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吧，一位同学从新疆克拉玛依回来，大家在一起相聚，气氛热烈，谈古论今，数尽多少天下英雄事。
这位仁兄颇有才气，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受到了熏陶，高中阶段就琴棋书画样样都拿手，学习成绩也很优秀。但仁兄事业上很不顺心，工作分配太不尽人意。84年华东石油大学毕业，工作哪里不好找，哪里不需要人才，北京、上海难留，一般的中等城市还不能随选？偏偏分到了克拉玛依，中国的西北角，据他自己讲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退休后还要回到老家买房定住安度晚年。他的亲弟弟曾对我说，当年在学校就有一位同窗好友看上了他的才气，穷追不放，锲而不舍，在毕业分配时，我的这位同学志愿填到哪里她就跟着填到那里，这位同学本来填东部城市，她也填到东部城市，迫不得已这位同学填到西安，她也改填到西安，急得这位仁兄不顾一切的痛下决心，一念之差填到克拉玛依，她终于没敢再填。于是我的这位仁兄自讨苦吃，西出阳关无故人了。
大家一起聚会闲聊，同学友情亲密无间，自然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数风流人物神马都是浮云的氛围。其间讲到新疆的事，说到新疆的地形三山两盆地，新疆的风土人情，少数民族中维吾尔、哈萨克居多，甚至讲到第一次喝酒轮番用大碗喝被灌得烂醉如泥，抬到工地上上班。在谈到新疆的民族风俗时，他曾讲到：在维吾尔、哈萨克人面前不能说毛主席的坏话，侮辱毛主席，你要是当着他们的面说毛主席的不是，那他们肯定会打你的。反应如此强烈，我很吃惊，始料不及，将信将疑。虽然他就在新疆那里生活十多年，他的话应该很有说服力，但因为说到这种激烈的态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如此旗帜鲜明，有点措手不及，况且我们内地都没有这种超乎寻常的反应，所以叫人难以置信。可是，我最终还是相信了。这一次我又遇到了他，当着他父母的面有开始闲聊。他的父母曾经跟他到克拉玛依呆过一年，而且到过新疆的主要城市和风景名胜区去周游列国过一次；他的父亲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基层，吃个不少苦头，对此他们弟兄几个包括他的父母对此抱有很深的成见，常常耿耿于怀，对毛主席也一直没有拐过弯来，没有听说他们有多少好感。这次他又讲到新疆的少数民族，仍然讲到，在新疆谁要是说毛主席的坏话少数民族人就打他，而且他父亲在旁边作旁白补充肯定。其间他父亲讲到新疆的社会风气比东部、中部好，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比发达地区正派。这样一解释、分析、对比，一佐证，不由得你不相信。新疆各族人民民风纯朴自然，感情真挚，社会风气正统，领袖才智超凡，和各族人民心连心，令人亿万人敬仰，一切栩栩如生，跃然于纸上。
讲起新疆人民热爱毛主席的事就必然要讲到库鲁班大叔，他可是举世闻名的毛主席的超级粉丝。
库尔班·吐鲁木是和田地区于田县农民。他从小失去父母，在巴依家的羊圈里度过童年。为挣脱被奴役的生活，他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生存。后来妻离子散，他独自度过17年野人生活。新疆和平解放后，库尔班·吐鲁木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用他的话说：“能让我亲眼见见毛主席，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就这样，库尔班·吐鲁木老人骑着小毛驴上路了…… 1958年6月28日下午，历经坎坷，75岁的库尔班·吐鲁木同其他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喜气洋洋地来到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他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久久地舍不得松开。他抬头望着慈祥的毛主席，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瞬间，一张珍贵的照片永远地凝固在历史的记忆当中，留取丹心照汗青了。
不久前曾经看到一侧材料，毛远新远去新疆祭奠先父毛泽民时人家新疆人民态度令人感动：深切缅怀先烈，诚挚热情接待，团结友好，平等尊重，感情朴实而真挚，友谊情深意长，其间不乏对领袖的眷眷之心，把对领袖的思念转移对他后人的关爱上，那种气氛，那情形感人肺腑。
西部的另一大自治区的西藏也是这样的情况。曾经有许多材料表明，西藏七八十年代民风依然是向善，民族关系处于良好的状态。胡锦涛同志作为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进藏前后，西藏贫苦的牧民还几乎是家家户户挂着毛主席像，他们把毛主席当作活佛一样崇拜，当作神来供养。
今年的暑期我们组织到了云南旅游，沿途经过了楚雄，大理，丽江，玉龙雪山，到过彝族、傈僳族、苗族、傣族、回族、白族、壮族、哈尼族、锡伯族、景颇族、基诺族、藏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就是不少百姓家里还仍然挂着他们衷心爱戴的人——毛主席的画像。人民不容易呀，几十年了，几度夕阳红，人民依然固执，坚持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领袖，这应该是举世罕见的现象。
我对易中天先生是非常钦佩的，可说是很崇拜，记得当年听他在中央台百家讲坛里讲课，我听得如醉如痴。但这里我不得不套用先生称赞茅于轼先生的话，就应该这样说：毛主席，这么好的人，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那么爱戴他，全国各族人民都崇敬他，怎么能将他赶下神坛呢？试问一下，那些不择手段、拼着老命要将毛主席赶下神坛的是人么？
知恩图报，早年具有库鲁班大叔思想感情大有人在，库鲁班大叔在少数民族中不在少数，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很普遍。让你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些人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参与了分裂国家、民族的活动，参加了暴乱。同样是共产党的政权，在不同的时间段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分裂分子一召唤，就盲目跟风，跟着策应，反目成仇，挥拳相向，针对毛主席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不去，一定要脱离自己尊崇的领袖而独立；过去他们却是谁讲毛主席的坏话他们就打谁，谁跟共产党过不去他们就跟谁翻脸，那样不顾一切拥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人一下子变脸了，反差有这么大，叫人不可思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转眼间判若两人，那种纯正朴实的自然感情怎么一下子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怎么可能，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
西藏的藏族人民后来变化也那么大，民族关系恶化得那么异常迅速，以致发生暴乱，翻身农奴跟在叛乱分子后面没头没脑起哄，参与打砸抢，赶走中央政权，推翻毛主席亲手建立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呢？自相矛盾，很难从逻辑说得通，但事实上确实发生了，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不是与我们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有关系，是不是跟腐败东学西渐相关联？
由此进一步推广开来，使我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腐败、民风日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腐败的地域范围逐渐的从东部向西部扩展，形成了一个渐进式感染，在地理位置上由东向西逐层局部的潜移默化的蚕食推进呢？要是这种推理符合社会实际，那么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反思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了，存在严重问题的地方，必要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悬崖勒马。
新中国建立62年了，改革开放了三十多年了，从电视电影上不难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地区连汉语还没有普及，他们的中青年人都是在新中国的红旗下长大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连基本的汉语都不会，更不要说到老年人了，我们的民族工作几十年来究竟干了些什么？前三十年，毛主席领导下重视民族工作，改造民族文化，为此培养了大批民族工，为各民族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交流平台，提供了各种增进团结友爱的环境，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融合潜滋暗长，各民族在相互学习中求发展。不断的有知识分子，民族干部要求到西部去工作，甚至扎根边疆献身。这期间少数民族的汉语化、普通话从起步到发展，植根发芽，处于不断上升发展阶段。而后三十年，我们只有经济建设，GDP ,似乎把少数民族看成累赘，汉语普通话慢慢被淡化、忽略，认为它与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直到现在，还经常在报刊杂志，电视上看到西部的少数民族小学、中学没有教汉语的老师，或者缺乏汉语老师。这期间我国学英语，学其它什么国家的语言积极性高的很，热情到处都有，学习条件创造得很优越。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为什么不把这种劲头放在学习母语——汉语上呢？今天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差距那么大，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自食其苦果是必然的，忽视少数民族的汉语学习、普通话的普及，是要付出代价、交学费的，这不早已兑现了。
学习汉语的意义远远大于学习英语，这方面许多专家学者至今怕也还没有搞清楚，所以长期以来制定的民族政策缺乏长远规划，或者执行政策不力，又中断了以前科学的民族发展战略，导致民族关系倒退，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近视眼只懂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到临头了才来抱佛脚，这样在国策的制定和执行上难免要误国误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平时就应该多烧香，还要计划好怎样烧香，才是根本治国根本大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副主席王震讲过：毛主席至少要比我们早看50年。这是对我们长期以来缺少的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短期效应的国家战略一种批评，其中当然包括我们的民族政策。
归纳起来，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平等，公正，尊重，团结，和谐，理想，信仰问题都同等重要。而目前我们只看重其中一点，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提高是个无底洞，地球人都存在资源的有限性同人物欲横流的贪婪性之间的矛盾，况且你又在贫富不均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分配蛋糕，到时候民族内部矛盾重重，随时都可能激化；外部民族之间又不能很好的平等、团结、尊重；大汉族主义时不时的流露，又缺乏共同的信仰，民族之间矛盾在进一步加深，一旦出现不稳定的因素，矛盾就要总爆发，到时候还有发生这样乱那样乱的。
张夷 201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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