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喉舌频频发音，佐利克在北京发布了《中国2030》报告。该报告指出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该深化改革，提出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减少国有企业对经济的控制，增强劳动力流动性，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等改革政策。长达468页的研究报告确实体现出世行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风范。恰逢“两会”，代表委员们也纷纷对深化改革建言献策，方面大员借此平台推销改革经验。一夜之间，市场化、私有化再次成为热乎乎的关键词。
三十年来的风雨兼程，确实是让中国变了大样。GDP全球第二了，世界首富榜上中国人的名字多起来了，各大城市都是高楼大厦，酒店迪吧，奔驰宝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神州大地旧貌换新颜，可以妥妥帖帖的用上主席的词，“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即使取得的成绩举世震惊，即使维稳的经费使劲儿得涨，不论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南粤百姓，还是世界屋脊上的虔诚信徒，民众的骚动似乎也抑制不住了！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不改革的危机”。那改革要往哪儿深化呢？世界银行的报告主张恐怕是深化改革的确切所指吧。扩大市场化领域，完善私产保护制度，加快重大央企的私有化进程……这一系列主张延续三十来年的思路，的确是名符其实的“深化”改革。
先有改革然后再有深化。我们曾经在改革的总设计师“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思想的指导下实施的许多政策，是不是应该在深化之前做一番实事求是的、辩证的总结呢？快马加鞭走了三十多年，我们也该解下马鞍，让累坏了的马喘喘气了。养足了精神，看准了路，然后再精力十足的前进，岂不更好？正如“不完美的改革”一词说明的一样，咱们这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还真有“不完美”之处。
世行报告的焦点是银行等国企私有化，咱们就从国企改革说起。在“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进程中，不少官员利用改革变卖、贱卖国有资产的行为早已为世人所知。通过廉价甚至非法渠道获取国有资产的商人没有了传统上国企承担的职工福利包袱，轻装上阵，成为了响当当的民族企业家。下岗的国企职工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驱赶到了劳务市场。在下岗风波中有多人重获新生？又有多少人开始了老来无依、夫妻无靠，子女无路的余生。广受欢迎的《钢的琴》咱不能白看，咱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谈深化改革之前，是不是应该去调查调查下岗职工的生活，尤其是对那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洒过热血的老职工是不是应该格外关注？进一步的讲，传统国企创造的财富（这应该包括对职工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方面的福利支出），与现在“剩余索取权”明晰的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当然要考虑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骗税等因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统计比较？以此判断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所拥有的财富多少是改革“再分配”所得，多少是所谓的“企业家才能”报酬。
我们再来看看“二代社会”。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的推销员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以资金换权力等理论鼓动传统官僚及家族向现代市场进军，以减少改革阻力，推动私有化改革。其结果就是官僚集团对中国经济资源的瓜分。这个群体一方面延续其政治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掌控国家经济命脉，这可是官僚资产阶级啊！短命的民国不正是毁在他们手中吗？既然现在又走回去，不会是所谓的“否定之否定”吧！那些暴富的民营企业家呢，他们利用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漏洞，依靠官商勾结积累资本并一夜暴富。由于其财富很少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的，资本的肮脏和血腥在他们这里体现的淋淋尽致。靠犯罪、厚黑发家的历史不可避免的导致他们“为富不仁”。即使道貌岸然的到处宣扬其成功学，我们也可以从三聚氰胺、毒奶粉等事件中看出他们的邪恶，而其二代们的猖獗更让社会充满焦虑！再看“工农二代”，市场化的后果导致优势教育资源大都市集中，大都市里再向“贵族学校”集中，教育资源的畸形分配让“工农二代们”输在了起跑线上。本来一小部分人可以依靠“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方式争得一张书桌，却已被近些年以素质教育的名义推行的推荐制度、加分政策给挤了出去。好不容易读了大学，他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其结果不过是眼馋着老板奔驰宝马小蜜小三，而自己想当房奴当不成，洞房之夜也无期。徒以穷忙族、蚁族、屌丝之称谓自嘲。
私有化运动一方面推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造富运动”，造就出一批颇有欧美范儿的市场和官僚精英，另一方面是制造出乌泱泱一大批剩余劳动力和产业后备军。“二代”现象反应的正是这对矛盾体引发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结果是，城市里公共基础设施供过于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求无所供的现象并存，针对富人阶层的豪宅、别墅、教育、医疗、奢侈品牌供过于求与穷人所需的住房、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并存。东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剩余与西部地区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文化濒危的现象并存。而众所周知，这种结构性矛盾是不能靠市场来解决的。在阶层隔阂不断加深，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今天，世行推出这个报告注定是不受中国的劳苦大众欢迎的！
那为何主流知识精英却为此击鼓呐喊，而且隐射改革存在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呢？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改革开放中摆脱了“臭老九”的卑贱地位，结束了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悲惨”改造生活。作为官僚政客、豪商巨贾的座上宾，他们当然需要为雇主卖命了。试想，以私有化的名义把本已控制了的国企变着自己的家产，拿点残羹冷炙寻找政治上的代理人，催促其颁布严格的私有产权保护法，通过俘获政府间接掌握国家机器，为其私产护驾，为其扩张保航，再给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一点残渣，让他们去为这种现象做点粉饰和宣传工作。这可是他们的雇主梦寐所求之美事！言必英美的主流知识精英，他们当然知道英美诸国资本操作政治，权钱联姻的事实，也能看出以自由和民主为名的沙漠征服活动，其实是军火商和石油商的资本扩张。对阿拉伯世界所举的“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玩的本是我国古代“清君侧”的把戏。对国内民众的自由与民主承诺，不过是通过选举等形式让民众出出气，发发火，完了该干啥就干啥！它是改变不了权钱联姻，内御民外攻伐的本质的。但知识精英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依附于权贵生存。“学成文艺武，货与帝王家”正是其生动自白。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买主还多了个企业家。只要认识到他们的本质，我们就不必对他们的惊世之语感到意外。最近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对明文规定、前例昭昭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喊冤叫屈呢，其背后能说不是大批的资本饥渴者和囤积了大量赃款的奸商掮客？
且把目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实践。上世界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搞得不可谓不壮观：撒切尔铁娘子在英国大动干戈，叶利钦总统也在俄国跟着起哄，英美许多新自由主义斗士不辞辛劳赴东欧诸国出谋划策，各种“着陆计划”层出不穷，在充满拉丁风情的南美大陆也搞得如火如荼。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东欧的所谓“转型经济体”仍然没有什么起色；俄国匆匆结束了叶利钦时代，换之以普金的权威政治；而那南美大陆，查韦斯、莫拉莱斯、卢拉在中下层群众的支持下纷纷左转弯！面临这些重挫，即使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在反思，有人忙于修订模型，有人正在为自己寻找替罪羊，有人提出笼统、模糊的“社会资本”概念予以辩解！曾经风光一时的“吴市场”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改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现在也只敢提提“民主社会主义”罢了。
友邦之鉴未远，腠理之疾已隐隐发作！此时此刻，忆昔追亡，明辨得失，深谋而后定，本是国民理性成熟的表现。为什么曾经追求人类彻底解放和自由的共产主义运动纷纷变质、变色，三十多年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催生的阶层隔阂、两极分化又该如何应对？这些年的中国，不论在朝在野，在学在商都已断断续续的思考着、争论着。圣人每日“三省吾身”，荀子主张博学而参省乎己，以期智明而行无过，《易经》也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我们真的应该借此深化改革之无眠前夜，仔仔细细的反思过去的历史，对这三十年多年、六十多年、甚至辛亥革命一百年来的经历进行认认真真的“再思考”、“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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