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及国内非官方媒体一直在质疑中国的“合法性”。起先中国人的第一感受就是“穷”，俗话说“人穷志短”，所以那时人家说你没有“合法性”，中国人就很容易相信。但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言论也越来越自由，这些喋喋不休的质疑声就显得“吹毛求疵”了。三十年的质疑把耳朵磨出了茧子，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最近两年世界上似乎风云突变，过去那些自称“制度优越”而喜欢指手划脚的国家闹起了经济危机，人们这才发现原来这帮人欠了一大堆债，债主们的心里突然打起鼓来：欠债人越来越老了，如果不赖债是不是能还得起。而原本认为制度很差的中国却稀里糊涂地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但奇怪的是，既便是这样，这些人质疑中国“合法性”的调子并没有降低，尽管自己的问题怎么解决还不知道，人家反倒要给你支起招来了。
当然，本人也是“辩证唯物论者”，承认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既便中国毛病多，外国的毛病也不会少，既然都有毛病，究竟谁有“合法性”那还真不好说。这两年可能是衣食无忧的原因，不知为何研究起与本职工作毫无干系的经济问题来，最近“党报”有人写文章说改革到了“关键阶段”，也有非官方身份的“精英”又恰在此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虽然没有人公开使用“合法性”这个字眼，但这个问题总是绕不过去的。现在社会的共识是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穷人多消费不起，所以过去一直靠出口，现在国际上闹危机，于是只得靠内需，但收入差距大内需又起不来，自然想到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怎么解决呢？精英们说收入差距大是因为“国企垄断”，而国企垄断是因为政府支持，怎么能让政府不支持呢？答案是“政治体制改革”，而现在一些精英造的舆论认为“小打小闹”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过去一直是“小打小闹”，所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就要大改，但凡要大改，肯定是你的“合法性”有了问题才要大改。你看，绕到最后还是躲不过“合法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有这么一种舆论，认为中国一直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没有“合法性”，甚至有人从经济的“合法性”还推论出政治的“合法性”。这个结论在国外以及很多非官方媒体被当作“普世价值”而广泛传播。但问题果真如此么？本人的研究却得出了否定的答案。这样看来，铺天盖地的舆论颠倒了“黑白”，这个问题还真要“说道说道”。
本人的研究是从思考七年前的那场“郎顾之争”开始的，正如政法大学杨帆先生所说的那样，“郎顾之争”的实质，就是有人质疑中国的“合法性”，这些人指责垄断国企和政府干预市场，认为私有化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理由是没有“产权”就没有“积极性”，而中国叫停“管理层收购国有股”，就是反私有化，因而就是反对“市场经济”，因而结论自然就是：中国没有“合法性”。
这种所谓的“产权”逻辑很奇怪，老板有了“产权”就有“积极性”，那员工没有“产权”就应该没有“积极性”才对，只把“产权”分给老板，到底是提高“积极性”还是降低“积极性”呢？逻辑矛盾！其实说到底不就是经济收入么？给老板高工资难道不一样提高“积极性”？企业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不也是涨工资么？说白了，还是嫌便宜占的还不够罢了。杨帆先生将偷国有资产比作“包二奶”，而将私有化比作“二奶扶正”：“你包二奶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但就是不能扶正！”这个比喻很妙，也十分的恰当。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既然你认为偷偷“包二奶”不好，却又装聋作哑，而人家要扶正你又不答应，这不是“口是心非”么？提这种问题的人，要么是真糊涂智商有点低，要么就是装糊涂。不答应“二奶扶正”是因为它没有道理，而“装聋作哑”是因为还没找到更好的办法，只得先暂时“装聋作哑”。“装聋作哑”并不代表“包二奶”就“合法”。这个道理应该是很清除的，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然后才能谈方法或手段问题。限于篇幅，手段和方法问题只能以后再讲，今天只讲“合法性”问题。
去年《世纪大讲堂》的一期节目请来了拥有牛津博士头衔的北大著名经济学教授张先生，他演讲的中心思想就是试图论述“市场逻辑”的“合法性”。其观点的大意为：“市场逻辑”要满足客户需求才能交易，因此必定为社会创造价值，而“政府干预”、“国企垄断”是强买强卖的“强盗逻辑”，它们虽然是“合法的强盗”，但是因为不创造价值，所以不具有“合法性”。
张先生观点的偏颇之处，还不是犯了“公正客观”学者所诟病的“意识形态化”错误，因为张先生用贬义词把过去的计划经济做法比作“强盗”，而将自己主张的“市场逻辑”却用中性词叙述，有失学者应该秉承的公正和客观。但这还只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基本理论和概念的错误。
首先，“市场逻辑”的缺陷之一，是它与过去的计划经济犯了同样的“理想化”错误。计划经济把管理者视为既“道德高尚”又“智力超群”，如果这是真的话，当然计划经济就很完美。但实际上管理者的道德并不像百姓想像的那样高尚，而且智力也不超群，所以计划经济就很难搞。同样的道理，“市场逻辑”同样要看经营者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道德水平低，不但创造的价值少，还可能不创造价值，甚至把别人创造的价值据为己有，还要为自己立牌坊，对外宣称是自己创造了价值，反而贬低创造价值的人是“笨蛋”。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市场逻辑”是“骗子”最好的生存土壤。如张先生所言，是有“合法的强盗”，但同样有“合法的骗子”，而且“骗子”的数量比“强盗”好像还多很多，甚至可以说比比皆是。一次朋友一起吃饭有人说，现在的广告绝大部分都是“骗子”，因为它只讲优点而不讲缺点。如果用这位朋友的标准来衡量，可不是“骗子”要比“强盗”还要多很多么？而且他们与张先生诟病的“强盗”一样，都是“合法”的。上个月CCTV就播了一个法制节目，一个女人利用“闪婚”骗取大款的财务，最后律师说：“没有办法，这女人的行为不构成犯法”。很奇怪的是，与张先生有着同样观点的人总是看不惯中石油之类的“垄断国企”，但对国际铁矿石集团的垄断却视而不见，难道“垄断”还有好坏之分？就好像生在“市场逻辑”国度里的垄断者就天然具有“合法性”似的。
“市场逻辑”的真正病根儿还不是上面所说的逻辑混乱，而在于其本身就是“伪理论”。价值原本就是由劳动来衡量和创造的，一位姓马的德国经济学家早在百年前就告诉大家了。但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有人发明了“新理论”，说“资本”也创造价值。理由据说是缺了“资本”就无法“创造价值”。不错，人们天天都在使用“资本”，比如机器、厂房，但问题是“资本”就是劳动造出来的，还不是劳动创造的么？完全是多此一举！一个既无思想也没有智慧的东西怎么会创造价值呢？本人研究发现，“资本”创造价值的“奥秘”原来是有人用“金钱的力量”制订了一个规章制度：强制规定“资本创造价值”。其实这与张先生诟病的“强盗逻辑”是一路货，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它可能并不劳烦警察大人直接出面，而用“无形的手”来惩罚你：你不同意，你就可能“下岗”，或做不成生意挣不到钱。后来不知哪位高人又修改了规章制度，加进了“土地也创造价值”。其逻辑是同样的荒谬，世界上还有许多东西，一旦缺少了它们同样不能创造价值，比如阳光、空气，为何不见他们说这些也创造价值呢？是因为人无法控制太阳和空气，控制不住那就是大家拥有，如果规定它们创造价值，控制“资本”和“土地”的人分到的好处就减少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规章制度”大多都是在“大款”主导下制订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张“市场逻辑”的人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反“独裁”者，如果“大款”既当裁判员来制定规则，又做运动员参与做买卖挣钱，与“独裁”还有什么区别呢？
“资本”和“土地”根本不创造价值，但这些人制订的“规章制度”却很迷惑人：“不是我说了算，是市场说了算”，所以除了工资和原材料以外，剩下的都是它们创造的价值。按照“市场逻辑”的解释，由于市场上的交易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此是“公平”的，所以资本和土地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合理合法”的。
“市场逻辑”的诡辩之处是将“骗子”与“诚实劳动”捆绑在一起，你要说市场中有“骗子”，他就可以反说也有“诚实劳动”，拿“诚实劳动”的人做挡箭牌，掩护自己背地里做“骗子”。如果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能卖出去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样的荒谬逻辑，这与“只要分数高就一定是人才”的逻辑如出一辙。选拔一个人才，除了“分数”，好歹也还要看看其他方面，而“市场逻辑”其他方面统统不看，只看你能不能“卖出去”。如果社会只认“市场”一个标准，那人们就必然挖空心思把东西“卖出去”，不管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只要能钻法律的空子，甚至既便违法，只要没被抓住就是好样的，就象前边提到的骗婚女人那样。当然，市场上的确有踏实工作而真正创造价值的人，但“市场逻辑”却无法区别到底谁创造了价值，因为“骗子”和劳动者都被“市场的逻辑”认可了。市场既然无法区分“诚实劳动”和“骗子”，那么“市场逻辑”的“合法性”我不知道在哪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市场的逻辑”比较，计划经济的逻辑反倒具有“合法性”，而世界的精英们却在大力宣传“市场逻辑”。当然，推翻了“市场逻辑”的“合法性”，不是说就必须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这种“非黑既白”的逻辑正是中国争吵了几十年也没争出个所以然来的重要原因。计划经济的理论具有“合法性”，但不意味着就可以立即实现，因为理论的实现是有条件限制的，条件不具备就只能采取“次优”的变通手段，比如“市场”就是一个“次优”的手段，它不过是由于人们的智慧不够，出于无奈而采用的一个手段而已，不但上升不到理论的层次，甚至连“逻辑”都算不上。理论与方法的矛盾其实是十分常见的，我很纳闷精英学者为什么都认识不到。我们随便就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举出很多例子，本人的一个朋友移民国外，有一次回来对我说很看不惯联防队员的“痞里痞气”，我说没办法，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管得住违法的人，你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绅士”来管，他管得了么？谁都知道文明人好，但在这个场合不中用，因此只有选个“次优”的“痞子”去管。但“痞子”毕竟是“痞子”，不可能成为“绅士”，不能因为我们启用了“痞子”，“痞子”就变成了“绅士”，也不能因为倡导文明就不用“痞子”。这个道理并不难懂，我想以精英们的智力不应该不理解。要不要“绅士”是理念问题，而用不用“痞子”是方法问题，有了正确的理念，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把“痞子”错认为“绅士”，就颠倒了黑白，理念就错了；而硬要用“绅士”管违法，就会越管越乱，方法就错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难道不是同样的道理么？攻击计划经济的“右派”往往就是搞不清“理念”与“方法”之间究竟是怎么个关系，当然“左派”有的人也是这样。多年前本人去了北京某大型国企做技术咨询，正赶上厂内举办职工歌咏比赛，党委书记大概是为了政绩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否则扣发奖金！这个事情如果右派来评论，就会指责这个活动就是个“错误”，而实际上歌咏比赛是个好事情，问题是书记的方法不对，不是因为职工不喜欢唱歌，而是觉得“扣发奖金”对他们不尊重。这是书记的方法不对，而不是歌咏比赛不对。说到改革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计划经济的理论没有错，错在中国目前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只能采取“次优”的市场手段。如果从理论上来说，不是计划经济“不合法”，反倒应该是市场经济“不合法”。
现在有些人把“理论”和“方法”对立起来，只要没有禁止“包二奶”，他就要“二奶扶正”。这就陷入一个荒唐的逻辑中，因为“正”的只能有一个，“二奶”如果扶正，“正房”就必然“非法”。而实际上“正房”才具有“合法性”，整个一个黑白颠倒！
其实“普世价值”发扬光大的国家，许多制度的“合法性”都是令人质疑的，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比如国内有人总是“污蔑”中国的教育，我看西方的教育也不怎么样，基本逻辑思维都有问题的人不也能拿牛津的博士么？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教育就比中国好呢？主张私有化的理论基础，就是“市场逻辑”的“合法性”，既然“市场的逻辑”也不具备“合法性”，中国的“合法性”质疑也就是无稽之谈了。正如杨帆先生说的，如果“二奶”扶正，无异于为婊子立牌坊。最后还是借用杨帆先生的话：“二奶”可以搞，但就是不应该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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