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夫子何许人也？说来大大有名。1991年曾以皇甫平之笔名，鼓吹改革，保驾护航。遥想当年，文有周夫子，武有杨、叶，辅助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春天的诗篇。于是乎，“天地间荡起了滚滚春潮，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然而世事岂能尽如人意。时至今日，周夫子的种种风流，早已经被雨打风吹去了。于是，周夫子每年此时都要祭起改革大旗，发表雄文，怒斥“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声称“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历史时刻”。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而周夫子已经自封为教主，只许州官改革，不许小民争论，若有腹诽就将大帽子扣来扣去。
我读的书少，但隐约记得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次著名的改革运动，即北宋王安石变法。课本里论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主张改革，就是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方向。然而王安石为人虽然正直，政策用心和出发点虽然好，其政策内容，却由于不切实际而误国误民。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新政，主旨在开拓财源，增加收益，触动官僚利益者不多，因此受官僚的阻力不大，得以推行。然而奸佞当道，新法竟成生事扰民，佥财祸国之法。宋徽宗行的是新政，手下权臣全是变法派，宋之亡，并非亡于不改革，而是亡于改革派。
在王安石之前，尚有范仲淹等主导的庆历新政，主旨为节省治理成本，减轻人民负担，培植国家实力，措施主要为裁汰冗员，整顿吏治，畏以劝农桑，修武备，因其矛头直指官僚集团，招致反对而夭折。
北宋的两次改革，都是在官僚集团的作祟下失败了。庆历新政败于组织人事上的瓦解，熙宁新政败于政策原则的扭曲。
前朝史实，足可使我们的改革观为之一变。改革未必就代表进步，反对改革者未必是守旧派，将王安石变法的失误归罪于守旧派的阻挠，更是不妥。
任何改革，都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这是无疑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这也是无疑的。但问题是，给哪些人、给多少人带来了好处？是谁、是哪些人和为什么，在付出代价做出牺牲？这些问题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请教周老夫子，我们难道无权过问？
如果改革能够致国家于富强，民生于幸福，谁能够说什么？但是，既然改革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利益受损，使少数不劳而获者得利，那么不管最初的出发点如何，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合理，都应当猛醒。
既然周夫子之流把改革变成了一种教义，使天下多少私欲和罪恶借改革之名行之，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地对此种教义进行改革――对改革进行改革？
我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对改革进行改革。那么，第二步是：怎么改？
其实，改革只是一个中性词。改革本无对错之分，问题只在于谁来主导，而谁来主导，就决定了谁来获利。但是，今天推动中国改革的社会中坚力量是谁呢？周老夫子说，我们大家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被排除出权力之外的你，敢说自己在其中之列吗？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变质，从内部击破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北宋变法的失败，就深刻地昭示了中国政治的规律。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是圣明天子决策，清官贤臣施政。但实际情况是，官僚集团才是政权的实体。官僚集团是一个实际上进行决策、领导和统治的阶级，是幕后总指挥。个别人，即使显赫如皇帝，也不得不听命于它。
还有一个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再英明的皇帝，也无法对抗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再好的决策，也挡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官僚政治下，不论姓社姓资还是姓封，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苏联东欧，官僚集团从内部使改革的目标受到扭曲，利用改革的名义谋求本集团的私利，改革总体上是按照有利于官僚的方向进行的。就这样，化公为私，化社为资，最后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各式各样的老板、经理，依然是社会的统治阶级。
改革要成功，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历史一次次地告诫我们，官僚不会自动放弃权势利益。只要游戏规则由官僚制定，无论怎么改怎么革，它都是最后的赢家。
不管改革教教主如何说得天花乱坠，我坚信，改革只是方法，不是目的。它能够达到何种目的，不是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意愿，而是取决于社会各集团力量的对比。如果我们不促进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不促进民主意识的觉醒，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改革旗帜，都不会将我们的民族引向复兴之地。
20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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