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学习和把握毛泽东思想把他开创的未竟事业推向前进

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学习和把握毛泽东思想，把他开创的未竟事业推向前进！——纪念毛泽东逝世35周年　　

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我不想和任何人争论，因为许多问题历史会做结论；但是我要说话，即便只是断想。　　

                                           —— 题记　　

1、我们生活在一个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我们曾经有幸跟着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亿万人口的大国中，探索和发展与私有制实行决裂并建立公有制的尝试。参加过这种尝试的，不仅有我们，还有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巴黎公社的儿女，和倾听着阿芙乐尔一声炮响冲进冬宫的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　　

虽然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们，在未来的革命征途上，也找不到我们的身影，但是，我们可以向后人证明，我们这些当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并没有辜负党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我们默默地高举着革命的火种继续前进和探索，也相信一定有人会接过我们传递的火种，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作进一步的改造。　　

    现在，我们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留给后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比我们先行的牺牲者们感到十分庆幸的事情。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历史从来不是由人民记录和书写的，它出自统治者或掌权者的笔下。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现在已经给人民大众提供了一个机会，即：人民可以书写历史，可以对历史上的一切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2、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和制度泛滥成灾的三十年，善良的人民反复被从反面上课，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私有制的传统观念，什么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什么是阶级斗争，阶级压迫和专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和平演变，等等。在这个号称“盛世”的年代，许多人都可以亲身体会到另外一个方面的东西。　　

三十年，作为人生的尺度，看起来很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过是一瞬间。在“改革开放”的旗号下，让希腊厄里斯神抛下的一个金苹果，就能把历史上私有制的一切龌龊集中地展现在这三十年里，让人们去全面体味，反复比较，未必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　　

3、 茫茫黑夜，仰望星空，人们希望看到北斗；面对现实，苦苦思索，终于，我们又一次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和寻找到了毛泽东。三十多年来，不少人在所谓“全面准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口号下，大力批判“两个凡是”，但其恶劣的结果是，它竟然演变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否定，也让中国“自己”的一些人放开了手脚，疯狂地攻击、污蔑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的毛泽东，这让正直的共产党员吃惊，也让全世界都感到了惊讶。但是，正如毛泽东自己预料的那样，蚍蜉撼树谈何易？　　

毛泽东为什么对自己的身后那么自信？源于他对自己献身一生的事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用他自己最为通俗的解释，就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人以此为座右铭，成为人民共和国的脊梁，让人生变得很灿烂，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现在人们不是愿意讲品牌么？“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就是毛泽东时代最动人心魄的品牌。当我们看到周总理生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像章屡屡出现在群众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被深深地震撼：风风雨雨中，他们才是“为人民服务”过程中真正的战友！周恩来总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那个时代做了最好的诠释。　　

这里让我们大段引述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所说的话，来比照一下已经不同于此党的彼党的宣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想当年，毛泽东作为党的一把手，曾经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起领导责任，代人受过，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发文至全体党员知道。后来呢，问题可谓成堆，层出不穷，上上下下哪个一把手做过哪怕一点点像样的自我批评？他们把一切问题都推给了毛泽东，而把自己放到了一贯正确的“先进代表”的神坛上，那是无论谁都绝对不让碰的，当然也严重背离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现在，他们所以那么热忠于搞“形象工程”，说到底，就是至今为止，除了忽悠GDP之外，还拿不出任何留给后世、值得让人称赞的“历史作品”。　　

“为人民服务”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是由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而开拓的。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事业，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论述，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思想的甚至是文学艺术的，都可以做专项研究。毛泽东晚年在病榻上自己总结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一件事是开展文化大革命。于是，后来的党的《决议》则根据这个思路，把毛泽东的前一件事予以肯定（而且那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功劳），而对后一件事给以否定（毛泽东负主要责任）。姑且我们把作出和通过这一决定的人看成他的战友和忠实的追随者，在认真思考之后，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曾热心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思想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4、天降大任于斯人，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的领袖人物，曾经受到亿万人的崇拜，但身后又被许多人反复疯狂地污蔑和咒骂，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他触及到了社会的哪根神经呢？这是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毛泽东，并认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关键！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三个历史阶段来认识，并说毛泽东根据本国情况，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推进中国的革命斗争，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马克思开始，世界上一代一代的革命者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在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展示着各种不同的英雄形象。将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并列在一起，由他们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英雄人物和领导人物来看待，这是在革命者内部的自己的划分。仔细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说，没有大错。　　

私有制社会，是按照皇帝或总统来纪年的，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按照向私有制发动进攻的领袖人物划分历史阶段，理所当然。从当前的现实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毛泽东论述人民革命斗争的规律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现在就是处于“再失败”的阶段中。但我们有信心，也有理由相信，第四个里程碑正在酝酿之中。伟大的斗争必然造就出新的领袖人物，二十一世纪一定属于工人阶级。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世界工人阶级不可能在黑暗中摸索一个世纪。　　

现在我们要问，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到底是要革谁的命？是蒋介石代表的四大家族吗？是曾经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地主资产阶级吗？是依附于他们身上的“臭老九”吗？——人们习惯于这样认识，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5、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他把自己的学说定性为“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什么是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什么是传统的观念？核心就是私有制，并由此派生出来的以自私自利为特征的思想观念。毛泽东在中国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其本质就是推翻私有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统治，并试图开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社会，作为第一步，从集体所有制开始过渡！毛泽东所说的两件事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区别只是在于掌权与否。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正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由此可见，他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　　

确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可以从国际共产主义的三个历史阶段方面考虑。因为他领导的是共产党，秉承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的革命事业，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若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历史来考虑，毛泽东则更是永垂千古的开拓性伟人。　　

在中国，有三个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地位是人们撼动不了的，不管你是不是喜欢。第一是秦始皇，是他奠定和完成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在当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进步，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以至今天还能找到他的影响所在。第二是孙中山，封建帝制的结束是以他领导的革命斗争为标志的。这也是了不起的历史功绩。虽然他曾经谆谆告诫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时至今日，封建帝制还有复辟的可能吗？完全不可能！在中国，政治现实是，可以有帝王思想，但是没有帝王的宝座。那个宝座早就让孙中山给打碎了。第三个人，则是我们亲见而十分热爱的毛泽东。他率领亿万人民群众向存在于中国数千年的私有制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不但包括震惊世界的军事斗争，而且还包括举世无双的文化大革命。长达数千年的私有制度在他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攻击下，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型！　　

现在，当人们享受着网络自由，在“微博”中书写自己思想的时候，你可知道，毛泽东早就与时俱进，发现、钟情并支持大字报这一向私有制度开展群众性思想斗争的新形式了。大字报当时只限于某一个单位，某一个地方，而微博则可传遍世界。由此可以举一反三，深刻理解当时的权贵为什么这样痛恨大字报，痛恨文化大革命，非要将大字报扼杀于摇篮不可了。然而，许多事情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微博，这一现代大字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诞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微博不代表民意”，其实，广大网民对中国恢复私有制度所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弊病严重不满了，“长官意志”是搜刮民财，而微博所反映出的不满则是民意。　　

6、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在向私有制进行顽强进攻的过程中，理所当然的是要夺取政权，用武装的人民军队去消灭反革命的武装，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尽管这在许多私有制度的卫道士看来是不理性的。　　

必须审时度势，开始武装斗争，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这个世界，哪一个统治阶级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经典语言。一百年来，这个世界能打仗的人很多，懂得枪杆子重要性的人也很多，但不会成为毛泽东。　　

    毛泽东已经把革命的军事斗争变成了艺术，而且总是以弱胜强。为什么毛泽东会获得胜利呢？可以归功于他的革命胆略、指挥艺术和战争意志，也可以归功于党的团结、人民的支持、部队的勇敢以及统一战线的成功，归功于路线、政策和策略的正确。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站在了历史的进步方面：“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战胜不了的！”这个事业说到底，就是向腐败的私有制发动进攻！就这一点说，哪个将军，哪个元帅有这等高屋建瓴的“觉悟”？没有这样一个觉悟，就只能跟着走，永远慨叹“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也曾有过总结：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他只是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腐败，而不会认识到，他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的是私有制，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也决然不会站到批判私有制的高度来总结自己的失败。　　

国共两党的反复争斗说明，私有制，看起来貌似强大，但在中国这个地方，它已经腐朽，没有了继续生存的巨大空间和生命力。社会主义的幼芽已经诞生，移植到中国，尽管很弱小，很不完善，可提供给人们进行挑剔和攻击的地方很多，但是它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暂新的发展模式，一幅美好的蓝图，而且是切实可行的宏伟计划。　　

现在不断有人说，那是乌托邦。不对啊！在万恶的私有制社会里，是宗教把人类遭受的苦难看成是生来具有的，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寄托于死后进入的天国里。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把追求人类的幸福寄托在现实的斗争中，通过革命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而且在苏联、在解放后的中国，最初的几十年里还改造得相当不错！　　

人们看到，在解放后，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美，毛泽东都敢于硬碰硬。他曾振聋发聩地说：“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打！打出一个真理来。”这个真理就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要翻身，就得摆脱私有制的桎酷，还人民一个自由解放的新天地，而不是掌权后就当官做老爷，热衷于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接轨。对共产党来说，那是死路一条，信仰与制度的崩溃将是必然的事情。　　

7、毛泽东曾经豪迈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他说到了，也做到了，而我们则是这一历史新时期的参加者、见证者。从一夜让妓女从良，几天让毒品远离人们的生活，从送子参军到自愿降薪，从终身破衣、粗茶淡饭到身后无一金无一宝留给子女，都充分彰显了领袖人物感人的的崇高形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越发光彩照人。然而最重要、更感人的是他一生中无一刻不在为国家操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业阶段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完成的。我们用不着在这里一一罗列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事业、每一个地方的发展变化，因为他的事业是世界性的，也是历史性的，是不可磨灭的。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曾注视着他，他的伟大感动世界，这其中包括他的敌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毛泽东伟大事业的忠实见证者。　　

一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 ——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另一位西方学者不无感慨地说：“中国获得的外援像金子一样少。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一天比一天强大，六十、七十年代‘两弹一星’，还有看不见的和不知道的，不能不让我们害怕、慌！”他坦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向毛泽东的中国靠近，试图找到毛泽东的力量。”　　

8、四个现代化，是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伟大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物质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有据可查、不可抹杀的。这一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将不会产生太大的争议。问题是这些成就的取得方式现在在党内出现了所谓的“异议”。　　

人们知道，前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取得了丰硕的结果，在前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最有经济实力的大国，并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斯大林总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称之为“计划经济”。这种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比，在帝国主义国家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也就给所谓“意识形态”之争增加了新的内容。　　

解放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上，我们怎么走才是正确的，当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能和美国接轨，走市场经济的路吗？完全不可能。美国要通过朝鲜战争把新中国消灭在摇篮里，并且搞了个全面封锁和禁运，难道要低三下四地去乞求他们施舍的和平和援助么？这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骨和品格。小至一个村落，大到一个世界，和“霸权”接轨的最后结果不是被收拾掉就是狼狈为奸！还好，人民的江山是通过武装的革命斗争取得的，在武装革命的斗争中，红军也好，解放军也好，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它和计划经济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苏联的经验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的借鉴。　　

说到这里，可以回过头来反思一下，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根据斯大林、毛泽东的论述得到如下的启示：第一：它是为公的，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和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像我们现在鼓吹的市场经济那样，为个人或地方一己之私，到处招商引资，追逐利润，损人利己。第二，它是需要进行周密调查研究的，把握好生产、流通、消费、分配与扩大再生产等每一个环节，决不能任意编造，无知妄说。以GDP为纲是懒人哲学、欺人之谈。第三，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需要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既不能搞长官意志，也不能搞无政府主义。第四，在以上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目标，既不固步自封，也不盲目发展。没有预见，谈不到领导。刘邦尚且知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难道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过河需要摸石头了？第五，把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联系起来，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经济发展的可操作性，将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政治上可控范围之内。等等。　　

不要嘲笑毛泽东不懂经济，他可能不会炒股，看不懂K线图，写不出营销技巧和投资策略，说到底，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用什么办法，为自己谋利益。他的心中装着全国人民。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才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经济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完全可以自豪地向历史宣布：“舍我其谁？”　　

新中国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然而，怎么忽然一夜之间，斯大林不行了，毛泽东也不行了，就非得拜美国为老大呢。这就是美国的高明之处，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使然。常识是，处于激烈斗争中的双方，都会对对方的优势和弱点进行反复的研究。计划经济的优势，美国未必没有看到。但是他们不可能全面实行，这是制度原因。它可以依靠强权、依靠战争，从世界各地搜刮民财，再抛洒一点养活自己国家的人民。没有侵略，它就活不下去。它怎么可能“公”字当头，为全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很明显，美国不欢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去和他叫板，而要做到一家独大，他就得千方百计去抹黑对手；要让人信服，就得从那个阵营内部搜罗和培养他们的吹鼓手，即用他们自己的人坏他们自己的事，这就是他们要做的和平演变。这一手在前苏联成功了，在东欧成功了，所谓“颜色革命”疯狂一时。其实，美国的一般民众当时对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并不很了解，谈起中国的事情来更多的是好奇。在他们的眼中，中国的革命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迭，没有意识到世界到底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恶毒的指责反而来自中国自己。当我们听到那些人刺耳声音的时候，恍如看到他们身后站立着的霸主：原来他们是资本主义强权世界的哈巴狗啊。于是，我们就非常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从新仔细思考和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得出正确的结论，时时警惕美国这个被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度在给我们玩坏。此刻毛泽东说过的话在我们耳边响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应当承认，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要学会很好地运用，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听信一些人对计划经济的恶意歪曲，走错了自己的路。这三十年来，在党内出现的全面抹杀和攻击前三十年的言论，或者说党内出现的所谓“异议”完全可以被看做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的猖狂进攻在党内的反映。　　

9、最大的争议来源于“运动”！　　

我们可以试着写下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合作化，反高饶，公私合营，反右斗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三面红旗，四清，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活学活用，直到文化大革命，包括：造反有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联合，建立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天安门事件，直至“粉碎四人帮”。所有这些，人们的立场不同，处境不同，体会也不同。对于党的历史上的这些重大举动，为了迫切发展经济，一时不争论，可以理解。然而，党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不是某一个人说一声“不争论”就能了结的，也不会是哪一两个“决议”就能定性的。如果一方面说“不争论”，另外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抹黑过去的一切，这就失去了“公平和正义”，是不能允许的。党的纪律不能束缚人们对真理的渴望。　　

毛泽东时代奉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双百方针，后来被诬蔑为“专制”，“独裁”，是什么“引鱼上钩”，而现在的“不争论”原则普及到党内外，给领导提意见那会砸掉自己的饭碗，“上访”会遭到迫害，这反而是民主自由、和谐社会，什么逻辑呢？　　

凡是合理的就能存在，凡是存在的就有它的合理性。今天，重新探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些“运动”的合理性有必要吗？有。这才叫拨乱反正！　　

解放后的所有这些运动，基本上可以分属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肉体消灭：战场上击毙和宣判后拉出去毙了，比如解放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是捍卫新中国胜利果实的必要一步。又比如“三反五反”中枪毙刘青山、张子善，这是纯洁党的队伍、坚定人们革命意志的必要措施。如果他们这些已经腐败的掌权者不死，社会早就乱了套，哪还等得到今天。　　

第二属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比如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等，这些措施或运动，是在挖掉私有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属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没有提到历史的日程上。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被触动了，但在中国实行的是和平改造，并不是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不人性化吗？当然，对农民来说，刚刚翻身解放、通过土改分到手的土地，怎么转眼又归了生产队呢？许多人是不理解啊。在有些农民看来，他们心目中的红色政权，就是支持他们剥夺和占有地主的土地，并要在这个基础上让他们发财致富。　　

第三属于对思想的改造包括对党内思想的整顿。那时有这样一句名言：“人进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旧社会的。”非常经典。搞社会主义，最难的莫过于改造人的思想。社会主义教育说到底，就是在初级阶段，教育人们掌握好一个标准，划分清楚公与私的区别，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思想上知道，前路如何走。到了文革时期，则表述为斗私批修。　　

所有这些，不必讳言，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范畴。　　

事实如此，就可知为什么时隔三十多年，还会有那么多的人对“运动”有“意见”了。是啊，共产党“剥夺剥夺者”，阻碍了一些人对私有财产的过分占有，也粉碎了他们飞黄腾达、升官发财的梦想。他们总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却被看为“私”字当头，“人还在，心不死”而遭到批判。他们心有不甘，一有机会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是阶级立场的本能反应。但这无关宏旨，本着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基本思想继续前进，他们将会从新社会的发展中体会到，这种对社会进行的彻底改造也是他们的最终要求。私有制度并不能保证他们的二代、三代，就一定不受穷，不沦为靠抢劫盗窃为生的罪人。　　

最重要的是党内，有人投奔革命的本意是寻求个人出路，或者，他当初入党的时候，并没有党内寻求个人发展的意图，然而，解放后，他们被包裹着私有制糖衣的炮弹击中了，而毛泽东领导的那个共产党还在要求他们做无私奉献，甚至发动文革，吐故纳新。作为一个掌了权的私有者，他开始拒绝革命，拒绝前进，这时候，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了，并将抵触情绪化为了反对力量。　　

事情发展到了今天，当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却倒打一耙，污蔑毛泽东有当皇帝的野心，将那个时代的运动和斗争，都归为所谓权力之争，将自己归为无辜。——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历史。　　

说实话，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是一个历史的长过程，在这么伟大的探索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曾经出现的扩大化，比如怀疑一切，比如无限上纲上线，比如唯成分论，将人无意之中划分成了三六九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后来一些人“戏说”的材料。公正一点问一声，没有偏差、不犯错误，可能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为社会发展的“最优过程”打保票。武松打虎，目标只是把老虎打死，不要让老虎把自己吃了。如果有人事后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指责说，你第二拳和第三拳打击位置不大准确，第五拳和第六拳发力不对，第七拳属于无用功，能说你比武松还厉害吗？遗憾的是，现存的一些“老人”把自己装扮得比武松还厉害，蒙骗了不少年轻人。但是，明眼人可以看出，他们的歹毒之心是希望老虎把武松吃掉！　　

当听到有人为资本主义唱的赞歌，你可知道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罪恶是多么深重，多么惨无人道吗？别说三百年前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就看看我们现在的“黑砖窑”，看看我们的“毒牛奶”，看看我们的“强拆”，看看我们的“十二连跳”，看看因为污染而被癌症夺取的无数生命，等等，就其残酷程度来说，比过去的“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罪恶都被人造的“盛世”华装掩盖着。我不相信，这些能够逃过历史的严厉批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所谓“运动”，即：历次运动的本质就是和“私”字做斗争。它要医治的是人类灵魂中的自私之症。当然，按照过去的说法，这就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　　

10、争议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个人一挥手或贴张大字报就能发动起来的。它的发生、发展和失败，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件一样，都有着深刻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人们知道，中国的革命斗争无论解放前后，都是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进行的，参加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在苦难的旧中国，深重的阶级压迫和盘剥逼得他们走投无路，身无一文，手无一技，参加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共产党的忆苦思甜，使他们看到了遭受贫困的根源，激发了他们英勇战斗的热情，不少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后人永远追忆的烈士。有些人则跟随着革命队伍，迎接了新中国的到来，继续他们的征途。　　

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是一蹴而成的，革命队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业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潮，它需要一代接一代不断传递革命的火种，前赴后继。当然，这是几代人的接力过程，也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　　

现在，我们需要引用一个过去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汇：同路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是所有参加革命的人都能走完自己的革命一生，原因很简单，所有自称为革命的人，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崇高目的。为实现伟大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同路人。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报仇雪恨，可能是为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为一家之“小康”）。可能是为了在革命队伍中寻找个人出路，或者为了躲避家庭包办的婚姻。不一而足。终极目的不同，表现就不会一样。有人坚定，有人牺牲，有人颓唐，有人落伍，有人叛变。当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就会有人跟不上新的形势而被甩掉，成为革命道路上某一个阶段的同路人。　　

不可否认，武装斗争成功、取得政权之后，大多数人是听党的话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进一步为革命事业尽力。但是人们也注意到，革命队伍已经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自认为是革命功臣，闹名誉，闹地位，闹待遇，甚至贪污腐败。还有的人，小事不愿做，大事干不来，吃喝玩乐，老虎屁股摸不得。更多的人认为大功告成，不读书，不看报，热衷拉关系、走后门，开始利用权势，经营私人家族。这些人所喜欢的公有制，是以保护他们个人的权位为前提的，这就是四十多年前理论上经常提到的“特权”。所谓公有制的国家快成了他们的私人花园，想摘就摘，想采就采。无限制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使他们抛开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提前享受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的生活。这在前苏联，在中国都一样。这些领导者当时并没有犯法，是制度的不完备给他们造成了犯错误的机会。他们在党内已经成为一股阻碍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的阻力，或者说成为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国家的大权如果由这些“同路人”来把持，其实就是由从共产党内孵化、蜕变出来的“资产阶级”来统治，那就等于宣布革命的终结。　　

对这个问题，人们可以在理论上做出更多的探讨。但，说一千道一万，问题也很简单：武装的革命斗争胜利了，国家大权掌握了，胜利果实拿到手了，于是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忘记了党的宗旨，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革命胜利果实化公为私。　　

上述这种认识，如果把它放在现在，能够理解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六十年代，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党内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时候，理解的人很少，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的高瞻远瞩。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毛泽东坚决主张立党为公，坚决主张吐故纳新，坚决主张斗私批修，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形式治病救人，不单是给已经蜕变的干部击一猛掌，也是让全国人民接受一次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这就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基础。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说，他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得到全党同志一致拥护的。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文件“16条”，经过几十年的检验，到现在也还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真理是掩饰不了的。　　

11、评价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标准。　　

现在的人们，经过多年的误导，一提起前三十年，一提起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一个“乱”字。谁都不上班，都写大字报，总是辩论，天天都是“三忠于”、“四无限”等等，好像那时候的人都疯了。然后就是一个“斗”字。今天揪斗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斗来斗去，甚至一直批到孔子那儿，让领导和知识分子颜面扫尽。再一个是“穷”字。据说穷折腾的结果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受穷，经济陷于崩溃啦。　　

这是事实吗？这得看说这种话的人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六七亿人口的大国，特别又是建国不久，人们的思想认识很不统一，认识上有分歧，找点“乱”的事实，易如反掌。找一点“斗”的事实也很容易。用事实证明一个“穷”字，恐怕更不难。但这决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除了不怀好意的人，绝对不应当把乱、斗、穷当作对前三十年批评的根据。对于用这三点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我们可以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来回答。　　

到底怎么评价文革呢？评价文革，需要找到以理服人的标准。　　

第一：怎么看待“造反有理”？　　

文革是从“造反有理”开始的。人们都知道，共产党执政以后，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空前提高了，成了国家的主人，应当说是“天下太平”了，怎么毛主席还提倡“造反有理”呢，当时，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这里让我们先从史上说起。中国人从小的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对吗？不对。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的生存法则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强者可以靠侵蚀、吞并弱者生存，弱者可以靠生殖繁衍迅速而传宗接代。为了生存，每个物种内部也处在激烈的冲突中。没有矛盾就没有生命。既然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他就必然保持着先天的本性，绝对不可能是“善”的。如果说，我甘心被你吃掉就是“善”，那么“善”就是死亡，就不能传承。所以应当这样说：“人之初，性本恶，不教化，难行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保持着“造反”的本性，想要行善，必须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分清善恶，让人性向善，知道如何处世做人。　　

当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之后，因为要维持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为统治的需要，有一部分人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另一部分人的身上。根据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人类社会出现了矛盾而反常的现象，一方面有人在实行残酷的专政却不承认，另一方面这些人又讲究什么“顺从”和“听话”，编造各种不能反抗的谬论来忽悠大众。几千年下来，造成了一种观念：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没理，反抗没理。这种极端错误的观念，即使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被反掉，想“造反”是绝对不行的。而那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人权”的人，从来不敢去触动私有制的罪恶。　　

取得了政权的共产党，按照党的宗旨，他应当是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是“立党为公”而没有自己的一党之私的。他如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群众可以享有民主自由的发言权利，提出各种建议，帮助党和政府解决各种问题。当然，任何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也可以走上领导岗位，率领广大群众努力生产，让生活更美好。但是，不忍看到的现实是，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已经不想继续前进了，他们要分享革命胜利的果实，要合情、合理、合法地化公为私。不是有人公开地说么：我们的孩子不上大学谁上大学？我们的孩子不当干部谁当干部？一些共产党人开始热衷做官当老爷了。　　

一个“人情网”在编织着，一个特权阶层在形成着。苏联的“和平演变”给中国前响了警钟，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为此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要来考虑“理论”问题，于是，他最后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反修防修，要的就是这四字箴言。　　

六十年过后，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认识了，中国革命本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这就注定它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胜利后必然逐渐蜕变。解放后，在小私有者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内出现整体堕落不是不可能，而是已经逐渐变为现实。他们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办呢？选项为三：一是杀人，在党内搞肃反，如同斯大林当年所为；二是削职为民，永不录用，封建历史中有案可查；三是发动群众，“造反有理”，让干部和群众都能在群众斗争中接受教育和考验。这条路，前人没有走过。这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发现。　　

有人有这样的认识：革命就要服从上级指挥，反修要听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说法虽然和“造反有理”针锋相对，却戏剧性地盛行一时，于是衍生出了“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像章热”等等。这让毛泽东感到十分“讨嫌”。因为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想法，也不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按照这样的思路，不就走上了“三纲五常”的歪路上去了吗？再发展下去，不就和和法西斯差不多了，怎么会有“造反有理”存在的余地？　　

“依法治国”！这又是一种提法，很迷惑人。法律是什么？不过是强者的护身符，保持社会现状的条文罢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是私有制下的经典语言，它让法律也无奈。法律不能解决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只有革命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如今，法律条文密如蛛网，哪个依法办事了？知法犯法的事情还少了？就国家的大法《宪法》来说，多少人知晓并遵守了？凡是妨碍了个人利益，任何条文都可以更改，即便不更改，不也都是置于脑后吗？　　

“不能认为党内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理论家似乎认同“造反有理”，但是，他们不承认党内出现资产阶级的提法。找到了这样一个说法，他们就来否定“造反有理”了。他们认为，过去造蒋介石的反是对的，斗地主斗资本家是对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讲“造反”则是错误的。“我是共产党，我就代表真理”，“谁反对支部书记谁就是反党”，这些当年看似有理的话，其实是最大的谬误，毫无道理。这就涉及到了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根本问题：党内是不是有个资产阶级？　　

怎样看待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　　

有人曾经这样说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己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 。”　　

党内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资产阶级，这在党内外，曾经是很多人认识不清的问题，但三十年过后，经过实践检验，这个问题已经几乎无人不晓。中学生都知道：“我爸叫李刚”，那个李刚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把民众称作“刁民”的就是党内资产阶级；那个造“毒奶粉”的，那个开“黑煤窑”的，那个做“豆腐渣”工程的，那个指使“强拆民房”的，那个热衷“招商引资、中饱私囊”的，就是党内资产阶级；那些热衷于制订《物权法》、说要保护私有财产又不敢公布个人财产的，就是党内资产阶级；那些以“资本家”为荣、还热心钻入党内的，必定属于党内资产阶级。那些贪污受贿买下几十套房产的，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总而言之，那些整日提心吊胆、生怕群众造反，甚至赶紧转移财产、移居国外的，一定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党内有没有资产阶级，不是阶级斗争有没有扩大化的问题，而是观察和提出问题的人，立场站在了什么地方。就如同有没有压迫剥削，不能让地主、资本家来评判一样。地主说，我过日子很勤俭，好日子都是自己抠出来的。资本家说，我很会经营，所以才富有。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有压迫和剥削。同理，一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决然不会承认有“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你说他是“党内资产阶级”，他说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他们曾把斗争地主、资本家当成炫耀自己的资本，并且利用权势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去揪斗地主和资本家，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承认自己已经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我们这些当年戴过红领巾的老人，比毛泽东小五十岁，没有可能站在他那个高度把握中国的战略全局，但是我们却能凭着儿时的感觉知道，解放后有些共产党员、有些干部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是解放后的“离婚风”，抛却了家乡等待多年要和他们团聚的结发之妻。第二是“吃喝风”，吃吃喝喝，打牌跳舞，逐渐丧失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革命意志。第三是“大建楼堂馆所风”，领导的办公和住处得有个样子啊。第四是“攀比风”，计较名誉地位，相互攀比。第五是“官僚”风气锐长，不懂装懂瞎指挥，搞“长官意志”。第六是“拉关系、走后门”。这一风气即便在文革中也是屡见不鲜。等等。　　

我们老百姓的感觉并不能说明本质的东西，但是，当毛主席提出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我们却深刻地感觉到了它：共产党的队伍已经一分为二。　　

毛泽东早就与人谈过，当他率领革命队伍进京的时候，就是“赶考”来了。这支队伍会不会腐败呢？会不会分裂呢？会不会再出现“六十年一轮回”呢？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需要他和他的战友们向历史作答。这个问题可要比两军对垒取得胜利难得多了。毛泽东思考过，并早有预料。这里，让我们引用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毛主席语录》来说明。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道：“可能有着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同志还说过，“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到了1953年，毛泽东则进一步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毛主席说的是那么中肯，那么切中时弊，但是却挽救不了一些正在堕落的灵魂。因为，私有制的影响远比他的革命号召更有吸引力。就像一些已经病入膏肓的吸毒犯，他们明明知道吸毒不好，但又无法拒绝它的诱惑。　　

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现在重新看到这些论断，对比眼前的现实，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英明！难怪有人惊叹：毛泽东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也难怪有人说：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当初就不应当参加革命。这是多么难以言状的悲哀，“心不知道在哪里安放”了，也难怪一些年轻人要“重新寻找信仰”了。　　

第三个问题是，文化革命为什么要批孔，对不对？　　

毛泽东在垂暮之年，谈到了对《水浒传》里宋江的评价问题，谈到了“批孔”的问题，甚至提到了对他亲手缔造的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评价问题。当他经历了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要篡党夺权继而走向失败的全过程之后，他不能不考虑症结在哪里，怎样继续推进革命。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的特点，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文化革命所以称之为文化，就是它不是正面的武装冲突，而是思想的激烈交锋（当然，思想激烈交锋的背后则是武装力量的对峙）。虽然大家都喊“万岁”，都喊“忠于毛泽东思想”，甚至为此打起了“语录仗”，但毛泽东知道，那是靠不住的，未来的某一天，“摒晁盖于一百零八将之外”是随时可能的。所以，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革命，其焦点就是要不要批孔。要不要以共产党的理论去说服人，去掌握群众，去教育和掌握农民。　　

在中国，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有“打倒孔家店”之说”，它不是共产党的“专利”。近百年来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有一个孔子，他只是历史上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那是一个没有被包装过的孔老夫子。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个由历代统治者精心雕塑和树立的“思想家”孔子，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巩固封建皇权制，巩固私有制。所以，那么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不触及到孔子，可能吗？　　

有人说，批林批孔是“四人帮”搞的。以现在掌握的事实看，不尽然。江青是编辑了一个批林批孔的小册子，讲的是林彪与孔孟之道，但是谁也不会相信，江青会有那样的战略眼光，通过林彪事件，把严肃的思想文化斗争引申到批孔方向来深化一下。至于人们传说的，她还把批林批孔和批周公结合到了一起，那是棋走一步错，更可见批孔不是“四人帮”的决策。非要说江青是批孔的始作俑者，那真是给江青献上的一朵最美丽的鲜花。——中国的近代革命，就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　　

毛泽东可以用武力战胜敌人，也可以用理论说服人，掌握人。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看待孔子的，我们就可以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要不要、可以不可以批孔了：　　

毛泽东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都是他处理不了的，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　　

毛泽东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　能反　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孔夫子的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个例子：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统治者感觉统治地位巩固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来管理国家，来麻痹他的臣民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由此腐败也开始慢慢滋长。　　

     毛泽东说，你看看历朝历代，任何革命者开始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的，等到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又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神话自己的权力，美化自己的统治，革命性渐渐丧失，腐化堕落开始滋生，这时孔子的仁义道德恰恰是思想的腐蚀剂。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请回来的时候，来教育我们的百姓“和为贵”，对正气不扶持，对歪风邪气不抵制，腐败必然泛滥，思想必然堕落，我们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总而言之，批孔是历史的一道严肃课题。文化大革命把孔子批了，对不对？这也是评价文化大革命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当然可以肯定地说，批孔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12、党内资产阶级的窘境与命运（略）　　

13、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权为代表的私有制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不公平的，也不会是永恒的。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人们可以有很多选项。你可以为谋取个人的幸福，出国为外国老板做事；你可以利用权位勾结国外机构，欺骗自己的百姓，赚取黑钱；你可以随便找个事干，艰难地养家活口；你可以出卖肉体、出卖灵魂成为娼妓或政治娼妓；你也可以在困难重重时觉悟，研究一下我们生存的社会，认真时刻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怎么办？等等。　　

公私两条路，像以前的历史上一样，摆在所有青年的面前。　　

毛泽东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朝气蓬勃，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人们欣喜地发现，在中国，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特别是青年越来越多，他们对很多的决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毛泽东思想就是教导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思想，就是改造旧世界的理论。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当年的红卫兵，勇敢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要反修防修，但是，他们的先天弱点是没有接触过多少反面的“资料”，现在则不然，睁眼闭眼都得小心被人忽悠，不然就会上当受骗，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不也一样？舞台上的戏演得很动人，舞台下边什么样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的青年经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教育，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树立和坚定自己的革命信仰，同私有制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新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已经开始。　　

这里录下马克思的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并以慰毛泽东的在天之灵，纪念为人民服务一生的毛泽东主席逝世35周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2011年9月1日　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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