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实际上进入20世纪初，自帝国主义形成之后，中国已经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如毛主席所说：“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

    以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还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其本性就是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手段追求资本的增值，追求本阶级或者大资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外表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倾向，用对外侵略来缓和内部危机。而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同样是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们倾向性的选择是屈膝投降，与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共同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反抗，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如果要与国际垄断资本对抗，并取而代之，其风险太大。于是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有很强的卖国性、买办性，无论你是分析汪精卫还是分析蒋介石，都是如此。即便是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买办性也往往占主要方面。因此，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卖国主义的，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民族复兴使命的完成往往需要更多地动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这样爱国主义的旗帜主要由无产阶级扛起，于是第三世界的爱国主义便天然地和社会主义亲缘。

    第三世界大国那些脱离人民、压迫人民的统治精英，无论是官僚地主、是宗教神权还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都只能是卖国的奴才。而这些国家的周边小国，则有可能依附在西方帝国主义身上走向帝国主义道路。比如，英美系帝国主义一直有扶持日本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所以日本一直没有遭受清朝中国那样极端残酷的侵略，而日本明治维新则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乃至1931年918事变，其背后都是英美势力。日本实力膨胀后，也想摆脱英美的控制，于是联合德国挑战英美霸权妄图迅速统治世界，但被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所阻击，最终在美国原子弹的威力下最终仍然转了一个圈成为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又成为继续对英美势力抗苏联和中国的棋子。同样中东的以色列也是类似角色。可以说，自帝国主义为统治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没有一个大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复兴，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如果不是英美用之来遏制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可能成为二等和三等的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中国本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是由工农大众及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同样，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不能依靠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生存动机的资产阶级，这个任务仍然只能有工农大众及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建国前三十年，中国工农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初步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各个工业领域都掌握了一定的核心自主的高新技术，其中两弹一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等项目就是典型代表。