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1月初，天已经凉了，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便开始了南下的行程，目的地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无奈火车上太拥挤闷热了，透不过气来，又无法动转。否则凭当时的一颗红心怎么也得不达目的不罢休，也不至于中途折返，都过了武汉又往回坐车。中途不知听了哪位同学的提议，我们经郑州到德州，转道去了上海。准备在上海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去北接受主席的检阅。
在上海我们被分配到共青中学，一个永远都铭刻在心中的名字。
那些天，我们天天去中心广场去听演讲，看大字报，学习外地革命师生的文革经验以及了解当地的文革形势。这也就是毛主席所期望我们的，经风雨，见世面，经受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在沪期间我们也去过一大旧址，到虹口公园参观过鲁迅的纪念馆，也到外滩看过风景。还在商店买过一个乒乓球拍和徐寅生写的《如何打好乒乓球》。
现在想起来，当时只有16岁，我们带着家里的粗布被子，带上很少的一些零花钱，没有走出过家门的我们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到了江南，到了上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家里的父母也不知我们在哪儿。不知道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带的钱够不够用，身体怎么样。
在上海的时候我真的病了，发烧。当时流行脑膜炎，知道这种病比较厉害。远离家乡的我，还真有点担心。但毕竟年纪小，不太知道思前想后。跟着一位女老师到了附近的一所现在也说不出名字的大医院，大夫问了些情况说不像脑膜炎，拿了几天的药吃完就逐渐好转了。年代久远，那位中年女老师的容颜已经记不很清了，只知道是个中等偏高的个子，修长身材，典型南方人的白晰皮肤，态度非常和蔼可亲，一个人带着我到医院挂号找大夫。回到学校后还安排病号饭等百般的照顾，直到我病好起来。当时年纪小，也没说什么感谢的话。现在想起来，她太好了。她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怀念这些往事的时候，总会有她的影子。
在上海的时候听到了毛主席11月11日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新闻广播。同时，学校和街道上的高音喇叭又不断地广播中央关于停止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的指示，要求串联的学生尽快返校，其要求之迫切让我们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同学们商量得尽快去北京见毛主席，时间不多了。一股难以压抑的激情让我们立即起程。
记得在上车的那天夜里，在火车站里来回不知跑了多少趟，一会儿说上这列车，一会又说上那列车，提着行李来回地奔跑，每次都是远距离而且又人多拥挤。黑夜里同学们之间还要彼此照应，不能落下一个。
满火车的红卫兵从上海出发了，我们成了一个集体，每节车厢就是一个小集体，有自己的负责人。一列车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大家在列车上呼喊口号。各车箱的红卫兵组织起来，全列车的红卫兵通过了一封给毛主席的电报报文，大意是要求毛主推接见，要等我们到达！署名是“某某次列车全体红卫兵”。
可是和我们迫不及待的心情相比，车开得却是很慢，走走停停，一停车不知道停多长时间，有的学生就下车等候。有一次停车，路基下边是一所中学，操场就在路边，高高的篮球框下有学校的学生玩儿，还吸引了不少车上的人去和他们一起玩了起来。谁知道，火车一鸣笛，不少人没有赶上来。可惜了，他们脱离了我们这个激情燃烧着的集体。相信他们后来也一定见到了毛主席。
在北京期间我们被安排住在了女八中。这回跟上海可不一样，全是军事化管理，由解放军搞军训，我自串联以来未曾分开过的同学被打乱分到不同的班排，每天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上操、学习、吃饭、睡觉，外出都得是周日或晚上的时间，好像组织我们去首都电影院看过一次电影。这一切都是在等一件事——主席的接见。
11月25日终于等来了毛主席的接见，但这次没我们，解放军同志给我们做了细致的工作，当时我们最听解放军的话，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耐心的等下去。
25日的后半夜，不知是几点，突然响起的铃声把我们从深夜的睡梦中惊醒，大家惊讶地睁开眼睛，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明白怎么这个时候让我们起床，出了什么事？排长进来了，激动又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主席今天要接见我们啦！”大家几乎是一跃而起，连忙问排长：“排长！是真的吗？”排长赶紧跟大家说：“是真的！”激动的心情让大家再也睡不着了，大家索性穿好衣服，起来在床铺上围扰在一起，高兴的畅谈了起来。一直到天亮，八点左右，解放军分给我们每人一份吃的，有面包、苹果、鸡蛋等。然后带领我们到了一条马路的西边（具体什么地方，现在也说不清），这时大家才知道，主席是乘敞篷车接见我们啦！
早晨八点多我们到达了指定地点，一到那里我们就尽情的唱起了革命歌曲，“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时间越等越长了，我们不停的唱着，心里却越来越着急，怎么还不来呀！尽管从上午8点多，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但解放军同志必须不停的维持秩序，就怕主席车队一来造成拥挤，因为解放军也不知道主席车队什么候过来。我们在马路边纵深也有几十人的队伍，一旦拥挤起来都往路边跑局面不就失控了吗？所以解放军要求我们必须坐在队列里。要知道，毛主席是红卫兵心中的红太阳，为了能见到毛主席他们涉过千山万水来到北京。据说，有一个南方的女学生，在主席接见的时候她正好去了厕所，出来后主席已经过去了，这个女孩子当场晕过去摔倒在路上了。当时人们急于想见到主席的心情有多么迫切可想而知。那时，只有急切和期盼，绝没有任何一声的报怨。这是，当今所不可能理解的。
幸福的时候终于来到了，高间喇叭里传出的东方红的声音由远及近，大家开始近似疯狂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呼喊声已不似平时那么有节奏了，主席车子过来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人很快就眼里浸满了泪水，他们不得不用手急速的擦拭着眼泪，车子开得比较快，眼泪没能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他老人家。车队一过去，人们便急于问带表的同学或解放军，现在几点几分？听到的回答是：“三点五分！”。有的同学摘一片树上的叶子，抓一把地下的土，凡什么能做个纪念的都想带走。无比激越的心情让大家又一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
回到学校后，大家仍然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有的抓紧时间写信，我则在我的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次接见的心情体会，然后紧挨着那页，工工整整的抄写了一首歌曲——《万岁毛主席！》。有当时记载的日期和地点为证，歌曲的右上角书写着：1966年11月26日夜，北京女八中”。
12月8号，我们才回到了出走已经一个多月的家，这时已经过了大雪节气，快要数九了。但大串联特别是主席接见带回来的革命激情却是火热的，学校的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转年春节我们在学样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是我父母在世时我唯一一次要外边过春节。那年那月的激情是我终生难忘的，那年那月留下的忠诚与信仰是始终不渝的。深深地怀念那段岁月，深切的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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