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设“自由、民主、平等”社会主义新中国   　　

前序:　

“自由、民主、平等” 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为人类永恒的共同追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追求少数资本家的“自由、民主、平等”，社会主义追求占人类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共产主义则在消灭阶级后追求全人类的“自由、民主、平等”。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资本主义金钱民主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式或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继承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有益的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落后的社会制度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共产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也是历史必然。中国的资改派和美国鹦鹉们鼓吹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用心险恶。　　

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为人民民主和公有经济制度，缺一不可。人民民主制度越健全，运作越顺畅；公有制比例越高，运转越高效，就证明社会主义越发达，人民民主和公有制之于社会主义，就如同资本民主和私有制之于资本主义。而在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捍卫人民民主与公有制受到百般嘲讽和打压，普世价值派鼓吹资本民主与私有制却大行其道，实为咄咄怪事。毛主席用27年时间在一张白纸上逐步建立起全面而运转良好的公有经济体系，这种运转良好主要体现在高效率、高质量上，这一点正是反动派们所极力抹黑的，把公有经济贬得一无是处是改革教推动所谓改开的理论基础，而当前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大量基础设施和当时决不存在假冒伪劣产品的事实却被他们一再回避，特别是集中体现那个时代精神的“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国防工程和设施至今仍支撑着共和国的脊梁，这在一个没有高效运转的工业体系的国家是难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弱的基础上实现的事实，资改派怎敢正视。　　

物质的成就不难取得，精神的改造却难一蹴而就。人民民主是中国乃至全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大软肋，因为中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均未完整经历资本主义时代，民众并不具备民主素质与民主能力，导致全球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避免的走了回头路。毛主席在其有生之年为了让中国人民快速具备这些能力，不得不采取矫枉过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办式。这种用思想革命即“文革”的方式启蒙民主，实乃毛主席针对中国人民不得以而为之的创举，为其一生最伟大成就之一，堪称人类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文革终究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步骤，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甚至只能算是一个插曲，不可为马克思主义者视作奋斗的目标。　　

毛主席一生都在为实践人民民主、发展公有制经济，亦即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毛主席作为一位最彻底务实的马列主义者，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没有另行创立一套社会发展理论，其思想和行为都是在马列主义学说揭示的社会发展理论指导下，实事求是的结合中国实际，殚精竭虑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但由于人民认识水平的局限，毛泽东时代未能顺利继承，历史出现反复，人民被诱骗上一条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堕入深渊，通过30年资改派残酷的现身说教，领教了复辟者及其洋主子的凶残邪恶后，清醒者日胜一日的多了起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后的道路我们应该怎么走？是走文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然后产生更多“四人帮”式的悲剧英雄？是按照改革教指定的邪路，在权贵阶级的忽悠下摸到殖民资本主义的彼岸？亦或当今这种不土不洋，不伦不类特色理论的道路上走回封建专制的死路上去？还是高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和公有经济，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呢？社会主义没有特色一说，也不存在所谓特殊国情，只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绝不会把马列主义学说当教条，真正的毛主义者更不会害怕正统的马列主义学说，否则将是荒谬且矛盾，并极其虚伪的，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殊途同归，万流归海，建立一套科学社会主义政经制度一以贯之，否则，我们将只能在几十年一次的革命—堕落—革命中循环，直至毁灭。每一位共产主义者不该有任何彷徨，任何犹疑，危机已在眼前，是让我们高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哲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的时候了。　　

如果把科学社会主义描绘为：“人人拥有满意的工作，个个拥有完善的医疗保障，户户拥有舒适的住房，所有人都有公平的教育机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贫富不再悬殊，社会公平公正，政治民主透明，腐败了无踪影，人们心情舒畅，世界和平共存”，则达成这一目标，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打下坚实基础。　　

 一、政治体制 　　

1．  党内民主　　

建设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和加强党的领导，即加强党的组织、机制、民主制度建设，以科学、民主的制度来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保证党永葆革命性、战斗性和生命力。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党内决策的公开、透明和民主，实现路径则应遵循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原则，在县处级以下机构实行一人一票民主，在县处以上机构实行集中推选民主，即实行民主集中制，为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图。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人民民主，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人民民主，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推进人民民主，而不是以党内民主包办人民民主。　　

要实行党内民主，首先要整党，整党则必先清党，将资产阶级和腐败变节分子从各级党的组织中清除出去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色，这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这个党已经到了要么清理，要么重建的最后时期。对党组织进行重新登记，对于清出来的党员只要不触犯法律，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可以允许他们加入各民主党派，保障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力。对于右派（不包括汉奸、卖国贼），只要他们不勾结外敌，不触犯法律，也要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其存在，不能试图用专政的方式铲除，要用统战教育的方式进行转化。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死亡，右派的思维都会永远存在，这就像细菌、病毒之于人体，在不泛滥的情况下，只要我们不掉以轻心，还有可能促进人体免疫系统的能力，一旦右派的声音大了，就说明党的肌体出了问题，需要修补自身的不足。整党之后，还要严把党组织的进口关，只能将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吸引进党的组织，同时务必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建设，中国产生的种种问题，除了关键性的路线问题，组织纪律性滑坡也是原因之一，党的战斗力要由纪律性来保证。　　

在清党的前提下重新修订一部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党章，党章是党的宪政纲领，是党组织的行为规范，是党员的行动指南。明确党的领导体制为中央、省、县三级委员会，各委员会由党代会投票产生，任期四年，常委只能连任一届，其它政权机构同为一届任期四年，在党代会后换届。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组成；省委由常委、省委委员组成；县委由常委、县委委员组成，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全会，研究决定重大事项，总结和检讨年度工作。常委会由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行政首长、宣传部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七人组成，不设副书记，党的总书记兼国家和军委主席，地方党委书记兼任驻军党委第一书记，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常委候选人的产生程序：①中央常委候选人的产生，在本届委员会届满前一年的全会上选举成立选举委员会，负责监督下一届常委候选人的产生，每一个有意愿竞选的候选人在半年内须征集到所在选区30--50名党代表的签名，并须征集到30--50万名群众签名方具备参选资格，签名在网上实名进行，不得重复签名，并严惩花钱买签名。在余下的半年内组织部门就履历、纪检部门就廉洁度、宣传部门就民意支持度联合进行初审，提出公正的初审意见公之于众，选举委员会以不计名投票方式产生每个常委两位候选人；②省委常委由新产生的中央常委按同样的程序确定每个常委职位的两名候选人；③县委常委由新产生的省委常委以同样方式确定每个常委职位的两名候选人。候选人再经新一届党代会全体代表不计名投票产生正式常委。候选人在投票前应发表自己的政见，进行辩论，接受质询。人大、政府、政协三职由人大、政协投票产生。常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既讲团结，又讲分工和制约，书记为常委会议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制订辖区的发展规划和监督而不干涉其他常委的工作，并对常委会的廉政工作负总责。　　

各级行政、司法机关及社会团体的党委（组）成员实行党员直选，形成类似人大的监督作用，设党组书记，不设副书记，行政负责人不进党组。党组拥有人事决定权，对财务和重大事项有监督权，但不干涉行政负责人职权范围内的日常工作。党组成员都必须来自普通党员，除书记常设外，其余不常设，使群众有更大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上一级组织人事、纪检监察、人大每年对下一级常委班子成员和本级各部门每名公务员就其各方面的表现进行公平、公正和公开的量化考核。考核内容应十分具体，考核结果必须让每一位被考核人心服，并作为其竞选领导岗位和进行任命排名的重要依据。　　

2．  机构改革　　

实施分省、撤市、强县、并乡战略，只设中央、省（区）、县三级政权机构。美国面积小于中国设有50个州，中国应设不少于50个省（区），分省可以避免诸侯坐大与中央争权，利于长治久安；撤市（州）同样必要，减少一级政权机构，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强县是富民强国的基础，不强县，奢谈强国；乡镇为派出机构，由县委及政府授权，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能，村级组织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则在自愿基础上可以进行联合。　　

3．  权力机关　　

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类迄今最先进、最公平、最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她才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是当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席位被官、学、商铁三角悉数窃取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对于工人和农民疯狂的反攻倒算，这正是人民陷入苦难的根源。　　

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不同的统治阶级，立法机构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资本主义国家由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占统治地位，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席位，社会主义国家则应相反。中国自修正集团把持权力以来，工人和农民在各级人大的比例急剧减少，官僚富贾名流精英的比例急剧上升，导致工农的地位急剧下降，沦为被盘剥压迫的弱势群体，工人和农民这些曾经的统治阶级变成官僚富贾名流精英每年嘉年华政治秀上假惺惺大谈关爱的对象，极其虚伪。工农阶级是中国宪法规定的统治阶级，各级人大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机关，构成人大的各阶级的比例就成为检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成色的标志之一，工农不能在各级人大占主导，就没有实现人民民主的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级政权机构和制订的法律体系是否符合宪法都成问题，可以说不是经工农比例超过60%以上人大授权的各级政府和制订的法律都是违宪非法的。各级党委能否确保无产阶级在各级立法机关的席次占2/3以上要作为各级党委施政成绩的硬指标进行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以此来推动人民民主得到具体落实。科学社会主义下各级权力机关中工农的比例应该不断提高直至完全占领，受人大监督者不得进入人大，以避免自己监督自己，并为人大代表安排一定的调研、考察专项经费以利人大代表履行职责。　　

改一府两院为一府两院一委，将国资委（国家资产委员会）与政府平行置于人大监督之下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制定《国家资产保护法》作为经济宪法，以保障国资委拥有对一切国家所有和政府投资形成的资产的监管权，监督国家资产的安全与保值增值，每年向本级人大提交国家资产监管报告。　　

国家资产包括土地、资源及所有由政府投资形成的资产，政府不再进行任何项目的直接投资，按人大代表或政府提案，人大审议批准，国资委实施的程序操作。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属于人民，代表人民的机关是人大，不是政府，政府不是国家的主人，不能让国家资产成为政府的第二财政肆意挥霍，所有令人发指的卖国行径和侵害人民权益的行为都为政府所主使。　　

国有企业的转让必须严格履行①企业宣告破产--②债权人（银行）同意--③职工大会同意--④国资委审核--⑤人大批准后公开拍卖的程序，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4．  政府职能　　

严格界定政府职能，其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公共事业、捍卫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利益，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有序、高效的环境，不干预经济事务，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现行体制下抛开腐败因素，政府片面追求政绩，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行为，极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撤销编办，订立《机构编制法》，一府两院一委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均由各级人大核定，定岗不定人，竞争上岗。政府根据核定的编制列预算，编制的增减，由一府两院一委向人大提案申请。各级党的机关的人员编制由党代会确定，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增加。　　

当前各级党政机关编制至少可精简一半，可争取用5年时间每年减少10％来完成。部分退休，部分不能胜任工作的则补偿后分流，标准可定为0.5—1万元/年，补偿款由各级政府自己负担，逐步分流避免振荡。　　

财政收支一律实行预算管理，经人大审议核准后方可收支。政权机构的运行成本控制在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内，如不得超出财政收入的50％等，人头费根据中国的国情可以东西部有别，如东部可以核定在人平每年4万元以内，中西部则核定在人平每年3万元以内，办公经费核定在人平1000元以内，包含房租、水、电、办公用品、车辆消耗、招待费等一切日常开支在内，节约归己，超支不补，以节省开支、减少浪费、杜绝腐败。　　

成立行政事务局，所有许可管理事项一律到行政中心集中办理以提高行政效率和减少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　　

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是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不可能采用建立于多党制基础上的“三权分立”。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政权的基础之上，权力制衡、民主监督的内在需要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共性的地方，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体系应是继承和发展的态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力制衡、民主监督的需要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的“三权分立”中，即党管政治，管路线方针；人大管经济，管立法监督；政府管社会，管行政事务。避免权责不清、一言堂、眉毛胡子一把抓、浑水摸鱼等混乱及腐败的弊端。　　

5．  反腐败　　

人民民主是遏制腐败唯一有效的方法，所谓“阳光、透明、法制”不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都只会是事倍功半，效果不彰。实际上人民才是腐败的受害者，所以人民才是反腐败的动力源泉；而官僚阶层却从腐败体制中受益，由官僚阶级自上而下反腐败也就动力不足，且往往动机不纯。因此，没有人民参与甚至主导的反腐败，落入越反越腐的泥淖实属必然。特别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封建主义的权力运行体制集于一身，又社又资又封建的“四不像”体制，权力来源未必合法的情况下，非法必疯狂，腐败到这步田地不应该有任何意外。　　

人性本善，因此，腐败绝非简单归结为人性贪婪，皆为制度和监督之失。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人民的制约和监督，中国现阶段的腐败多因人事安排和官商一体，而“提拔任命官员”制度是一切腐败的根源，这种停留在封建专制时代腐朽落后的官僚体制，不符合社会主义、甚至不符合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一般规律，这种制度使权力来源不是人民而是上级的私授，结果只会是无视而后践踏人民的利益，并最终与人民为敌。必须建立透明民主的政治体制及政经分开的经济体制方能遏制腐败，打通政坛与外界的双向交流通道，落选与届满的官员自谋出路，避免近亲繁殖和任人唯亲；打破政府对经济部门的控制实现政经分开，使经济部门按经济规律自主运行。　　

党内实行民主，建立竞选机制、任期制、强化集体领导，弱化党委书记的绝对领导地位避免一言堂，一切重要事项票决，过程透明并承担决策责任。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政工作责任制度》，各级党委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的廉政工作负责，党委书记对本级党委各常委的廉政负责，如有常委因腐败被查处，则党委书记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行政首长应对本届政府的组成人员和由其提名而任命的各行政部门负责人的廉政工作负责，如其中有人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则行政首长承担相应责任；组织部长应该为下一级党委（党组）书记的廉政工作负责，因为他们担负对下级党委（党组）书记的考察职责，包括日常的考察和年度的考核，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廉政情况，如下一级党委（党组）书记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则组织部长应承担相应责任；各级纪委书记应该为本辖区的廉政工作负责，其所辖范围腐败问题严重，不查处、不上报、廉政工作严重不作为，纪委书记应承担责任。这样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方能建立起全方位的反腐败体系。　　

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号制度，福利保障号在其一出生即配号，终身不变，其一生的工作、生活与政治变迁都与这个号相连，通过这个号可以动态掌握其所有情况，包括信用、经济往来、社会福利等，国家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非经批准不得查询，但有异常情况可预警。　　

腐败既为制度和监督之失，则属情有可原，可考虑对腐败等经济领域的犯罪按贪渎额1万元/年量罪定罚，贪一百万就判100年，一千万就判1000年，既不杀他，又可以警示后人引以为戒。有检举揭发立功行为，认罪态度好的视情节可处20年以内有期徒刑，令其放弃狗急跳墙之念，获自新机会。攻坚式反腐败，不但反不了腐败，在全面腐败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导致腐败分子负隅顽抗而使国家陷入分裂，前面说了，腐败并不完全是腐败分子的罪过，更多的是制度漏洞，甚至是环境逼迫，不腐败都无法生存，清廉既意味与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反腐败要走新路，要给出路。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廉政账号，要求所有涉嫌腐败者在规定时间内向廉政帐号上交腐败所得，再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家庭财务状况，第三步则公开各级纪检反腐机构的举报电话，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涉嫌腐败但全额上交廉政帐号的既往不咎，视情节给予一定党纪、政纪处分；抗拒到底的则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这样打击面缩小，反抗的力量不强之下，反腐败才有可能取得完全之效果。　　

二、经济体制　　

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想，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和经济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者缺一不可，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有经济比例是判断社会主义制度成色的另一个标志，比例越高，成色越高，反之越低。　　

当今中国既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也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而是以“官有制”为主体，这种体制使一切权益归于官僚，这正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模式”的主要特征，这种官有经济体制是中外历史上前所未见政经结合的怪胎。各级官僚对以国有名义赋权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经营资产、国有基础设施如私有财产般予取予夺，表现形式为官商一体，主要特征是：官员由他们任命，产权由他们瓜分，收益由他们共享，损失由人民共担。官僚机构既是经济工作的管理者，又是直接参与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体制使腐败变得无法遏制，卖国成为共识，堪称中国仅见的政经怪兽。　　

真正的公有制应该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以资源（包括土地、矿产、林业等）、公用事业（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航空、通讯等）、金融业、军工装备制造业等五类为主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三分之一以上，适当参与对国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它行业；集体所有制经济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第二产业为补充，同样要谋求占国民经济三分之一以上的比重；私营经济包括民营、合资、外资独资企业，第一、二、三产业皆可参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三分之一左右，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须逐步减少，直至完全消灭。　　

公有财产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必须明晰资产，但没有明晰产权问题，更不存在以股份制改革为方向的改制问题。公有经济的管理模式应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体现党的领导，党委与董事会合一，党委由党员经党代会民主选举产生，董事会对企业经营目标负责，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国资委行使国有企业监管权，不插手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而是监督企业按照“鞍钢宪法”管理法则放手让工人阶级发扬“主人翁”精神自己管理，企业经营好坏由企业自行承担责任，国资委主要考核企业的人平效益指标。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管理好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不仅费力不讨好，只会滋生腐败，国资委只要掌握好所有权，管理权交给企业的主人工人阶级，只对工人选举的管理层进行考核即可。　　

发展集体经济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集体经济奉行“环保、健康、节约”的理念，不以追求高速度、高利润为目的，第一产业为基础，第二、三产业为两翼，满足生存和生活需要为核心，休闲、养老、疗养为主轴，商贸、物流为补充，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承担每名社员大部分的教育、医疗、住房费用；兴办公共食堂，以利节约和倡导健康饮食；提供人平约　30平方米　的住房，适当收取租金；负担社员的养老，生活有保障，无后顾之忧。　　

集体经济应是一种民主经济，由全体集体社员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农村为主体，土地为载体、资金为纽带、企业为支撑，谋求共同富裕，为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但又不同于国营企业。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那样就是集体经济，只是它们都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并且有待推广。　　

三、收入分配体制　　

人民不反对国家垄断，反对的是垄断所得被少数官员贪污挥霍，或以福利的名义中饱私囊。现在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由国家垄断企业提供的往往更稳定、更便宜，像水、电、食盐、铁路，只要市场化了的价格就猛涨，像教育、医疗、食品、住房、公路交通等，不胜枚举。收入分配不公造成贫富分化，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理想的收入排序应当是公务员收入最少，保障稳定；国企员工收入根据效益在公务员10％上下浮动，保障基本稳定；其他人员自谋收入，税收调节，保障由自己负担。　　

为此设计一套示范性的公务员收入分配方案：21岁起薪，收入由工龄工资+职务工资+绩效工资构成。工龄工资起薪2000元/月，每年加20元，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调整；职级分股长、科长、处长、副厅长、厅长、副部长、部长、副总理、总理九级，一级加100元/月，其它副职在正职的基础上减100元；绩效工资不超过该地区平均工资的30％，公务员绩效工资没有区别，企业员工可有一定区别；工资支出不超过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的40％。以20年工龄的厅长为例，每月工龄工资2400元+职务工资500元，年为34800元，如绩效工资5000元，则年总收入为39800元；20年工龄的普通公务员,年工龄工资为28800元，没有职务工资，绩效工资5000元，则年收入33800元，相差6000元；新员工收入为年工龄工资24000元，绩效工资5000元，共29000元，收入有一定差距，但尚能接受。　　

以比较优势理论祸害国人的　林毅夫　教授，那个抱着篮球游到大陆的经济学家，历史将会证明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潜伏”者，他的这套理论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大力鼓吹、倡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让中国经济彻底殖民化；一再忽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让中国的产业永远处在世界产业分工的低端，更应该强调的如行政效率优势、基础设施优势、市场营销优势（中国广大的市场）、法律体系健全优势、政局稳定优势、低物价优势（这本身并非优势）等少有提及，却一味的强调低收入优势以制造贫富差距；他的摸石头过河的理论，更是将中国摸到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彼岸。美、英等国在市场、行政效率、健全的法律等方面的优势下吸引的外资最多，它们的劳工成本并没有优势。都知道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消费不足，并引发社会动荡，仍然一方面无限放大劳工成本优势，一方面又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却还一味的强调劳工成本，压低劳动者工资，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西方国家搞乱中国的一个阴谋。　林　教授也因为他所做的一切，论功行赏官至美国控股的世界银行副行长了。事实上只有民富才有国强，民穷则国必乱，因此只有贫富差距缩小，劳动者收入增加并不断拉近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劳动者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都与国际接轨，才算是真正富强，否则中国就永远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靠低劳动力成本、廉价资源及已遭严重破坏的环境与别人竞争，成不了世界强国，并难以为继。  　　

 四、军队　　

军队以抵御外侮和抗灾救灾为主要职责，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坚持人民战争理念，坚持党指挥枪。人民战争的前提是军民团结，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在一个腐败泛滥、物欲横流、离心离德的社会没有人民战争的基础，武器装备、军官士兵等有形的国防，永远不可能战胜民族利益、爱国精神等无形的心防，不然就无法解释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面对无数国内、国外敌人取得的以弱胜强的战争胜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靠无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军队来捍卫。　　

军队领导也由军队政治和纪检部门参照地方党委的考核办法联合进行考核，考核作为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军委委员、四总部和各大军区级政治与军事主官由军委主席提名，中央委员会表决任命；大军区级以下，师以上政治与军事主官由中央军委根据考核评分提名，军委主席任命。团以上部队设党委，连营设支部，党委委员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治委员任党委书记，不干涉军事主官军事指挥权，但对日常工作有监督权。　　

五、住房制度　　

之前进行的国企改革导致腐败横行，住房改革导致贫富悬殊，教育改革导致社会不公，医疗改革则致民怨沸腾，都需要扭转。　　

现行的土地出让方式和土地出让金制度，没有起到体现和维护土地国有这一社会主义最基本特征的作用，而是在干竭泽而渔，吃子孙饭、断子孙粮的伤天害理的事，是对子孙的犯罪，只为自己这一代人的幸福将无法再生的资源耗尽，将50-70年的土地价值吃光榨尽，子孙们的生存发展怎么办？扪心自问我们给下一代、下下一代还能留下些什么？不感到痛心羞愧吗？把变卖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和资源的倒行逆施，包装成所谓的创新理论，不如邪教般荒诞不经吗？　　

土地乃国家资产中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土地既属国有，是一种资产，即应由国资委管辖，而非政府私产。现行土地管理方式有一个难以处理的难题，即土地出让满期后怎么办？再收出让金，恐怕难以接受。应改土地出让为出租，取消划拨地，除农业用地和公益设施不用交租金外，其他用地一律缴纳土地租金，包括机关、商用、居住、工业等非农用地，租金不一定很高，但可实现永续经营，也能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更不存在期满怎么办的问题。　　

住房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靠市场化无法实现居者有其屋，让国有和集体企业来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是可能的，国有或集体企业投资建设住房，然后出租给老百姓，如果一栋住房使用寿命是50年，计划以30年租金收回投资，剩下20年就是收益期，何乐而不为呢？既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又实现公有制资产的保值增值。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为匮乏的国家，要确保人人都拥有住房这一基本人权，无法靠市场来解决。安居才能乐业，住房市场化改革，放任投机炒作，导致房价飞涨，令民众灾难深重，怨声载道，决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医、食、住、学、行”乃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只要是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哪一样不属支柱产业？住房当然也是，关键是这种支柱是谁的支柱，人民的？还是官商勾结体的？解决当前的住房问题，一靠扩大供应量，一靠限制投机行为。扩大供应量如上所说，由国企或集体企业修建住房出租解决；限制投机行为，则应该禁止房地产炒作，每户家庭只能允许拥有一套房子，且人平住房面积不应该超过30平方米，超过部分应通过税收进行调节，这样一则可以节约土地资源；二则可以避免因为政策原因制造人为的家庭破裂，反而可以促进家庭的合谐稳固；三则古语有言“屋大人少是凶屋”，这一点很多人都有体会，从传统养生学上说房屋大了就使我们身体能量消耗得多，久而久之，造成人的体能下降，免疫力下降，从而容易生病。应开征物业税，从税收上遏制炒房行为。民族败类厉以宁忽悠的一个家庭拥有两套房，城里一套工作用，农村一套休闲用，根本就是一个大笑话，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到农村去休闲，完全可以通过租住解决，中国不是加拿大，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支撑不了这种无脑教授欺世盗名的谎言。　　

六、教育体制　　

教育必须坚持面向人民，面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两个原则，以全面提升人的素质为宗旨，违背了教育的原则和宗旨，让教育市场化、产业化，为就业谋生服务，那教育就走上了岐路，必定走进死胡同。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教育却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二者不可能顺利接轨，教育可以为生产服务，但必定不能为市场服务。教育如何为生产服务呢？高中阶段一半时间进行知识学习，一半时间进行生产实践，既锻炼学生的身体，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然后再进入高校深造，带着高中阶段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入高校学习，在高校学习期间也应安排一半的时间进行工作，以促进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致让中国的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跟傻子一样，都是书呆子，解决不了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才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真谛。　　

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高职教育助学金、高等教育奖学金制度，摒弃素质教育的改革思路以及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素质教育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实为特长教育，技能优先教育，鼓励大家剑走偏锋，或艺术、或体育、或外语、或文学不一而足，不求全面发展，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好处。教育改革前的德、智、体、美、劳五好学生的提法就很清晰全面，素质教育下被扭曲的教育生态已深为人民所垢病，太多形形色色的有偿学习班，学生　成了　老师赚钱的对象，正常教育气氛遭到破坏；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也是中国至今难以培养出大师级人物的重要原因，功利化和填鸭式教育，不注重创新人材培养是中国教育的固疾。　　

七、医疗制度　　

之前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中，以医疗市场化最不为人接受，所谓苛政猛于虎，医改后让人民医生由白衣天使沦为金钱的奴隶，变为魔鬼。这种无钱等死，有钱送死，小钱小治，大钱乱治的医疗体制，毁了人民的健康，害了我们的国家，能达到敌人无法达到的毁灭中国的目的。可以说医疗市场化毁了我们一代人的幸福，教育市场化毁的是两代人的幸福，住房市场化则让三代人成为房奴，国企私有化致国有资产被盗窃，毁的是整个国家的根基，让所有中国人的幸福化为泡影。　　

社会主义的医疗系统不应以牟利为目的，必须全部事业化，聘用制，建立三级保健体系，第一级为乡镇（社区）保健院，村（居委会）设医务室，负责保健、预防和常见及慢性病治疗；第二级为市县公有医院，负责定期体检和较重病人的治疗及抢救；第三级为省部级医院，负责危重病人的治疗及医学研究。人均缴纳30元/月的医疗费，全国每年约近4000个亿，国家无需再贴多少钱，国民以户籍为基础在哪里缴费就在哪里享受，缴费后基本免费治疗，所有人建立医疗档案，制定所有病种的医疗路径，大力发展中医药以节约医疗费用，着力进行预防保健和饮食健康教育，防患于未然。医保局负责资金管理，按15：10：5分配医疗资金，严格控制费用，节约受奖，超支处罚；卫生局负责医务系统管理，对医务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与考核，对有违医德，玩忽职守造成事故的医院和个人进行处理，根据人民群众对医院的考评进行奖励或处罚。　　

八、关于文化建设　　

工农业、军事、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建设属于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则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如果说经济基础是土壤，上层建筑是生长于斯的花苗的话，那文化事业就是花苗上盛开的花朵。花苗只有种植在适宜的土壤之中，才能盛开艳丽的花朵，在贫瘠的土壤上或花苗种植在不适宜生长的土地上，都开不出艳丽的花朵。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事业。对于文化事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建国后关于文艺工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 方针，仍然是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事业建设的指导原则。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文化事业必须服务于人民，讴歌劳动，赞美公平、正义以鼓舞民众精神；而不是为达官贵人、公子显赫服务，充斥才子佳人、下流淫荡，以颓废人民精神、消磨人民意志。文化事业作为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表现，不允许掉以轻心，不容有任何闪失，否则当人民的思想一混乱，再美好的主义也将化作浮云。　　

九、台湾问题　　

首先明确定义何谓台独事变？清楚划定红线对台海两岸都有利，以下三种情况应可界定为台独事变：一、通过公投改变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如公投入联、公投改国号、公投改疆域等；二、修改宪法中关于国号、疆域的条款；三、加入或者重返联合国。清晰台独定义后，才能掌握处置台独事变的主动权，而不必随之起舞，处处被动。　　

获得政治主动权以后，更要辅以经济、文化、外交等诸手段遏制台独，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手段，必须区别对待支持与反对台独的人和组织，扶持反台独的力量，抑制支持台独力量，让台湾人都知道支持台独就是自外于中华民族，就不能获得任何好处。　　

如台独分子突破红线，发生台独事变，能否争取到台湾民心是打赢台海战争的根本所在，毛主席早说过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不是几件武器，如果认为我们对台湾在武器上已经占有优势，所以解放台湾是唾手可得、轻松解决，先不说骄兵必败，美国人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前车之鉴，其经验教训应该足以让我们清醒，足堪借鉴。   　　

十、外交　　

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仍应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仍须立足第三世界，团结第三世界，依靠第三世界，核心是维护正义，和平发展。对内谋求共同进步，对外追求共同发展，不能一切都利益化，一切为市场和资源，避免如一头经济怪兽，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弱肉强食，霸权殖民的老路。与西方列强也可谋求和平共处，因为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机会，但是绝不能无原则的奴颜卑膝。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外交不能太自私自利，应走内涵式，而非外延扩张式发展道路，即不追求财富的无限膨胀，以人民富足安康为发展目标。　　

十一、民主与民生的关系　　

民主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和标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首先在欧洲，代表封建制度至高无上地位的君权体制被推翻后，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王权制度，资产阶级奉行市场经济，这种貌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垄断帝国主义之初，在所谓契约精神的原则下，要求交易各方地位平等，为此资本主义先贤创立“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所谓普世价值理论，极力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不遗余力的建立起一套政经制度与之相适应，这套为满足大资本家利益需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通过不断演化逐渐形成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建立在多党制投票选举基础上的“三权分立”资本民主，即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被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崭新、进步的社会制度，不管这种取代是以和平还是暴力的方式，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所取舍与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资本主义多党和三权分立的所谓民主制度必然被舍弃，但其民主选举和权力制约的思想应是永恒不变的民主主题，只须进一步完善。历史已经证明权力天生邪恶，为一切罪恶之源，没有民主监督，任何权力都将走向独裁与腐败，这一点与权力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无关，即便是无产阶级掌权，没有人民民主监督，同样不可避免会掉进腐败、堕落的泥淖，前苏联及其率领之下的东欧即败于对内独裁专制，对外霸权扩张，应为我们镜鉴。 　　

民主具有阶级性，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协调机制。资本主义资本民主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为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可调和相互对立的民主形式。资本主义金钱民主的实质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民主，是调和资本之间利益冲突的工具，无产阶级没有机会获得真正的民主，仅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协调机制；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以调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要通过民主优选、民主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以民主集中的方式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里的人民专指无产阶级，背离这个原则就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甚至背叛了社会主义，人民就应该起来反抗，起来造反以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力。民主体制包括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民主选举是手段，民主管理是目标，没有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没有民主管理的结果。只有手段与目标相统一的民主才是完整的民主，光有过程或光有结果，都不是完整的民主。我国台湾的所谓民主，就是典型的光有民主选举的过程，没有催生民主管理的结果，导致民主乱象，是伪民主。　　

民主不光有阶级性，还有阶段性，没有哪种民主是一蹴而就、完美无暇的。不同社会阶段必有不同的民主表现形式。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前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民主阶段，辛亥革命之前是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儒教思想禁锢人民的思想，致人民逆来顺受，违背孔孟礼教即大逆不道，人民不敢有一丝半点民主权利诉求。中华民国时期本有机会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因为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国民党中的反动派窃取权力，违背历史潮流，在强大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左右下，实施了最残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错过了最好的建立资本主义民主体系的机会。到新中国建立，人民推翻了腐朽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因为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所谓民主制度洗礼，没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以继承，对于人民民主缺乏经验和能力，因此新中国初创时期，固然毛主席知道人民民主是摆脱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唯一法宝，但是当人民不能很好的掌握、运用这件法宝和武器的时候，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能力，敢于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力就成为毛主席必须要思考，勇敢去实践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也就成为毛主席号召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及至毛主席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发动“文革”的动力来源。　　

人民民主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发展民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动力，民主与民生决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是鱼水关系，民主是水，民生是鱼。片面追求民主而忽视民生，民主不能促进民生的发展，这种民主终将丧失人民的支持，变得没有生气，失去活力，就如一坛没有鱼的水，再怎么搅和也会变成一坛死水，腐朽变质；而打着关注民生的幌子，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力，则更是历史的倒退，人民不光会丧失民主权力，发展民生也会沦为空话，人民就会如同离开水面被摆在案板上的鱼，任人宰割。即所谓离开民主求民生，则民生不可得；离开民生求民主，则民主不长久，因此可以说没有民主，民生终会倒退不可能进步；而不关注民生，民主就会失去支持，丧失生命力和存在的意义。　　

总有一些无知或别有用心的人说 “文革”不是民主，而是权力斗争和专制独裁的产物，事实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罢工、集会、游行”等“七大”权力为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在内的一切民主制度的基石。当人民的“七大”民主权力被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剥夺后，腐败、堕落、侵害人民利益就成为常态，民生凋敝成为必然，夸夸其谈重视民生只能说是欺骗。专制、独裁这两个词专属于践踏人民利益，涂炭人民生命，与人类良知为敌的人和集团，比如希特勒、比如美国军工联合体、比如美国共济会等。对人民民主，对统治集团专制，符合人民利益和历史发展潮流，却肯定为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拼死反对。毛主席总是把自己视为广大人民中的一员，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也总是高呼“人民万岁”，总是提醒我们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当身边跟着他打江山的高官重臣脱离人民，图谋高高在上，贪图享受，封妻荫子，作威作福的时候，他没有采取从肉体上消灭的残酷方式，而是采取人民批斗，人民夺权的方式给他们以教训，给人民以教育，教育人民“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应该有反抗”，这样的胸襟，岂是某些诋毁他的人所具备的。有史以来只存在着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专政，唯有毛主席领导的文革十年才在人类历史上改写过这样的历史，短暂的实现过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专政，也因此这闪现着人性光芒，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的十年，才会被夺回统治权力的统治阶级认为是浩劫、是黑暗、是灾难、是不堪回首的十年，必欲从人类发展史中去除而后快，这就是修正主义者上台之所以极力污蔑文革的根本原因。文革的形式只需要一次，但文革的精神却必定万古长存。　　

“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一种彻底的民主精神，是以“七大”自由和“批斗”为基础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实践，这种民主实践勾勒出人类民主未来发展的方向。“文革”的形式在美国是民主，在中国就是浩劫，这本身就是最独裁的结论，有序、文明、制度化的“文革”必将是人类民主的真谛。毛主席是人类史上唯一一位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实践人民民主的人民领袖，这种实践也许称不上完美，甚至存在很多问题，一如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不致讥笑蹒跚学步的稚童，一个不经历成长痛苦的人就无从感受成熟的快乐一样，“文革”十年是人类实践人民民主的第一步，但却是世界民主进步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大步。有民主保障，民生发展才有可能。　　

后记：毛主席是中国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迄今最光辉灿烂的思想结晶；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毛泽东精神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动力源泉。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不管是进行武装大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科学、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强国。革命和民主都只能是手段，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类大同社会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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