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英”与“草根”
——兼批茅于轼的“精英”论
：钱昌明
“精英”者，历史上少数掌握权力或知识的上层统治阶层也；“草根”者，历史上大多数从事各项劳动的被统治的草民百姓也。
在中国的字典里，本无“精英”、“草根”这些词汇。有的是“君子”（道德高尚之人）、“小人”（道德低下之人）之分；或“劳心者”（脑力劳动者）、“劳力者”（体力劳动者）之说；比较通俗的称呼，则有“大人”、“老爷”与“小人”、“小民”等等。
我手头正好有一本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查了一下，在“精”字条目中，列有“精巣”、“精虫”、“精怪”、“精光”等59个词语，就是没有找到“精英”一词；在“草”字条目中，列有“草本”、“草包”、“草芥”、“草寇”等68条，就是没有“草根”这一条。
足见“精英”、“草根”等词汇，至少在1983年前是不流行的。“精英”、“草根”，这些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外来语，真正频繁地出现在流行汉语的行文中，并为公众所熟悉，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和21世纪的事，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我国泛滥，反映在词源学上的一种表现。就像一些人在口语中不说“好、是”，而讲“OK”；不称“国民生产总值”，而叫“GDP”；分手时不说“再见”，而说“BYE、BYE！”一样！
在阶级社会里，人的身份有高低、尊卑之分，于是就有了反映这些概念的词汇。无论是把“高贵者”称为“老爷”、“大人”或“精英”；或是把“卑贱者”呼之为“小人”、“草民”或“草根”，这些都是社会上相互对立的阶级关系的客观反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实，“精英”与“草根”，这本身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两者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剥削制度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同一的，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上层管理者与底层劳动者的关系由原先的阶级对立，转变为平等的合作、互助关系，人们之间的称呼也就变了，最有影响、最具包容性的称呼就是“同志！”不管是对上还是对下，或是对男女老少都一概适用。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工作岗位可以各有不同，人们的能力可以各有强弱，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可以各有大小，但他们都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都是为人民服务。于是乎，平凡、普通的战士雷锋、王杰；平凡、普通的工人杨富珍、郝建秀；平凡、普通的农民邢燕子、陈永贵；平凡、普通的知识分子蔡袓泉、胡万春；……等等，一批批“草根”成了英雄、模范；一批批“草根”走进了人民共和国各级权力“庙堂”；一批批“草根”涌进高等学府的知识“殿堂”。你说他们是“草根”，还是“精英”？他们既是“草根”也是“精英”。反之，干部、知识分子定期下厂、下乡劳动，与工农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精英”与“草根”的同一，也叫“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管白猫黒猫”的影响下，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无视“杜勒斯预言”，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主义江山的影响，不过是“打开窗户，进来几只苍蝇、蚊子而已”，不足挂齿。90年代后政治上始终防“左”，任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盲目追求西方意识形态的“狂热”。
一时间，拾洋人牙慧，成了学术界的一种时髦，崇洋迷外成为风尚（文艺界“精英”更是热衷于在自己的大名后注上XX国籍）。一些人言必称美、欧、日本，张口“民主”，闭口“OK”。谁只要会一点洋文，或到国外“访问”、“交流”一下，或傍上一个洋人，或“弄”到一张洋“文凭”（那怕是假的也好），或混个“访问学者”之类的头衔，就可随便抄袭一些洋人的文章、滥调，回来后作一番口若悬河的“贩卖”、“糊弄”，立马就可封为“专家”、“教授”，成了“知识精英”；再经过一番操作，一夜间又成为“权威”、“大师”，进而被一些人奉若“神明”，茅于轼之流就是这样“造就”的。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方霸权主义“给力”下，在国内权力资本利益集团的宽容、妥协下，“精英”们在华夏大地很快成了气候，简直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一时间，社会主义中国成了“精英”们的天下，他们竭力宣扬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个人主义、“英雄”史观；藐视、污蔑劳动人民，以历史唯心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把毛泽东时代革命的、平等的人间关系彻底给颠覆了。“精英”代表人物茅于轼就认为，“精英”是国家“栋梁”，天生是精贵的，可以为所欲为；“草根”是草芥，天生是下贱的，理该受苦受难。他说：
“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
穷人应该受穷。“不能搞太多福利”，可以让他们去吃“餐馆剩食”，“餐馆剩食放窗口请路人取用。”
“精英”要保护。那怕“精英”们的钱是贪污得来的也无妨，因为“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茅“精英”公然鼓吹：
社会两极分化“天经地义”。“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
把茅氏鼓吹的“精英”论概括一下，就是：贩卖西方的“精英”史观，鼓吹“两极分化天然合理”，“剥削、压迫有理”，为复辟不平等的旧制度大造舆论。
佛教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教义叫做：众生平等；西方基督教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资产阶级口头上也讲“自由、平等、博爱”，唯独愚蠢之极的茅于轼，连一片遮羞布也不顾，他赤祼祼地鼓吹：人是不能平等的！
佛学哲理虽是一个唯心主义体系，但里面也确有不少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佛学认为，人都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蕰”和合而成。“五蕰”中又有物质与精神两部分：
“色”，构成物质部分，即人的躯体，它是由“地”（身体）、“火”（体温热能）、“水”（血液等体液）、“风”（呼吸气息）的“四大”组成；
“受”、“想”、“行”、“识”构成精神部分，即：“受”为苦乐喜忧的情感，“想”为智慧的理性思维，“行”为人的意志行为，“识”为意识。
“五蕰”的物质与意识的“和合”，才构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就以茅于轼这位“精英”为例，他长得比“草根”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是多长了一个脑袋，还是多长了一只眼睛？没有呀，那凭什么他要高人一等，骑到“草根”头上去拉矢拉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渉世家》）
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劳动则是劳动者一定量的体力与脑力的付出。任何劳动，尽管其结果（劳动成果）价值不同，（价值往往是随社会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比如在大饥荒极度挨饿的条件下，黄金再多再精贵也换不来些许能延续生命的口粮！1996年，上海市场上一只“大哥大”——手机，市值1万元，同时期在美国仅售1美元）因此，很难作静止的比较。然而，不同的劳动价值，却可以用相同的劳动时间（体现一定量的体力、脑力付出）来等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的8小时劳动与工人、知识分子的8小时劳动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消耗，在生命意义上应该是等值的。所谓“脑力劳动”的价值应该比“体力劳动”高的观念，完全是阶级社会“精英”们人为制造的一种“剥削意识”。这种不平等（资产阶级法权）自然会随着旧制度的覆没而逐步消失。
“精英”们所以会自以为了不起，认为可以“高人一等”，可以为所欲为，说白了，是因为社会实行着私有制的剥削制度。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他们只要仗着既得利益，就可以通过财富与权力的运作，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知识，使自己成为“精英”，并能世代得以承袭。
在阶级社会里，是特权和私有财富把原先平等的人们变成了不平等，让富人变成了“精英”，把大多数普通人沦落为“草根”。只要是生在“草根”家庭的人，从普遍意义上说，你再有天赋，再有能耐，也一定得不到发展，只能在默默无闻中接受被埋没的命运。诚如印度电影《流浪者》中主角拉兹的法官父亲所宣扬的：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不会改变。在中国这叫“龙生龙，凤生凤，贼生儿子掘壁洞。”
剥削阶级历来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慢慢地，被统治的“草根”们，也只能无奈地认同了他们的说教，去怪自己的命运了。
1958年，安东（今丹东市）机械厂（后改名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工人们，自力更生，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拖拉机，这在历史上是一个突破，这一喜讯很快上报给了党中央和毛主席。1958年5月18日，毛主席亲笔在文件上写了批语：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的批语，把几千年来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它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创造性，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人民史观。
人的聪明才智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是从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一切唯心论的先验论则认为，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是天生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有一句名言，可谓一矢中的：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是啊，一个没有吃过梨子的人，怎么可能体味梨子的滋味呢？即使他能讲得头头是道，那也只能是听来的，这就不是真知。正因为这个道理，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通常是由在生产斗争第一线上的人完成的。看看英国工业革命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近代历史上的第一台机器——珍妮纺纱机，是由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水力纺纱机，是由钟表匠阿克莱特发明的；“骡机”（一种更高效的纺纱机）的发明人是工人克隆普顿；改良蒸汽机的发明人是徒工出身的机械师詹姆士·瓦特；火车机车的发明人，也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史蒂芬孙；等等。
以上这些主要发明创造者，几乎全出自“草根”阶层。道理很简单，因为“草根”们都是生产实践中的第一线劳动者，他们自然最有这方面的知识与才能，在这方面他们自然也就最为“聪明”。
反之，“精英”们由于拥有良好的生活、教育环境与条件，能够掌握较多的书本知识（间接知识），让他们成为了“精英”。但也因为他们占有了“精英”地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满足于掌握一些书本知识，这又使他们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是“愚蠢”。
“精英”也好，“草根”也好，就它们在社会中的具体作用来说，其实只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各有不同作用。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需要有上层的管理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更需要有广大的“草根”阶层，谁也离不开谁，只是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关系是对立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精英”与“草根”的对立曾经一度淡化，并逐步同一，这是社会的进步。如今，茅于轼再来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精英”论，糟蹋“草根”劳动人民，重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滥调，其目的就是要复辟旧制度，把已经翻身的人民群众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狱。
愿一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擦亮眼睛，保持警惕，投入到当今批判茅于轼之流的反复辟斗争的洪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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