕是5000亿，但生计事大，人命关天嘛；何况本来就是等价交换，天经地义，借此又能“创造了财富”，何乐而不为？已入耄耋之年，为富人做事怕是为难了，也只有挥挥笔杆子、动动嘴皮子了，于是，“为富人说话”成了最佳选择，御用文人自古有之，照例有钱拿。而且，谁又能说清挥挥笔杆子、动动嘴皮子就不是做事呢？制造、引导、控制舆论，掌握话语权，占领制高点，何尝不是做事？这可能就是富人们最希望他做的事。
看来，老先生是承认拿了外国人及资本家的钱的，诸如什么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无非是对他“为富人说话”的犒赏，估计绝不是做了什么勾当的报酬，尽管他是什么都敢做的；只是不清楚他拿了哪些资本家的钱。这个问题，其实也无关紧要，反正是富人的钱，是被富人豢养的，即使不再拿钱了，也会忠心耿耿地“为富人说话”。要明白这个道理，请看鲁迅先生1930年写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值得称道的是老先生至少在表面上表达了要“为穷人做事”的愿望，尽管他从打心眼里瞧不起穷人：穷人的劳动没有创造财富；穷人的很大部分“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而不是“中国的中坚力量”；穷人住的“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等等。但他还是想为穷人“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简直让人感动，但实际行动呢？没有！连为富人，据说他也只是说说话而已，会为穷人做事？天方夜谭！穷人没有钱嘛！“损己利人”他做不到，遑论“自我牺牲”了。如果老夫子地下有知，我会不揣冒昧地劝他将“听其言观其行”改为“观其行，不听其言，可乎！”
退而求其次，为穷人说话如何？诚然，老先生是为穷人说了不少话的，尽管有“讨好舆论”、“哗众取宠”之嫌。自己也表白过：“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只是“愿意更多的为富人说话”。绝不能因为“更多的为富人说话”而否定曾经“同样也为穷人说话”的事实。总归，他是拿了老百姓的钱的，虽然只“给个二万三万”，但还是得有所交代。可惜钱太少，投入太少，产出就寒碜了。
老先生为穷人说话的途径有二：一是为富人说话。这方面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也是他的冤屈之处。他的心曲是：“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全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令人大有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感慨：富人很苦，所以富是为了穷人有出头之日，还要为被打倒“受欺侮、受剥夺”而担惊受怕而“低三下四”。穷人得忍一忍，只要保护好救星富人利益，拥护富人的“损人很少利己极大”的发财之道，也会变富，他为富人说话，是有提前量的，是远期期货。妙不可言！
二是直接为穷人说话。为了穷人脱困，老先生提了许多建设性、创造性的药方。如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方式是“由精英来治理”，“我国贫富差距不大”，“发展中国家不能搞福利”，“物价涨了有十来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经适房只有毛病没好处”，“领土主权的转移”“值得欢迎”，“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饭免费给95%的穷人吃”，“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几千万人下岗”“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不一而足，什么货色！
由上可知，老先生的“为穷人做事”是假，真心为穷人说话绝无仅有（钱太少），“为富人说话”、为富人做事是真，全是一个钱字在作怪。在钱面前，“道德能值多少钱”，“历史就要改写”，党中央应该“指鹿为鹿”、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尊严，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主权领土“与我何干”，“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错误”，“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中印战争“有什么价值”，“高利贷很好”，“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
我奉劝老先生，莫再倚老卖老、出尽洋相了，来日无多，钱又何用？应记取老夫子的话：“老而不死，是为贼！”
注：文中没有注明出处的双引号内的内容均摘自茅于轼的文章、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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