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和钦：党政干部应清醒认识改革中经济机制演变的趋势
据讯，国务院正在紧锣密鼓制订“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能源、电讯”等领域的实施细则，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人民日报》评论部配套发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号召要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来闯“垄断行业改革”关。又讯，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到了北京，于2月27日发布一份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2003年的中国》，以“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营运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迹象表明，在国内外大气候小气候的联合作用下，主导中国改革的政府高官正在组织新一波私有化浪潮，其对准的直接目标，就是现时仅剩的公有制的支柱产业。
我国目前公有制资产已不到国民经济总资产的三分之一。改革以来，改革的主导者对公有制经济实行的方针，总体来说是退的方针，“退个够”。先是“允许”外资进入，民间资本可办小企业，再退到“公有制为主体”，再退到只要“控制力”，再退到不提“控制力”，攻坚“反垄断”。这致使目前仅剩的不到三分之一的公有制产业，已不是数字的“主体”。至于“控制力”，因现在公有制支柱产业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铁路、能源、电讯等），大概表面上还在公有制方面。为什说只在表面上呢？因为公有制企业受外部私有资本市场的影响，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同志式关系”已逐步丢失，已成为一种病态的公有制企业。但其受公有产权的制约，恢复健康管理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怎样评价“退”的方针？如果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角度去思考，“退”在某种情况下也许是有积极意义的。红军时期，毛泽东领导红军打仗，就有“敌进我退”，“敌退我追”。还有一种说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走是为更好的打”。现在，公有制经济已退到了退无可退的险境，再退，就是公有制经济的全面解体。这种退，这种“走”，那就不是为了“打”，也就变成了逃跑主义、缴械投降。那么整个改革中的退，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社会主义经济退到这样的险境，我们要那些对劳动大众没有丝毫同情心、已丧失了工人阶级立场的党政干部警醒，已不起作用了。这时候，他们反而在激动地憧憬自己个人致富的新机遇呢。问题是，有相当多的党政干部在思想上仍处于糊涂状态。他们被宣传多年的改革“理论”搞迷糊了，即使处于当前的险境也还在想：“不过是向民资再开点门嘛，风险大概有，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我想对这些同志大喝一声：醒来吧，理论要联系实际，重点研究分析一下改革中经济机制演变的趋势吧，再不作点深层次思考，哪一天自己突然变成了市场上的失业者，还不知所以然呢！
我国自从进行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后，为什么公有制经济兵败如山倒？如果仅从“效率”、“腐败”等表面现象去找原因，那就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有深入观察以GDP为最高标准主导下的国民经济内部经济机制演变的趋势，才能从根本上认清我国经济目前的处境。我们搞所有制结构改革，无论是作手改革前还是在改革进行中，都没有对公企、私企混合相处以后经济运行机制将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观察和研究。所谓公企的“低效”和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的利益激励机制在社会无序消费的背景下并存的布局自然促成的。
私企的激励机制，主要是私人资本股权激励机制。资本投资的利润完全归资方个人独占，他能花高价收买企业高管监督工人劳动，工人除出卖劳动力完全没有任何权力，工资只能按市场劳动力供应情况压到最低。而公企的激励机制是劳动激励机制，即按劳分配。企业管理层同工人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因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同志式关系”。分配实行多劳多得，高管和工人的工资不应相差悬殊。
两种激励机制孰优孰劣？须作具体分析。从私资股权激励机制而言，在短期内和企业内部，是有较高的效率的。但资本家独占企业利润，工人被迫做牛马，在企业内部就撕裂了人群关系。在资本家对外高喊“自由”、“平等”的同时，对内却合法地实行资本专制。私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把社会道德禁固在丛林法则的兽欲层面。从长期来看，独立私人资本无节制的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危机和金融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操控。
劳动激励的优点恰恰是对私资股权激励弊端的否定，它促使公企职工站到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为发扬他们主人翁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提供了经济平台。至于效率，关键看是否创造使劳动激励机制健康运作的环境。在计划经济年代，企业干群同心同德，以主人翁的精神从事不同岗位的劳动，石油战线形成了“铁人精神”，航天科技战线形成了“航天精神”。正是劳动激励机制比较健康的运作，我国才用较短的时间奠定了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历史已充分证明，劳动激励机制在适宜的环境下，是能够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的，效率远胜过私资股权激励机制。而从长远看，实行劳动激励的经济体能避免两极分化和无政府的经济危机，能避免金融寡头对社会的操控，更是代表了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方向。
当然，劳动激励机制也有脆弱的方面，即它需要体现劳动者联合意志的国家保护。如果国家不体现劳动者联合意志了，不承担保护劳动激励机制的职责了，让公私两类企业、两种机制在市场上自流，劳动在资本面前就即刻跌落为附庸。劳动者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奴隶，是劳动者的联合达到了掌握国家政权的程度，劳动激励机制才有了公企的平台。而按劳分配的具体运行，还要求国家履行对职工工资平衡式调控的职能。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个全国性概念，劳动激励机制也是一个全国性概念，它要求公有制“体制内”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政府机关管理人员工资，必须以企业工人劳动激励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统一平衡调控。国家放弃以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为参照系平衡调控分配的职能，必然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紊乱而致使劳动激励机制走向瘫痪。所以，公企生产和私企生产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私企老板的个人竞争，只要求政府订竞争规则，以便在私企内部搞老板的个人专制，它要求国家的保护是一种掩盖型的保护，美其名日“大市场，小政府”，以“只订规则”的原则来确保和掩盖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专制权力。而公有制要求的国家保护，是一种显型的保护，它明确要求国家体现劳动者的全国性联合的意志，明确要求政府以企业工资水平为参照系调控体制内分配，保证劳动激励机制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性运行机制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轻率地套用“小政府”原则是十分有害的。
在中国进行的改革中，不能说领导者一开始就要放弃公有制经济的大片阵地，但错觉、盲目、瞎闯，造成了公、私企业的特定布局，不得不使公企内部的劳动激励机制大片趋于瘫痪。
改革之前，我国农业多年丰收，农民的生产生活基本上是较稳定的。但领导者过分夸大农村生产、生活的危机，突然地一次性对农产品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引起城市居民口粮、肉食、蔬菜等大幅度涨价，倒逼城市职工多年追涨工资、奖金。国家财政连续多年主要投向居民消费，打乱了城市企业（此时私企极少）成本投入的平衡体系，成了公企亏损漫延的强大推手。农民的生活是改善了，居民粮食、肉食和日用品供应是丰富了。但公企厂长为发职工工资、奖金、退休金年年发愁，月月发愁。公企的剩余价值，超限度地以日益上涨的工资、奖金、退休金等形式转向居民消费和农民。这里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和公企隐性利润(指还没有形成产后利润,而在生产过程中就被迫用于涨工资了)超负荷向农民和城市居民消费转移，另一方面，庞大消费形成的赚钱机会，最后都被私企接收了。我国原来重视重工业、军工企业的生产格局，无法吸收突然膨胀的城乡消费热潮形成的巨大财富流。这一巨大的财富流最早是大量地流入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造成乡镇企业的所谓“异军突起”。90年代价格全部开放后，乡镇企业纷纷“摘红帽子”，成了最早产生的一批私企。另外，城市有人通过“官倒”敛财、经商积累等途径又新增了一批私企。这些私企及同期大量引进的外企都装开大口，吞噬了公企隐性利润转成居民和农民消费后形成的财富流，使它们在短短几年间一跃成为同公有制资产相对峙的经济群体。说到底，实际上国家财政的大举措，客观造成了公企生产困难连连，同时也培育了私企的产生和壮大。
接下来，在私人企业相当壮大的情况下，改革的领导者又贸然把带病的公有制企业全面抛向市场。国企经营自负盈亏，职工工资完全同国家财政脱钩。由国家财政发工资的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在纠正“体脑倒挂”、“尊重人才”、“高薪养廉”等口号下，继续不断涨工资，致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一般国企工人的工资水平。国家财政远离企业劳动激励所要求的参照系运作，进一步强化了国企职工涨工资的欲望。当时舆论只批评“工人盲目攀比”，而不反思这是盲目的财政政策倒逼所致。这时，原来由计划调拨的原材料也变为全由市场定价，又提高了原材料成本。“人头费”、原材料费的双重压力，使众多国企难以走出负债经营的困境。而新崛起的私人企业，工人的工资可以任意压到最低，不搞或很少搞劳动保险，偷税漏税又很普遍，加上外部高消费创造了大好赚钱的机会，私人利润来得很是方便。改革进程使国企、私企出现了这种客观的布局和状态，自然引发了人们心态的变化。国家高层按GDP第一标准看问题，对一大批多年负债经营的国企，自然产生了甩包袱的思路。而下面的国企厂长或承包人，早就被企业工资、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自然把目光投向周围屡受国家表扬的私企。两种处境一对比，他们中不少人不得不想：“私企的管理多好啊，要降低成本，想开除工人就开除工人，想压低工人工资就压低工人工资，最后企业利润还全部私得。与其在国企受活罪，何不凭我能力当老板，既赚大钱，又得表扬！”国企上下这种心理，正是改革领导者实行“抓大放小”战略的社会基础。这一战略，很快就造成了全国几乎所有的中小国企一卖了之，3000万工人下岗流离失所。国企资产一下子跌落为较私企资产的少数地位。
以上公有制企业兵败如山倒的历程说明，私企私资股权激励是公企劳动激励的毒剂。在两种激励机制混合并存，国家财政政策脱离劳动激励机制制约的情况下，公企劳动激励机制接受毒剂走向瘫痪是不可避免的。全国几乎所有集体的、广大国有的公企都是一朝坍塌，难道不是劳动激励机制因中毒而瘫痪造成的吗？这种格局逼着书记厂长都去当老板，庞大的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就如此一朝溃散。
现在，改革的领导者又在“反垄断”的口号下，对仅剩的国有支柱产业“攻坚”、“政制”，把私资股权激励的毒液注入公有制经济微弱的心脏。所谓“反国企垄断”，表面上是诉求“公平竞争”，搞“大市场，小政府”，实际上是要政府放弃对国企劳动激励机制的显型保护，强化对私企资本专制的隐型保护，搞极不公平的破坏性袒护。在这种偏私袒护下，政府财政将进一步远离国企劳动激励机制的制约。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引毒之门一开，支柱产业的劳动激励机制将随着毒液的扩展必将走向瘫痪，新一个逼书记厂长当老板的布局又将做成。那时，国有支柱产业又将一朝坍塌。共产主义的经营家在中国将没有活动的经济平台了，中国要迎来资本专制的黑暗时代。
处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一切担负着重大历史责任的党政干部，难道不应该警醒吗？人民已发出了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强烈呼唤，难道你们就听不到吗？
反对极端野蛮和黑暗的资本专制！
工人阶级的解放万岁！
2012年3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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