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到“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从“杀开一条血路”到“顶层设计”，今年的“两会”前夕，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社评文章。　　

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被称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邓小平去世十多年后，现在又提出了“顶层设计”？人们不免疑问，难道邓小平理论不足以指导中国的改革？是否要终结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地位？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到北京，在钓鱼台国宾馆发布了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方才揭开了“顶层设计”的神秘面纱，解开了国人心中的迷团。原来，佐利克就是“顶层设计师”，《2030年的中国》就是“顶层设计”书！　　

金融危机的阴霾依然笼罩在华尔街的上空，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然而，就是这位“共济会”成员，前美国政府外交顾问、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贸易代表以及副国务卿，高盛副总裁，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参与者，“遏制”中国战略的主要操盘手的佐利克，不去化解美国的金融危机，不去帮助美国政府平息占领华尔街！却肩负拯救中国十四亿人民的使命，怀揣《2030年的中国》的济世良方，不远万里，飞赴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如此——不将佐利克称之为“顶层设计师”也难！　　

“顶层设计”原为建筑学术语，引申到社会学中，具有从源头上、根本上设计的系统工程的理念。既然是“设计”，就不仅要有理论指导，还要有设计的目标，时间与路线图。虽然，在《2030年的中国》中，人们既没有看到浩瀚的数学演算，也没有看到深邃的哲学思辨，更没有看到慎密的逻辑推理，主旨仍然是“改革”，骨子透出的却只有六个字：市场化与私有化，国有银行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然而《2030年的中国》审视了中国2030年之前所要面临的经济机遇和挑战。设计的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时间跨度是20年。设计者是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与改革研究会，全文洋洋洒洒468页。如此——不将《2030年的中国》称之为“顶层设计书”则更难！　　

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目标，《2030年的中国》设计的路线图为，第一，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基础；第二，加快创新步伐，建立开放而融入全球网络的创新系统；第三，抓住绿色机遇，应对环境挑战并实现待续增长；第四，在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确保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第五，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的可持续财政体系；第六，在更大程度上与全球经济融合，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使中国与世界形成长期稳定的互利共赢关系。　　

西方人教授中国人，历史上并不鲜见，明清时期，就有意大利的利马窦、德国的汤若望、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父母等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来释疑解惑，然后就有了鸦片战争，就有了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屡战屡败。美国人帮助中国人，也是不足为奇的。毛泽东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蒋介石溃败大陆之际，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虽然，美国极其大方的支持了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也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了西方的洋设备，然而，终究落得一个经济上衰落破败，政治上众叛亲离，蒋介石也逃到台湾去了！　　

中国人学美国，亦已不是首次了，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李鸿章、曾国藩就在全国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大肆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迎回来的是八国联军的铁蹄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从支持蒋介石到出兵朝鲜，从军舰开到台湾海峡又到出兵越南，从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较量了几十年，对峙了几十年，对骂了几十年，封锁与制裁了新中国几十年。虽然，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跑到中国来，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然而，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后，美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颠覆中国社会主义的图谋，从来就停息指责中国共产党不讲民主，缺少人权，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台湾出售军火，一直没有忘记过支持中国的“藏独”与“疆独”势力，一直没有忘记在中国海域耀武扬威，一刻也没有放弃过肢解中国！　　

《2030年的中国》是18个月前，就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批准立项的，让人们不解的是：难道佐利克比中国的“精英”更了解中国的国情？回答是否定的！28日上午，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佐利克还感谢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现主任李伟，副主任刘世锦等中国官员们对这一研究的发起和指导作用。感谢他们为如何使《2030年的中国》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务院发展与改革研究会的官员们分明比佐利克更了解中国的国情，否则，还有什么资格对《2030年的中国》做出指导呢？　　

中国有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国务院有专门从事社会发展与改革的研究会，有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一年一度的专门商议国事的“两会”,难道这些组织机构都是尸位素餐？难道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之流的经济学“精英”皆为酒囊饭袋？难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是人民养育的食客三千？——这是不可能的！君不见，在“特别是”的年代中，中国的“精英们”左一个“创新”，右一个“攻坚”，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走到了今天，我们伟大的“精英”是功不可没的，是不可亵渎的，我们神圣的代表与委员也是不可玷污的！　　

然而，铁一样的事实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国的“精英”们不灵了，认孬了，认怂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自信心，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了！请来了资本主义的和尚来念社会主义的经！这个佐利克，莫非真的怀有经天纬地之才？　　

邓小平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说：“我们有优势，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改革开放前，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97﹪，工业人数的63﹪，工业总产值的86﹪。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3﹪，人数的36.2﹪，总产值的14﹪。1980年，我国有公有制企业四十万家，（不含乡镇企业）1985年，公有制经济总量占整个国民经济的90﹪以上。1987年，中国有公有制企业职工一亿人，（数据来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356页、第3卷138页、216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去世后，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改革教”以“濒临崩溃”而“抓大放小”，进行了私有化的“改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目前，仅存一万多家省级国有大中型企业，一百多家“央企”。私有制经济占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70﹪以上！虽然，邓小平设计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已不复存在。然而，对于做大做强的国企，则以反“垄断”的名义瓜分与绞杀！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邓小平理论中，不仅从来没有“改制”与国企“垄断”的概念，而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执政的优势。中国的改革又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请美国人来共商瓜分国企大计？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我们不妨从国内与国外两个方面分析《2030年的中国》出笼的政治与经济背景。　　

内因方面：私有化的改革，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了新资产阶级，腐败态势日益严峻，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族矛盾日益增多。近年来，党内的健康力量、日益觉醒的知识分子、人民群众要求反思改革，复兴社会主义的呼声此起彼伏。特别是重庆模式的崛起令“资改派”惊慌失措，由此，党内的“改革教”们也深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日益突显，释放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的强烈的政治信号，然而，不仅遭到了人民的强烈的质疑，也受到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否决，“改革教”们深知：贸然强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风险，且无从下手。但是，如果不能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抢抓先机，不但“政改”目标将成为泡影，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也必将遭受问责，如此，“改革教”们的政治生命与既得的经济利益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还是要从经济上下手，彻底搞垮国有大企业，让中国共产党失去执政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外因方面：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时，中国只有7户进入500强之列， 2011年，有38户“央企”进入世界500强，并有3家进入了前10名，可见，中国的国有大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将打击目标对准中国企业》一文。该文指出：“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这些企业不仅在中国，也在全球竞争中正对美国公司造成沉重打击。”，美国经济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在经济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的资本集团早已觊觎中国的大型国企，对中国的市场垂涎三尺，如何才能分得中国市场的“大蛋糕”？如何才能将中国的大企业融入到美国资本集团的垄断？只有商业化，美国才能将资本输入，才能从中国的大企业中分得一杯羹，因此，《2030年的中国》最热辣的建议是“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2030年的中国》设计的路线图，国内的权贵势力及其“改革教”则达到了保护既得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彻底私有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美国政府则达到了巩固资本集团在全球的垄断地位，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的目标，由此，双方的需要不谋而合！　　

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为了消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的“精英”们是如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改革开放后，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精英”就想到了从修订辞书下手。但是，直接由中国人“修改”太露骨，人民难以接受。于是，就以“文化交流”的名义，由中美两国的“精英”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涉及中国的词条由美中双方“协商”解决。1986年，这部“中美合编辞书”在中国出版后，中国《辞海》的主编夏征农发表《公开信》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于是，经过1989年，1999年，2009年的每十年一次的“修改”，1979年版的《辞海》中关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不是面目全非，就是销声匿迹了。　　

难道瓜分了国企就能和谐，难道私有化就能高收入？实在是天方夜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们向老百姓抛出了多少的绣球？从先富到共富，从民主到法治，又有哪一个绣球抛到了人民的怀中，中国的“精英”们早已声名狼藉！为了推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制定行政措施。不言而喻，看起来，《2030年的中国》名为经济改革的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个佐利克，怀揣一条白绫，手抓一服砒霜，借世行的名头绞杀中国共产党，勒死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开门揖盗”，说的是三国时代，江东的孙策遭了暗算，重伤而死。他的弟弟孙权年幼，天天啼哭，无法处理朝政。大臣们劝说没用，都很着急。谋士张昭对孙权说：“现在天下大乱，豺狼满道，如果你只顾悲啼，不理国事……这好比大开着房门，拱着手把强盗请来，必将自取其祸。”孙权觉得说的对，马上换了朝服，登朝理事，视察军队，安定了军心、民心。　　

中国的改革是要“上书”的，如果中国的当权者们执意要吃佐利克的“毒药”，执意要套进佐利克设计好的绞索，如此，百年以后，“开门揖盗”就有了新解：“邓小平后来的继任者们背离了邓小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指导思想，当私有制经济占取了主导地位后，由于内鬼与外贼的里应外合，瓜分了国有大企业，使中国共产党彻底丧失了执政的经济基础，成为了美国的附庸国，瓦解了中国的国有经济，葬送了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了共产党的领导”！　　

邓小平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乞求洋人定国策，毛泽东没有过，邓小平没有过。此为破天荒的第一次！佐利克，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　　

二0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参阅文章：驳“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2-02-28/9392.html　　

邓小平理论与“顶层设计”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2-02-25/9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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